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博物馆的杨仁恺先生，早年坎坷，抗战时移居重庆，结识了郭沫若、徐悲鸿、张大千等知名学者和书画名家，从而使他对古今书画的研究更加深入。他在书画研究与鉴定方面具有如下重大贡献：一是对溥仪出宫后的清官流散书画进行了精细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集40年心血而成的58万余字鸿篇巨著《国宝沉浮录》一书；二是在中国书画史上填补了辽金两代的空白，使之更为完整系统：三是把古书画鉴定的范围拓展至20世纪，并初步尝试建立书画鉴定这一专门之学，2000年出版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可见其这一学术趋向。杨仁恺在书画鉴定中提倡科学的“比较研究法”，十分注重作品之间的参照比较，如同一人或者同一时代和地区的诸多作品比较、画家一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比较，然后才是题跋、印章等因素。对于传世的《簪花仕女图》这件风格独特的作品，由于缺少参照样板，比较研究就显得较为困难。于是他结合同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留下的关于贞元时期服饰与习俗变化的文献资料，证明《簪花仕女图》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只有唐贞元时期才能与之吻合，由此确认它是一件唐代贞元时期的绘画作品。
出身于文物店的书画鉴定专家刘九庵先生，1983年参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他治学严谨，考证精微，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头而闻名，这正好可以弥补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对于整体把握中国书画史和鉴藏传世书画颇具意义。在长期的实践中，勤奋好学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书画断代、辨伪中的相关细节，如他对明代吴应卯大量伪冒祝允明作品、王宠的弟子金用伪造其师作品、八大山人和张大千赝品的研究等。这种极为精细的研究，对于甄别当今以高超手段作伪的书画极具现实意义。
傅熹年先生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古代建筑史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和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的建筑规律。以此为基点，傅先生在书画鉴定中擅长把建筑学中的比较分析法引入到书画鉴定的断代、辨伪，即结合出土文物、传世可靠作品和相关文献中记载的建筑形制、衣冠制度等作为断代依据。其学术要点如下：一是强调书画史在书画鉴定中的基础地位：二是重视在书画鉴定中建立可依靠的标准样板：三是书画鉴定要有一定的古文献基础以及运用文献的能力。对于传世最早的山水画《游春图》，傅先生是八百年来提出不同看法的第一人。他选取了画中人物的服饰钗头与巾幞、建筑物的斗拱与鸱尾来验证作品的时代，从而得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幅《游春图》的具体绘制年代恐难早于北宋中期”的结论。
上述几位鉴定家的鉴定方法被有的学者划分为更加精细的派别，如中央美术学院的薛永年先生就曾根据他们的出身分为三类。但是，如果深究并比较他们的鉴定理念却都不出对书画本身研究和相关文献考据的窠臼。所以，笔者据此把上述诸家都归属于书画文本文献的鉴考结合派。
第二个流派是从书画视觉方式入手的图像风格分析派，这种与传统书画鉴定方法大相径庭的鉴定方法，源于新的学术思想方法与中国传统绘画史学研究的结合。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为英人波西尔的《中国美术史》中译本作序，倡导对中国画的系统研究；著名学者兼画家陈师曾也很早译介了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一书，并写了《文人画之价值》的名篇。二战后，鉴于中国艺术品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大量流散***的事实，美国便开始大批吸收华裔美术史家赴美学习研究，并让他们长期执教于各所大学和艺术研究机构。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堪萨斯大学的李铸晋、耶鲁大学与华盛顿大学的吴讷孙以及克利夫兰博物馆的何惠鉴等学者。直到80年代，陆续赴美求学且学有所成、颇具影响的尚有石守谦、陈葆真以及方闻先生的高足傅申等几位学者。
在上述赴美的学者中，无论资历还是学术影响力都当首推方闻先生。他早年即以书法知名，尔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美术与考古系，长期在母校讲授中国书画史并任职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部。方闻的书画鉴定方法深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较为重视对书画作品的实证和学理性研究，提出了“内在证据和外在证据”相互结合的书画鉴定理论。同时他提倡以考古出土的资料作为把握书画时代风格的第一张“标签”，然后再结合传世较为可靠的其他作品建立起相对严密的基准书画风格。从他的《心印》等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美学家夏皮罗(Meyer Schapior)、瑞土美术史家沃尔夫林(Heirich Wolfflin)以及美国艺术史家库布勒(George Kubler)等人“形式分析”与“风格史”的学术思想是他的学术之源。他的这一鉴定方法被人们称之为“图像风格分析”法，它强调以形式分析的美术史分期为基础，进而研究书画作品中诸多形式相互组合所形成的结构特征，如画面的空间处理样式、山石的笔墨组织方法等。荆浩作为中国北宋北派山水画的开创者，《匡庐图》一向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品，方闻认为了解荆浩山水画风格的最佳方式是分析已经确定的同时代作品。10世纪敦煌壁画上的人物和山水，三角形的山、风格化的轮廓线与平涂的色彩，具有明显的古代形态程式意识。再与同时期的辽代立轴相比，《匡庐图》带有明显的风格化皴法，而且其山形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连续空间的虚幻”。他的弟子傅申也认为《匡庐图》的树形接近11世纪后期郭熙的风格。据此，《匡庐图》更多的是北宋晚期的作品，而非荆浩。
以方闻先生为代表的“图像风格分析”书画鉴定派，在操作中先确立由可靠作品所组成的书画系列，然后通过风格分析得出不同时期的书画“视觉与结构原则”，最后把具有疑问的作品依据此原则进行鉴别。这一方法在理论上显得异常具有科学性，有板有眼，颇有分寸，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却并非易事。
在艺术品日益商业化的今天，书画真伪的鉴定工作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冒昧谈论20世纪中国书画鉴定的方法，行文中难免舛漏纰缪之处，唯读者教之。【原标题：当下中国书画鉴定两大流派 辨真伪明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