1214年7月27日，礼拜天，这一天人们本应放下手中的活计和武器，全身心侍奉上帝。就在这一天下午，里尔附近的布汶却变成了拼死厮杀的战场。法国国王腓力二世（1180-1223年在位）率领15000名骑士和步兵，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1209-1215年在位）率领的来自德国、英国、佛兰德尔和布洛涅的2.5万联军在此短兵相接。腓力以少胜多，击溃奥托联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布汶大捷后，腓力凯旋巴黎，据说庆祝胜利的狂欢持续了八天八夜。

    这便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布汶战役，它被认为是一场改变了中世纪西欧政治格局的战役。奥托四世狼狈逃回其领地布伦威克，威信扫地，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落入霍亨索伦家族的腓特烈二世之手；英国国王约翰（1199-1216年在位）丢掉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领地，为维持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在1215年接受其贵族提出的限制王权的“大宪章”；佛兰德尔伯爵和布洛涅伯爵被俘，佛兰德尔及附近地区被并入法兰西。腓力因此得享“奥古斯都”的称号，名声大震。他从“失地王”约翰那里获得诺曼底、曼恩、安茹和图兰等地，王室领地大为扩展，国王的权力大增，法兰西则一跃成为欧陆上最重要的国家。战役起因于自1066年诺曼征服以来英法之间便一直纠缠不休的领土和王权之争，在布汶战役之后，英法之间维持了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直至14世纪上半叶百年战争重启争端。

传奇的诞生：上帝与君主之荣耀

    作为法国历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之一，布汶战役如何为后世所记载和传颂？在近现代法国历史文化的演变中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1973年，乔治·杜比出版《布汶的星期天》一书，以布汶之战为研究对象。一本以事件史为题材的著作似乎有违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精神，但这位年鉴派大师借用人类学的方法，从军事社会学和记忆史两个全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事件史研究的新维度，尤其是这一事件在法兰西的历史和记忆中被重塑的过程。

    在杜比看来，从其发生之时起，人们便开始了布汶战役的“造神”运动。在13世纪，这场战役始终是教会和王室编年史家津津乐道的丰功伟业。就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王室史官纪尧姆·勒布雷东在其撰写的腓力·奥古斯都的传记中，便用大量篇幅对战役的前后经过作了细致的描述，他是第一位将布汶战役看作重大事件之人。勒布雷东的记述虽不无附会之言，但他很有可能陪同腓力亲临过战场，对战役的记载还算翔实可信，之后史家的记述则日显浮夸。比如13世纪中叶，塞农修道院的僧侣里歇尔在其编年史中称，当日奥托的军队中战死和被俘的人数达3万人，而腓力只损失了一名骑士和一名中士。1278年图尔圣马丁修道院的史家则称法国国王不是以一敌三，而是以一敌十。

    颂扬腓力的战绩目的主要有二：其一是鼓吹王权的神圣性。勒布雷东称腓力受上帝的庇护，在战场上不畏生死、所向披靡。虽然教皇最初支持腓力的敌人，但这场战役证明腓力才是上帝选中之人，是正义的代表，他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上帝赋予法兰西之荣耀。其二是证明卡佩王系的合法性及王权的至高无上。布汶战役正处于法国王权日益强化之时，民族情感亦开始萌芽。自1200年左右，法国国王在敕令和诏书中便开始自称“法兰西国王”，取代了原来的“法兰克国王”的称号。12、13世纪广为流传的“王朝回归说”将卡佩王系与加洛林王朝和查理曼联系起来，以强调王室血统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史家们还尤为强调在这场战役中，腓力作为最高领主毋庸置疑的地位。在兰斯的勒梅内特雷尔笔下，骑士们相信，最英勇之人不是别人，正是查理曼的后裔，“感谢上帝，陛下实乃我等冀盼之王。我等愿冲锋抗敌，誓死相随！”

