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毅平 江苏无锡人，1957年生于上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东亚文学关系。

　　著有《诗歌：智慧的水珠》《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文学与商人：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论衡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中日文学关系论集》《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挑战与应战》《无穷花盛开的江山：韩国纪游》《黄海余晖：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及韩国》《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胡言词典》《诗骚一百句》《东洋的幻象：中日法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等十余种。译有《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等多种。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作者之一。

　　今天给大家报告的题目是“日本文献里的中国”。这个题目非常大，有关的文献资料汗牛充栋，所以我只能就自己平时感兴趣的文学方面给大家做一些粗浅的介绍。我们这次将史料范围限定于日本的和汉文献。其实早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史料主要保存在中国文献中，但因为日本的文献我们平时可能接触得比较少，所以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日文化的交流差不多有两千年的历史，而比较频繁的交流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因为涉及的时间段比较长，我今天也仅在其中选取一些片段。

　　我们会经常提到“汉字”、“汉诗”，“汉文”、“汉文学”等概念，应该说其中的主要部分是中国字，中国诗，中国文章，中国文学。但是因为在东亚的历史上，“汉字”、“汉诗”、“汉文”、“汉文学”都是比中国的疆域更宽泛、更广大的概念，所以我们尊重历史的传统，还是采用这样的表述法。因此你们会看到，可能用“汉”的地方比用“中国”的多，这是要事先说明的。

　　核心观点

　　日本不用中国的年号，表示它政治上是完全独立的；但是“月日共同”，意思是时间序列一致，即都使用中国历法，编入了中国的时间秩序。

　　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在东亚第一个采用西洋历法。“元日”当然移到了西历岁首。传统的“五节句”，有些不得已消失了，有些则移到西历的相同日期，而变换了内容。

　　早期东渡移民

　　日本本土的原住民，现在有一部分在北海道，但它后来居民的主要成份，其实都是外来的移民。

　　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720)提到，205年俘虏了很多新罗人：“是时俘(新罗)人等，今桑原、佐糜、高宫、忍海，凡四邑汉人等之始祖也。”早期移民中，日本大量的移民来自朝鲜半岛，主要是从百济、新罗过去的；朝鲜半岛大量的移民来自中国，主要是从辽东、山东过去的，所以记载又说他们是汉人始祖(一说他们是汉高祖的后裔)。

　　《日本书纪》还有一条283年的记载：“二月，百济王贡缝衣工女，曰真毛津，是今来目衣缝之始祖也。”“是岁，弓月君自百济来归。(弓月君)因以奏之曰：‘臣领己国之人夫百廿县而归化，然因新罗人之拒，皆留加罗国。’爰遣葛城袭津彦，而召弓月之人夫于加罗。然经三年，而袭津彦不来焉。”

　　前一条是“百济王贡缝衣工女”，为什么堂堂“正史”，连来了一个裁缝也要记载呢？这是因为在那以前，日本当地的人没有能力做漂亮的衣服，所以必须从外面引进人才。后一条是“弓月君自百济来归”，这是日本史上的一件大事。弓月君后来在日本的势力非常大。

　　289年的一条记载说：“九月，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这是日本史上的又一件大事。这个阿知使主(“使主”是朝鲜半岛的一种敬称)也请大家记住，他后来在日本的势力也非常大，与弓月君一族的势力平分秋色。

　　现在大家知道，要移民很难，特别是移往“先进国家”，它自己都有人口压力，所以不欢迎外来移民。但在古代，地广人稀，人力是最宝贵的资源，尤其是“技术移民”，更是广受欢迎。唐朝以前的战争，差不多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抢夺对方的劳动力，如果战胜了对方，就把百姓都带回国去。

　　阿知使主到了日本以后，306年，日本又派他到“吴”来，目的仍是招募缝衣工女。“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丽国，欲达于吴。则至高丽，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于高丽，高丽王乃副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导者，由是得通吴。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汉)织四妇女。”“吴”这里代指中国，或中国的南朝。求缝衣工女，说明日本人更向往中国的缝衣工女，也说明百济的缝衣工女可能来自中国。

