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舆全览图》

　　1697年5月，一位自称是中国康熙皇帝特使的法国传教士辗转来到巴黎，随身携带着康熙皇帝赠送给法王路易十四的49册中国书籍。对于路易十四来说，这位神父并不陌生，他就是自己曾经亲封的“国王数学家”——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年)。17世纪末，由西方来华传教士们引发的欧洲中国热达到顶峰，东西方文明的藩篱被打破，于此刻形成了交点。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宽容政策使教会力量空前壮大。身为钦天监监正的南怀仁希望趁热打铁，于1678年给欧洲的耶稣会总部寄了一封信，呼吁派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

　　17世纪，欧洲各国相继建立国家级科学研究机构，1660年，英国成立皇家学会，1666年，法国建立皇家科学院。法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就是路易十四的宠臣、大名鼎鼎的柯尔贝尔，这位重商主义的坚定执行者对发展科学和了解东方文化具有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法国天文台台长卡西尼在路易十四授意下，主持了工程巨大的“欧洲测量计划”，画出一版相当精确的欧洲地图。但卡西尼仍不满足，他建议路易十四派人到世界各地去实地测量，精确绘制世界地图，南怀仁的信恰好迎合了他的想法。好大喜功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急于拓展法国的对外影响，增进远东贸易，于是不久，一个赴中国耶稣会士的六人名单产生了，白晋名列其中。

　　白晋1656年生于法国勒芒，年轻时在耶稣会学校接受全面教育。在派驻中国前，他和同行的教友被路易十四授予“国王数学家”称号。1688年，白晋一行人到达北京时，南怀仁刚刚去世，康熙急需补充钦天监人才，便将白晋与张诚(Jean Franois Gerbillon，1654～1707年)二人留在了北京。

　　自利玛窦开始，耶稣会士们就意识到：要想让中国的学者和官员们皈依天主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证明天主教教义和儒家经典并不矛盾。白晋在这一点上更为激进，他认为中国古代经典不仅与天主教教义完全吻合，而且简直就是教义的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他对《诗经》、《礼记》、《史记》等著作都做了牵强附会的解释，认为姜螈就是圣母玛利亚，后稷就是耶稣，帝喾就是上帝。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从汉字“船”中推导出，中国人早就知道诺亚方舟的故事，因为“船”由舟、八、口组成，其含义为“八人乘舟而行”，便是诺亚方舟最为简略的表述。

　　能留在皇帝身边的传教士，大都擅长科学，这是和帝国的需要分不开的，而白晋是惟一被康熙皇帝评价为“稍知中国书义”的“文理全才”。正因如此，1693年，当康熙皇帝决定派使臣回欧洲招募更多传教士服务于朝廷时，这一使命便顺理成章地落在了白晋身上。遗憾的是，当白晋经过四年的漫长旅途到达法国时，因为缺少一封康熙皇帝签署的正式外交信件，而不能以中国钦差大臣的身份觐见路易十四，只被当作了一名普通的归国传教士。

　　尽管如此，白晋的出现，在法国还是引起了巨大轰动。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往他的住所，向其咨询有关中国的问题。为了获得路易十四的支持，以顺利完成康熙皇帝的使命，白晋写了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康熙本人和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种种细节。他以赞美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将康熙皇帝比喻成可以和路易十四相媲美的另一个“太阳王”。此报告后来以《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为名公开出版，中文书名是《康熙皇帝》。当时正值欧洲“中国热”走向鼎盛时期，白晋的著作把法国人对中国由来已久的好奇推向了仰慕和向往的高度。

　　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白晋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继卫匡国之后将《易经》介绍给了西方人。1693年，他在巴黎以“易经”为题作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自晋表示，虽然大多数耶稣会士将《易经》斥为迷信，但他却认为：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的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此外，白晋长期与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保持通信，当莱布尼茨将他的“二进制”构想告诉白晋时，白晋认为他所依据的正是中国《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原理，两人的讨论最终促成了这一科学发现的理论化。

　　白晋的出使取得了成功，17世纪东西方世界两位最具影响力的统治者就这样被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两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碰撞出的火花也非同凡响，那就是著名的《皇舆全览图》。

　　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时，作战地图多模糊不清，带来许多不便。耶稣会士张诚在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时，认为中国对东北地区地理状况不清，给国防和外交造成困难，遂建议康熙组织一次全国性的测量。虽然路易十四和康熙出于不同的目的，但了解中国的疆域全貌成为两位皇帝共同的渴望，于是历史出现了令人兴奋的一幕：路易十四的传教士们和康熙皇帝的官员们为绘制中国地图进行了十余年精诚合作。如此浩大的工程在东西方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1708年到1718年，白晋、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年)、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年)等数十名传教士带领满汉官员分赴中国各地进行测绘，白晋作为这项工程的主要参与者先后负责测绘了北京周边、长城及附近河道的位置。1717年，康熙命白晋等人负责汇总，最终集成包括中原各省、满洲、西藏及朝鲜的全国总图，于第二年制成《皇舆全览图》和各省分图稿共32幅，并刻印成册。

　　随白晋来华的耶稣会士雷孝思在完成康熙皇帝的使命后，将此图送回法国，辗转交到路易十四手中。法国王室地理学家根据此图做成《中国新图》，在欧洲出版。至此，欧洲人对中国地理概貌有了比较正确、完整的了解。然而，这张地图在中西两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1840年，当英国人拿着《中国新图》顺利打开清帝国的大门时，《皇舆全览图》却被深锁于宫廷之中，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