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原本楚人，世代为楚高官。因受小人构陷，其父兄为楚平王所杀。伍子胥先逃亡至郑，后又投靠于吴。见吴国公子光素有大志，便献计助他夺得王位，即吴王阖闾。

　　此后，伍子胥与大军事家孙武共同辅佐吴王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镇晋国，而使吴国称霸一时，伍子胥也由此博得著名军事家、谋略家的美名，在民间享有盛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吴国老臣，于国有功的大军事家大谋略家，最后竟落得被吴王夫差赐剑自杀的境地，一生功名毁于一旦。司马迁认为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其实不然！所谓性格即命运，伍子胥正是因为其胸襟狭隘，多疑残暴，重小利而失大义，才造成了命运的悲剧。

　　当初，伍子胥携楚国公子建逃亡至郑。公子建联络晋国谋反一事泄露被杀后，伍子胥又投吴逃奔至韶关，因苦于无船渡河而一夜白头。正在又愁苦又害怕的时候，一船飘然而至。待安全过河，伍子胥却放心不下，再三叮嘱艄公事勿外泄。艄公一声长叹：“我敬公是国家忠臣良将，才冒死相救，公却不信于我。”言毕，将船划至河心自沉以表心迹。因了伍子胥的多疑猜忌，竟枉害救命恩人。

　　到了吴国后，他辅佐阖闾修理法制任用贤能，奖励农商充实仓廪，治理城郭加强守备，又举荐深通兵法的齐人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成为东南一带强国。

　　然而，伍子胥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报杀父兄之仇。他提出采取“疲楚误楚”的战略方针，经过数年努力，终使吴国在柏举一战中以少胜多，打败强楚并攻入郢都。为解心头之恨，伍子胥请求吴王准许自己掘楚平王之墓并鞭尸。“手持九节铜鞭，肉烂骨折”，犹不解恨，此后更是“左足践其腹，右手抉其目”，并骂道“汝生时枉有目珠，听信谗言，不辨忠良，杀吾父兄，岂不冤哉！”又割下平王的头，把衣物棺木全部销毁，连同尸骨弃于荒野。按理说，冤有头债有主，伍子胥找楚平王报杀父兄之仇倒也情有可原。可他仍不善罢罢休，又让吴兵拆楚宗室庙，妻宫室女，寝大夫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虽然孙武极力劝阻，但在伍子胥的蛊惑下，吴王根本不听。其残暴变态之举，连昔日楚国的好朋友申包胥都看不过去，让人告诉伍子胥：“你的报仇未免太过分！我听人说，人多要以胜天，但天道也能破人谋计，你从前是平王臣子，现在却污辱他，难道不是丧尽天良吗？”伍子胥却不以为然地说：“替我跟申包胥说，我像快下山的太阳已无路可走，所以我违背天理不择手段行事。”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这两个成语就是从他这儿来的。

　　吴军进入郢都后为非作歹，给楚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令楚人大惧，也把楚人逼上绝境。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自发组织起来，鱼死网破与吴军拚死相搏，竟一夜而三败吴人，将吴军赶出国境，使得楚国成功复兴。为泄一己私愤，伍子胥不顾民族和国家大义，不仅让吴楚两国生灵涂炭，无辜百姓遭殃，也让吴国多年战争准备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对此，后人有诗这样评价道：“知否申胥本楚人，引吴攻楚有私因。可怜祖国好儿女，半作伍家偿命身。”

　　阖闾死，夫差继位，破越并称霸中原之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厉兵秣马，随时准备报亡国之恨。伍子胥由此预感吴国终将为越国所灭，于是谏言夫差灭掉越国这个心腹之患。夫差出于战略考虑，觉得越已经臣服，再赶尽杀绝显得没有道义，无法在诸侯国中服众，所以没有听从伍子胥的个人意见。此时，伍子胥的私心再度抬头，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今后不受伤害，他不惜甘冒叛国的风险，竟乘吴王派他使齐下挑战书之机，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改姓王孙氏。身为吴国大臣，却把自己子女托付给敌国照看。这无疑给了有心人以“里通外国，心怀二心”的口实。再有道的君王也受不了臣子这种公然背叛。何况本来就有些昏庸的夫差呀。于是，夫差赐剑令其自杀。如果伍子胥拚死相谏，也算是一大忠臣。如果抗旨不遵，反戈一击，也算是一条汉子。但他选择了服从。做顺臣也就罢了，偏偏他还鸭子死了嘴硬──临死前交代手下人，一定要把眼珠挖下来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亲眼看着有朝一日越国从这里进来灭吴。别说是一代霸主的夫差，就是换了一般人听了这尖酸刻薄的咒语，怎么受得了。于是夫差派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进一个皮口袋扔进了江中。

　　纵观伍子胥的一生，以悲剧始，至悲剧终，究其原因，除却小人离间，君王无道等因素外，他公报私仇，残忍无度，有远见无卓识，有智商无情商，最终顾小利而失大义。这样狭隘的心胸和见识，不能不说是导致伍子胥人生悲剧的致命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