　　以上这两大支移民到了日本，弓月君自称是秦始皇的后裔，日本史上称为“秦部”；阿知使主自称是后汉灵帝的后裔，日本史上称为“汉部”。

　　后来到了540年，日本整编移民，编贯户口。“八月……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这个“秦氏”(弓月君之后)，后来在京都西区的太秦一带，有一块聚居地。京都是一个盆地，北、东、西三面环山，有两条河流自北向南贯穿盆地，一条叫桂川(渡月桥一带叫大堰川)，一条叫鸭川(上游有两条，分别叫贺茂川、高野川)，都是从山里流下来的，经常发洪水。秦氏的聚居地在桂川附近，他们去那里以后，治理了桂川(大堰川)，对后来平安京的定都作出了贡献。在太秦有一个广隆寺，就是秦氏的宗寺，里面有一个秦氏祠堂，也就是弓月君一族的祠堂，供奉的是大秦明神，兼带祭祀吴织女、汉织女。在秦氏祠堂的门前，立有一块说明牌子，上面写的就是我刚才介绍给大家的，弓月君带着乡亲们移民日本的事迹。

　　汉文化的东传与中国式文教制度的建立

　　外来移民带到日本去的，除了做衣服的技术等以外，最重要的还是汉文化。中国和日本的文献，如《隋书·东夷·倭国传》、《古事记》、《日本书纪》、《宋史·外国·日本国传》等都记载，日本古代没有文字，至应神天皇时始自百济传入汉字。也就是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千字文》、《孝经》等带往日本。一般认为，这是汉字、汉文化正式传入日本之始，也是日本宫廷接受汉字、汉文化之始。

　　《日本书纪》记载：“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伎(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徵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阿直岐本来是送马过去的，虽然也能够读一些经典，但天皇对他的水平不满意，阿直岐就介绍说，有个叫王仁的博士胜过我。然后天皇就派了两个使节，到百济去请王仁。第二年，王仁来了，教太子读各种经典。后来王仁就不走了，成了“书首”一族的始祖。

　　《古事记》中卷一条712年的记载说：“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注：此和迩吉师者，文首等祖)。”刚才《日本书纪》说的是“王仁”，这里《古事记》说的是“和迩”，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因为王仁当时的日语发音叫“ワニ”，用汉字来标音的话就成了“和迩”。关于“吉师”，他们的《广辞苑》里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新罗官名，十七等中的第十四等；另一个是对在大和政权中担任外交、记录等职务的外来移民的敬称。“吉师”后来成为日本的一个姓，现在还有姓“吉师”(或“吉士”)的。看《广辞苑》的这两个解释，也很有意思：官名是新罗的，人是从百济来的，从名字来看应该是中国人，担任的是日本的外交、文书工作。这真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呀！外交、文书工作要由外来移民担任，是因为当时东亚世界的国际通用语文，也即日本、朝鲜半岛的官方语文，既不是日文(当时还没有假名)，也不是韩文(当时还没有韩字)，而是中文，所以只有精通中文的人，才可以担任这样的工作。

　　《日本书纪》只说“诸典籍”，没说具体书名，《古事记》具体说《论语》、《千字文》，到了寺岛良安的《和汉三才图会》(1715)，又加了一本《孝经》。这也是层累地造成历史说吧。《和汉三才图会》有关记载，最后加说了一句话：“于是儒教始行于本朝。”这句话加得很到位，算是一个评价和总结。也就是说，以王仁的东渡为契机，中国的儒家学说也传到日本去了。

　　但有些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有点靠不住，因为285年时，《千字文》在中国还没有问世，它是5世纪左右才编出来的，那百济怎么会有呢？它又怎么会跑到日本去呢？但有一个日本学者，却把这件事情说通了：“一般认为雄略以前的‘记纪纪年’约有六百年左右的水分，那么周兴嗣《千字文》说得以成立的可能性也是意外地存在的。”(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所谓“记纪纪年”，“记”指《古事记》，“纪”指《日本书纪》，也就是日本的早期纪年。“雄略(457-479在位)以前”的“记纪纪年”，一共也就一千一百余年，却有六百年左右的水分(如那珂通世的《上世纪年考》即认为，“神武纪年”应该缩短六百年)，也就是说一半以上是虚构的。那么所谓285年的历史记载，完全有可能实际上发生在5世纪左右。另外，我们刚才介绍的早期东渡移民的情况，如果也相应地把它们看作是稍后的事情，也许会更符合历史事实一些。

