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一（约987—1067），又名王惟德，宋仁宗时曾任翰林院医官，殿中省尚药奉御等职，并在太医局教授医学，王惟一对针灸学有独到的研究，奉旨铸造针灸铜人，并负责完成针灸图经刻石工作，代表作《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为中国针灸学的规范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宋天圣元年（1023），宋仁宗诏令整理针灸医籍，历时三年至天圣四年，王惟一负责完成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编撰工作。《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又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称《铜人针灸经》、《铜人经》等。全书总结汇集共收载腧穴657个，如将左右各一的双穴统计为一穴，则有腧穴354个，较之西晋针灸学家皇甫谧的349个，新增腧穴5个，其中双穴3个为青灵、厥阴俞、膏肓俞，单穴2个即督脉的灵台、阳关。在腧穴的排列上，兼取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与王焘《外治秘要方》之所长。书中还对针刺的深度及其临床主治病证，注意事项等一一作了详细而又客观的介绍，内容全面而又系统，为中国针灸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宋天圣五年，王惟一奉诏负责设计监制针灸铜人模型两具。针灸铜人的四肢躯壳可以拼拆，胸腹腔有五脏六腑、膈膜，体表的经脉循行，腧穴位置、名称均标示得清清楚楚。针灸铜人铸成后作为国家教授医学的珍贵实用模型，一具存放在翰林医官院，一具存放在开封大相国寺仁济殿，长期保存以备观摩教学使用。针灸铜人的设计和制造，是中国医学发展史的一大创举，作为中国医学最早的教学模型具有直观具体，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在为促进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与针灸铜人相辅相成，共同为促进中医针灸学的发展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宋天圣八年，王惟一负责将《铜入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全部内容刻石四块为壁，在开封大相国寺内建成“针灸图石壁堂，”以保存针灸文献资料使之得以流传久远。每块石刻高约6尺，宽约2丈余，自上而下分为相等的五层，每层刻字百余行，每行16字。王惟一的针灸刻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而又完整的针灸文献刻石，其文献学价值十分珍贵。由于历史朝代的更选，这一刻石辗转流落到北京后散失。1965—1971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北京明代城墙发掘中，先后发现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残块五方。1983年4月，在北京朝阳门南雅宝路东口附近又发现该刻石的一方。这些残存石刻经专家鉴定确认为北宋汴京大相国寺“针灸图石壁堂”的遗物，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研究宋代医药卫生的珍贵实物史料。现有部分刻石残块在北京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陈列展出。

    王惟一为了中医针灸流传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针灸学的进步，在医学发展史上为针灸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创造了奇迹，他这种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中，谱写下了不朽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