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以吏为师”：凭官阶决定对错的始祖

    一

    以吏为师是李斯的发明，经秦始皇认可，便成了秦朝的国家政策。事见《史记·李斯列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

    私学起于孔子，但孔子的学说在他生活的时代始终未被各国君主采纳。他虽然东跑西颠儿，游说诸侯，却一直不曾得意，所以没有可能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的“主义”。何况那时诸侯割据，各怀其志；百家蜂起，各售其学，买家既多，卖家亦夥，谁也没有力量一家独鸣，于是形成了两千余年之后依然令人神往的“百家争鸣”。

    三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总要号令划一，才有“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的气象。但各家之学，纷然不一，书生意气，议论杂嚣，让自命不凡的君王和权臣听着心烦。为君王信用的学派便乘机从政治上构陷其他学派，把学派之争归结为君权的存废、政权的争夺。于是，除了当权的主流学派，其他一概废止。不听话的就从肉体上消灭。虽然不可能统统杀掉，但坑杀几百也足以令人噤口不言，形式上完成了天下一统之后的思想一统。

    四

    但思想的非物质性，使它不能靠一纸禁令或兵火加以灭绝，各种所谓“异端”，仍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为了维持思想的纯正，必须要有裁决正误的威权。谁有资格？李斯的发明是:“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秦始皇一个“可其议”，使这一发明成了中国几千年思想统制的不二法门。

    五

    “以吏为师”的算盘大致是这样打的:吏是层层挑选任命的，吃着皇粮，拿着俸禄，毕生的富贵前程都在上司手里攥着，应当能够唯上之命是从；吏的利益是与政权兴替拴在一处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应该不会做出损害政权的事情来；吏所受的训练是熟悉法律条文或政府的诏令，然后照章办事，不越雷池，因此应该不会想入非非，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

    把思想的传授权和裁决权交由吏来执行，为的就是在思想领域杜绝“异端”。

   六

    李斯的“以吏为师”究竟如何实行，还需要细加考证，粗略说来，大致有三:

    一是烧书。除了医药、种树、卜筮之类实用之书，统统烧掉。“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那时没有“破四旧”这样的术语，但指责读百家语的诸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的意思，同指责帝王将相古人死人统治舞台之类取向是一样的。天下只烧剩皇家的指令，自然不见异端，使心不乱。

    二是镇压。那时还没有发明“群众专政”和“大批判”一类花样，所以采取的是赤裸裸的镇压手段——“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三是思想传授，只准以吏为师，学着做忠于上、勤于事、习于法的官吏。至于百姓，只要当会说话的工具就成。

    三种办法归于一，即运用政权的力量禁绝皇家思想以外的一切思想。

    七

    短命的秦王朝未曾出现什么著名的思想家也不曾有什么传世的学术著作，只有一个发明“以吏为师”的李斯和一桩焚书坑儒事件，成了后世论述秦代思想史的单调话题。以吏为师实行的结果如何，未见记载，但从秦王朝的二世而亡，应当可以猜出一些究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提倡解放思想，号召官员不要怕大学教授，可能是想刹一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威风”吧。一时，高级官员纷纷以到大学兼任教授成为时髦。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由我就读的复旦大学颁发聘书，担任了教授，颇有一些“以吏为师”的气象。但是，直到我大学毕业，“柯教授”只到学校做了一次形势报告，以后就再没了影踪。这已是距始皇帝两千年以后了。足见“以吏为师”之难。

    八

    从技术上说，“以吏为师”不过是异想天开。官吏有繁杂的政务，教书要钻研学问。整日忙于政务，哪里还有时间潜心于学问。不说本来没有学问，就是原本有学问的，几年官当下来，也势必荒疏而且落伍。所以官员与治学路属殊途。一天到晚做学问的官员绝不是称职尽责的官员；一天到晚钻营政务的学者也绝不会是优秀的学者。所以，直到今天，因为当了大官就要评两院院士；因为有了教授头衔就到处兼职政务，一直还是被人戳脊梁的事情。

    九

    李斯发明、始皇帝批准的“以吏为师”，目的是在借此保持思想的纯正，一有异端，即予铲除。但难处是在思想的对错很难用一把固定的尺子量度。新思想几乎都是突破了旧有的法度律令才能产生，所以在刻板的官吏眼中，新思想就都成了应当铲除的异端。“以吏为师”的结果，势必走向扼杀一切新思想而使思想界同归沉寂。

    李斯梦以整肃他人的“尺子”，很快就量到了自己头上。他因得不到秦二世欢心，一切言谈也都成了应予铲除的异端。当他父子将被腰斩于咸阳的时候，才醒悟到牵着黄狗、擎着苍鹰出老家上蔡东门追逐狡兔的日子，已是再也不能的了——“以吏为师”呀！

    十

    今天的时代是需要继续解放思想的时代。众彩纷呈才是思想界繁荣的景象。只有思想的繁荣，才会有杰出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理论著作出现。思想的正误不宜匆促便下结论，不宜由官员断下结论，更不宜凭官阶大小分配决定对错的权力。思想只有在实践中，在论辩中，才能日益丰富、日益完善，日益趋近于真理。官吏对于思想发展的职责，应当定位在为活跃思想、繁荣学术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条件，而不是充当裁决的判官。把思想的正误或不足，交由学术界讨论，交由实践检验，交由时间考验，恐怕是更聪明、更睿智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