　　日本早期的“大和(やまと)政权”，发足于纪伊半岛的奈良盆地，周围点缀着“大和(やまと)三山”。这也就是王仁他们过去的地方。其稍南是“飞鸟”，是奈良时代之前的古都。飞鸟有日本最古老的寺庙飞鸟寺(596)，其大佛开眼(开光)于609年，说是受云岗石窟后期、龙门石窟前期风格影响之作。飞鸟寺的庭院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说，从这里望出去的风景，跟新罗的庆州、百济的扶余很像，所以新罗、百济来的工匠们，觉得风景跟故乡差不多，慰藉了他们的乡愁。日本从新罗、百济引进大量人才，其中很多其实又是从大陆过去的，就像刚才说的王仁，如果是大陆移民来到这里，应该感觉风景比较像江南吧？

　　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从403年开始，日本于各地“置国史”：“秋八月辛卯朔，戊戌，始之于诸国置国史，记言事，达四方志。”此后，458年，《日本书纪》又有置“史户”之记载，“史户”可能是为“史部”服务的。不仅设立了史官，也设立了学校，开始了儒教教育。但是儒教教育早期缺乏师资，所以他们从百济聘请五经博士。据《日本书纪》记载：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派五经博士段杨尔渡日，担任教授之职，于是五经始传于日本，日本始设五经之学。继体天皇十年(516)，百济派五经博士汉高安茂代段杨尔。钦明天皇十五年(554)，百济又派五经博士王柳贵代马丁安。看这些五经博士的姓名，似乎都是中国人。每个五经博士都有一定的任期，定期轮换，做法颇类于今天的“外教”。五经博士轮番东渡以后，把儒家经典带入了日本，传播于日本上层贵族中间。

　　进入奈良时代，718年，元正天皇颁布《养老令》，在平城京(今奈良)设立大学寮。据《养老令》记载，在大学寮里，首先设立的是“明经道”，类似于唐朝的明经科，主要学习儒教经典。此外，考虑到培养学生汉文写作能力的需要，以便为通用汉文的公文和外交文书服务，所以于728年，增设“文章道”，类似于唐朝的进士科，置文章博士，以《文选》、《尔雅》为教科书。学《尔雅》是为了识字，学《文选》是为了学汉诗文的各种文体。嵯峨天皇曾提高文章博士的地位，使文章博士位居其他博士之上。文章道成为最受欢迎的一个科目，这跟唐朝一样，唐朝也是明经试不如进士试。文章博士后来成为日本汉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在《源氏物语》中则成了受嘲讽的书呆子。不久以后，又考虑到需要培养纂修国史的人才，所以又增设“纪传道”，类似于唐朝的史科，以“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为教材。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史书中的“三史”，开始成为奈良、平安时代的“显学”。

　　在《史记》传入一个多世纪后，到了奈良时代，终于催生出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720)。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开始，确定了天皇的世系和日本的年代。

　　作诗、赏梅与节日风俗

　　儒教经典、中国史书都传过去了，教育体制、史官制度也都建立了，那中国最厉害的诗歌当然也会过去。与作诗有关的风俗，就是我们的“曲水流觞”，也跟着传过去了。“曲水流觞”是在山阴(今绍兴)，王羲之他们碰到三月上巳时，就到兰亭水边，把酒杯放在有一定倾斜度的水沟里，酒杯流到谁的面前，谁就喝酒作诗。在日本京都的上贺茂神社、城南宫，鹿儿岛的仙岩园，九州的菅原道真神社，都留有“曲水流觞”的遗迹；在京都御所的障子上，绘有“曲水流觞”的图。当时无论朝鲜半岛，还是日本，凡是“曲水流觞”，作的都是汉诗，五言诗或七言诗。

　　在日本，“曲水流觞”一般叫“曲水宴”(“曲水の宴”)。这个“宴”，不是一般的喝酒吃饭的“宴”，而是特定的饮酒赋诗的“宴”，是“歌宴”，发音与一般的“宴”不同。

　　《日本书纪》卷十五显宗天皇元年(485)、二年(486)、三年(487)都记载：“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这是日本文献中有关“曲水宴”的最初记载，是否靠得住还有待考证。进入奈良时代，“曲水宴”频繁起来。在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751)里，可以见到调老人的《三月三日应诏》、山田三方的《三月三日曲水宴》、藤原宇合的《暮春曲宴南池》、背奈行文的《上巳褉饮应诏》等，这些汉诗，显然都作于“曲水宴”上。