    杜比指出，这正是13世纪中叶王权理论发生变化的表现，王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开始获得独立的认可。最突出的表现即在于，自腓力二世时期起，王权神圣性的源泉不再由加冕礼和涂油礼赋予，而在于王室的血统以及传承自查理曼的王家方形军旗。因此，腓力一改往日的传统，在生前并未给自己的儿子举行加冕礼。到路易九世时期，先王驾崩之日即为新王登基之时成为王位继承的惯例，加冕礼不过是表达王权神圣性的工具之一。因此，布汶战役在13世纪演化为传奇，实际上是建立在王权强化与民族国家初露端倪的基础之上。

记忆的嬗变：民族主义的追思

    14世纪上半叶英法百年战争爆发之后，布汶之名在人们的记忆中日渐模糊。布汶战役的起因虽是英法冲突，但战役本身是法德之战，而百年战争的宿敌乃英国，德意志皇帝大多数情况下是法国的盟友，因此提及布汶传奇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再加上圣路易（路易九世）的光辉形象，难免使腓力·奥古斯都之名黯然失色。17世纪，布汶战役虽再次出现在历史学家笔下，但多是一笔带过，真正的重现要等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代。在基佐、米什莱、梯叶里等人的史学著作中，布汶战役被赋予新的内涵。基佐和梯叶里强调战争中普通士兵尤其是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以追溯历史之名来为资产阶级国家辩护。米什莱则极力贬低腓力，认为真正的英雄不是国王和贵族骑士，而是隐没于背后的普通士兵、工匠和平民。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中，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德国皇帝再次成为法兰西的敌人，法国溃败后的沙文主义情绪触发了布汶传奇的全面复苏。1880年，时任中等教育总督导的皮埃尔·丰桑在其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写道，“国民历史教育比其他科目更能激发起我们对过去所犯错误之反思与对未来之责任”。第三共和国时期，历史学沦为强化法兰西民族统一思想的工具，布汶战役则被看作民族主义的重要象征，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素材。1888年，加利费将军主持的一个委员会建议提升布汶战役的地位，宣称“艺术家应凸显其最辉煌之时刻，让公众对这段民族的记忆顶礼膜拜”。法国实证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之一厄内斯特·拉维斯为此撰写了有关布汶战役的专文，发表在同年12月的《争鸣》杂志上。在1894年的讲义中，拉维斯更是称布汶战役为“第一次民族性的胜利”，是法兰西民族迈向统一的标志。

    20世纪初，民族主义情绪为布汶传奇抹上更富攻击性的政治和军事色彩。1903年，历史学家卡尔韦在其讲义中宣称，“这是我们对德取得的第一次历史性胜利”。布汶的教堂演变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圣地。1914年布汶战役七百周年，第三共和国政府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以缅怀历史之名教育公众的机会。在官方的主导下，6月初，人们在巴黎的圣德尼大教堂附近竖起一个手举方形旗的雕像，象征王权引领的民族意识的觉醒。6月28日，一行人浩浩荡荡奔赴布汶，隆重的纪念仪式在布汶桥附近举行：阅兵式、大合唱、演讲、宴会、焰火表演等等。然而，就在法国人沉浸在普法战争的屈辱和复仇情绪中难以自拔时，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战争的反思与对和平的期望推动欧洲逐渐走向融合，布汶传奇再度淡出法国人的记忆。在杜比看来，这似乎是记忆史的一个“愉快的结局”，“在一个日益趋于联合的欧洲共同体中，布汶的故事对儿童又有何教益呢？我们的时代将这场战役驱逐出了记忆，也许有它的道理。”

    今天的法国人又以何种心态来纪念布汶战役八百周年呢？在布汶战役纪念协会的网站上，我们看到主办方精心拟定的纪念主题是“和平、欧洲、青年”。协会主席阿兰·贝尔纳反复强调，这场战役不仅仅是法兰西民族情感诞生的起点，它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布汶战役是整个欧洲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是通向和平之路，而和平才是最美好的胜利，是青年一代将传递给未来的历史价值！

    历史并非人物和事件的单纯凝结，它还是记忆与想象的流动载体。作为法兰西历史的一帧剪影，布汶战役自其发生之日便开始了传奇的淬炼，它徜徉于历史之河，在时空的记忆中不断变幻着光影。

    熊芳芳（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