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虞舜时期。《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记·五帝本纪》又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记载大禹事迹的遂公盨铭文也载：“民好明德，顾在天下。”“明德”不仅是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更是一种施政理念，它与远古帝王、三代明王和后世明主紧密相连。这是因为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人治的社会，执政者的道德修养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治乱兴衰。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实质是追慕尧舜文武之“明德”也。

　　中国传统政治是一个德化的政治，政治与道德紧密结合，梁启超针对儒家政治就有过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的论断。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首先要有“明德”，并且能够以德化人。《尚书·梓材》载：“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可见，“明德”不仅是人王克配天命、永保天命的依据，也是“受民受疆土”的先决条件。《尚书·君奭》载：“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诗经·大雅·皇矣》亦有“帝迁明德”“帝谓文王，予怀明德”的记载，孔颖达疏曰：“以文王有明德，故天归之。”

　　“明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修身，更是为了更好地执政。这就意味着必须对最高统治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故《左传》成公二年载：“明德，务崇之之谓也。”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以身垂范，以德化民。“明德”与“明王”紧密相连，《大戴礼记·主言》就详细阐述了孔子的“明王之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主言》当为《王言》，因为在西汉早期一直存在着中央政权与异姓王、同姓王的斗争，而戴德所编的《大戴礼记》后又被立于学官，所以生活于西汉宣元时期的戴德在选辑此篇时，把“王”这个敏感的字眼替换成了“主”。孔子对“明王之道”的认知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道德说理的层面，而是指出了实践“明王之道”的途径，那就是王者内修“七教”，外行“三至”。

　　何为“七教”和“三至”？《大戴礼记·主言》载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民皆有别，则贞、则正，亦不劳矣，此谓七教。”该篇还载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

　　孔子认为，修身是从政的前提，欲正人先正己，人君只有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身作则，百姓才会效法学习，社会风气也才会随之改善，社会治理才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孔子说：“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孔子认为，“七教”是人君治国理民的根本，只有人君坚持德教，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有序。“三至”则体现了孔子礼乐治国的为政理念。孔子认为，明王只有达到“至礼不让”“至赏不费”“至乐无声”这三种境界，才可以对外征伐。

　　明王所征伐的对象必定是无道之君，是为了吊民罚罪，必然会得到所征伐之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所以《大戴礼记·主言》载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彼废道而不行，然后诛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说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衽席之上乎还师。”孔子认为，明王所进行的征伐是战无不胜的，在他看来，征伐有时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孔子还在《大戴礼记·用兵》中把战争分为两种，即“圣人之用兵”和“后世贪者之用兵”，这两种战争的动机和后果是截然不同的。

　　孔子还认为，明王要达到天下大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劳苦和耗费。所以《大戴礼记·主言》载孔子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主之道也。”这里所提到的“不劳不费”是孔子“无为而治”政治理想的具体化。文中还提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这也体现了早期儒家“无为而治”的施政理念。这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相契合，《论语·卫灵公》也载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认为，“明德”不仅是“明王”“圣人”为政理民的重要前提，同时还是他们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保障。《大戴礼记·少间》就对“明德”与民族关系的处理有着详细的阐述。在孔子看来，虞舜、商汤、周文王因有“明德”而得天下，并得到四夷的归附；相反，夏桀、商纣因失“明德”而失天下。

　　虞舜时期以及夏、商、周三代处于“王朝国家”的前期，具有明显方国时代的特征，这时中央政权还不够强大，归附他的四夷时降时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单纯依靠政治力量、军事力量来解决民族问题是不现实的，必须要借助道德的感召，使四夷增强对华夏的文化趋同和心理认同。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一个德化的政治，而民族关系的处理是历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央政权在处理与四夷关系上必定带有德化的色彩，这就要求最高执政者必须能够“明德”，还要讲信修睦，这样才能协和万邦。

　　据《大戴礼记·少间》记载，孔子认为，执政者要想倡导“德政”，就要首先“发厥明德”。他认为，舜、禹、汤、武丁、文王等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圣王，不仅是因为他们受命于天、修德砺能，得到本部族的拥护和支持，而且他们都有德化天下、四海一家的胸襟和气魄，使四夷能够自觉向中央政权归附和靠拢，在地理格局上形成众星拱月之势，这样就使自身的稳定和发展有了和平的外部环境。相反，夏桀、商纣没有秉承、发扬先王的“明德”，连自身性命都没能保存，整个王朝也随之灭亡，所以更谈不上正确处理华夷关系了。

　　（作者：朱赞赞，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