　　过了一千余年，1913年，京都文人举行了可能是最后一次“兰亭会”，成为日本汉文学史上的鲁殿灵光。内藤湖南起草了《兰亭会缘起及章程》，发起者共28人，大都是当时关西地区的汉文学者。当时旅居京都的王国维也作了一首长篇七古，题为《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为这次活动的压卷之作。

　　正月赏梅是当时的另一个风俗。《万叶集》收录的都是和歌，但有组和歌的序文，却是用汉文做的：

　　天平二年(730)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罗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縠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苑，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并序》)

　　当时日本已有樱花，但当时的贵族最欣赏的，经常作和歌、汉诗来吟咏的，不是樱花，而是梅花。梅花最早是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传过去的，之后咏梅的风俗也一起传了过去。这其实是一种象征，象征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在《万叶集》里，咏梅的和歌是咏樱花的三倍。但是后来慢慢就变了，过了平安时代以后，就主要吟咏樱花了。

　　除了正月的赏梅、三月三日的“曲水宴”以外，日本还有一些其他的节日与风俗，大都跟中国有关系。

　　西元838年，有一个叫圆仁(794-864)的日本和尚到中国来，写了一部日记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面提到，他到达中国的时间，是“日本国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即大唐开成三年七月二日，虽年号殊，而月日共同”。日本不用中国的年号，表示它政治上是完全独立的；但是“月日共同”，意思是时间序列一致，即都使用中国历法，编入了中国的时间秩序。

　　“月日共同”了以后，中国的节日、风俗就很容易传过去了，正如今天用了西历，西洋的节日、风俗就很容易传过来。那时日本的节日跟中国是一样的，除了正月初一是元旦以外，日本传统的“五节句”(正月七日“人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都跟中国一样。

　　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在东亚第一个采用西洋历法，那是1873年的事。但日本文化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既保留传统，又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的形势，不断添加新的内容。“元日”当然移到了西历岁首。传统的“五节句”，有些不得已消失了，有些则移到西历的相同日期，而变换了内容。如3月3日现在是女孩节，其实就是古代的上巳；5月5日现在是男孩节，他们挂鲤鱼旗，童谣里唱的那个“比屋顶还高的鲤鱼旗”，其实就是古代的端午。

　　古代日本逢七夕时，天皇会令文人赋七夕诗，《续日本纪》、《日本后纪》都有记载。《万叶集》中收入多首七夕歌；《怀风藻》中收入藤原史、山田三方、吉智首、纪男人、百济和麻吕、藤原总前等人的六首七夕诗。古代他们当然是按中历过，但现在则移到西历7月7日，也赋予了“情人节”的意思。

　　重阳节在平安时代也称“菊花节”，于此日饮酒赋诗的习俗，始于嵯峨天皇在位期间的812年，嵯峨天皇自己也作有《九日玩菊花篇》诗。此后渐成故事。但是他们作诗很奇怪，有个天皇出的题目是“菊暖花未开”，这是因为日本天气比中国暖和，九月九日重阳时，日本的菊花还没怎么开呢。所以后来他们又于中历十月五日设“残菊节”，比重阳节推迟近一个月，以便适应日本的节候。日本改用西历以后，西历9月9日就更无法赏菊花了，于是重阳节也就消失了。菊花后来成了日本皇室之花。

　　汉文学的风靡与反动

　　平安时代，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曾说：“文是：《文集》、《文选》、文章博士所作的申文。”《文集》指《白氏文集》，《文选》指《昭明文选》，“申文”指日本的文章博士作的汉文。可见当时的文学标准，独重中国文学，兼顾日本汉文学，而使用假名的和文学尚无地位，尽管《枕草子》本身是用假名写的。

　　到了五山时代，文化的重心，汉学的重心，都转移到了寺刹，但文学的标准基本不变。五山时代“诗僧”数不胜数，都作得一手标准的汉诗。

　　到了江户时代，风向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变化，一个是更迷恋中国和中国文化，一个是开始强调日本的国家意识。前者以荻生徂徕(1666-1728)及他所领导的古文辞派为代表。荻生徂徕说东海西海皆不出圣人，唯中华有圣人，又以日本为东海之夷，所以他题孔子的画像，自称“日本国夷人物茂卿”(“物茂卿”是他给自己取的中国式名字)。他为翻译华文，组织“译社”，“凡会之译，其要在以夏变夷也，不得以俗乱华也”(《译社约》)。服部南郭(1683-1759)学于荻生徂徕之门，是其最出色的弟子之一，他有名作《夜下墨水》：“金龙山畔江月浮，江摇月涌金龙流。扁舟不住天如水，两岸秋风下二州。”“墨水”就是流经江户(今东京)的隅田川，虽然他模仿了唐诗描写大江的名句，但隅田川其实是跟苏州河差不多大小的河川。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古文辞派的诗人们，因为过于迷恋中国文化，陶醉在中国式的风景里，而远离了日本的实际风景。

　　但是不同的声音也开始出现。斋藤拙堂(1797-1865)引古贺精里(1750-1817)语，批评荻生徂徕等人道：“大抵世儒不能自立脚跟，常依傍西人之新样而画葫芦，其取舍毁誉皆出雷同，初不由己。”他主张要“自立脚跟”，不要一味模仿“西人”——也就是中国人，表现出了本土意识和批判精神。在这种本土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指引下，曾经风靡平安时代的“白居易热”等，也同样受到了江户文人的指责。广濑淡窗就指出一般日本文人的好模拟之弊：“我邦之人读书不多，故无见识，专以摩拟别人为意，名之曰‘矮人观场’。今言其一二。王朝之时，有好白乐天之诗者，一代之诗尽学白乐天，李、杜、王、孟诸家之诗束之高阁，无读之人。但其时书籍亦少也。及近世行明调，徂徕推尊李、王，故一代之学明者，皆李、王体也，李、何、徐、袁诸子绝无读者。近来又有学宋者，皆师陆放翁；有学清者，皆师袁子才。如此一代之中限一人学之，甚愚之事也。是皆模仿初唱者也。”(《淡窗诗话》下卷)

　　真正捅破中日语言之间那层纸的，是号称江户汉文学大家的赖山阳(1780-1832)：“吾所衣，和之衣也；吾所食，和之食也，和衣食而汉言语，问之和言语，则曰不知。不知本哉若人！予持此说，未有合焉。今得桥本子，盖从伊势本居子而学和言语云，乃扺掌而谈，恨相得晚……襄也有志于和言语，而不能也，负于和衣食久矣！”(《赖山阳文集》卷一《紫阳制锦序》)一样认识到中日语言不同，文化有异，荻生徂徕主张全盘汉化，直读汉文，拜倒在汉文学脚下；赖山阳却主张母语至上，和言和语，肯定和文学的价值地位。

　　尽管如此，当时一般的社会风气仍是唯汉文学马首是瞻的，所以在江户时代和文学始终难以压倒汉文学。“江户时代人们文学活动的中心，不是净瑠璃不是俳谐，也不是数量庞大的随笔集，更不是人情本、洒落本，而实在是汉文的著述。对于江户人来说，最大的思想家与其说是宣长，无疑更应是徂徕；诗人与其说是芭蕉，也许更应是茶山；而作为散文家的名声，山阳远出马琴之上。”其实不仅江户时代是这样，整个日本古代都是这样。“对于奈良朝的知识分子来说，《怀风藻》、《日本书纪》是正式的文学，《万叶集》、《古事记》则只是地方的文学。同样，代表平安朝的文学家是空海和道真，而紫式部和清少纳言则不过是闺房作家。这就是当时的常识，现代人有必要再度确认一下。”(中村真一郎《江户汉诗》)在1941年的一次讲演中，作为中国人看不起日本文化的证据之一，吉川幸次郎抱怨说，直到明治时期留日的周作人等之前，中国人很少真正关心日本的假名文学，其实明治以前的日本人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这并不妨碍在部分江户文人的心目中，本土意识、国家意识、母语意识已经萌发，不断壮大。而这种萌发和壮大，只待到了明治时期，让西洋文学的“神风”一吹，便可因势转型，成为摆脱汉文学、发展和文学的精神动力。

　　(作者邵毅平。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东亚汉文学史”。项目编号：12YJA751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原文三万余字，发表时有删节。)（原标题：日本文献里的中国：不用中国年号 使用中国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