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迁碑拓片（局部）
 

 

张迁碑拓片（局部）

 

 

张迁碑碑额拓片（局部）

 

 

张迁碑碑额拓片（局部）

 

　　东汉中晚期，中国书法史上出现了一大批从形制、内容到书法艺术都很成熟的汉隶名作，它们不仅给金石学、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而且它们的书法艺术也成为书史上的一部部皇皇经典。这些汉隶名作无不折射出浑朴的气格和典雅的风仪，清人刘熙载所说的“汉碑气厚”就是对其艺术风格的最好概括。其中，《张迁碑》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二月刊立。在清代，此碑南向立于山东东平州学明伦堂前，现藏于山东泰安岱庙东庑。此碑高314厘米，宽106厘米，圆首方趺，中无碑穿。碑阳文字共15行（第13行后空1行，再接第14行），每行42字。另外，在第14行正文“刊石立表”之“表”字旁，还刊有一个字形状像“衣”的字。碑阴共有3列，上中列均为19行，下列仅有3行。据叶昌炽《语石》记述，《张迁碑》的碑首“四面蟠螭，圭首锐处两鹊相对，此亦汉画之至精也”。碑首阳面偏左刊刻有题额两行，即“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方朔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对此评论道：“碑额十二字，意在篆隶之间而屈曲填满，有似印书中缪篆。”其书刻风格独特，饶有古趣。字势扁方峻整，笔形屈曲，以方驭圆，不同部件在相互避让与穿插中，表现出一种浑然天成、自然质朴的意趣。此外，这12字排列还采用了纵书直写的形式，这又为后人考证古代“署书”的书写格式保留了实物资料。由于《张迁碑》的题额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清以后的不少书法篆刻名家纷纷汲取其中的元素，以此丰富自己的书法与篆刻创作。

 

　　《张迁碑》的拓本以明拓本为佳。根据明代学者都穆《金薤琳琅》的记载，他所见明初拓本仅缺数字。近人方若在《校碑随笔》中对《张迁碑》拓本的流传情况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据此，后人也将“东里润色”四字的保存程度作为鉴别该碑拓本年代的重要标准，明拓本也被称为“东里润色本”。明以后，此碑逐渐风化残损，其拓本与明拓相比，也相去甚远。另外，清代中叶还出现了翁方纲的摹刻本，但神气全失，了无生趣。

 

　　《张迁碑》的书法艺术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早在明代，研究者便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它的书艺价值。例如王世贞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说：“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通过对《张迁碑》原作的鉴赏，并结合前人的评述，笔者认为该碑的书法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方峻端浑

 

　　从历代书家的评论中可以看到，《张迁碑》被人们视作“方笔”汉隶的代表，比如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就提到：“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同时，此碑方厚凝重的笔意也往往被学书者看作是治疗笔弱之病的良方，因而学习《张迁碑》如果不能够得其“方”，也就谈不上得其情味，更谈不上登堂入室了。基于此认识，不少学书者在临习该碑时，常常会刻意摹画，甚至夸张其笔画的“方”形，力求做到棱角分明。但是这样处理的结果却不能尽如人意，随之而生的，则会有死板、僵硬、做作等问题。那么，对于《张迁碑》的“方”，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从笔画层面上看，《张迁碑》的“方”主要是由于刀刻二次加工所致，例如“也”“门”“贡”等许多字都表现出浓厚的刀刻痕迹，究其缘由，与石刻书迹所适用的矜持、方严的风格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当有些人还过分着眼于《张迁碑》笔法之“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落入了窠臼。由于刀刻痕迹浓重，我们很难从中清晰地看到毛笔锋颖最初运行的痕迹，所以要理解《张迁碑》的“方”，绝不能仅仅从笔法的层面去理解，而需要悉心体会其中丰富的意趣。这种“方”趣是书丹与刊刻混合作用的结果（刀刻的作用更大），同时在历史的洗礼下也被注入了一种凝重与浑厚的色彩。它具有两种内涵。其一，峻而能健。“峻”指的是方硬之中棱角分明的审美意味。在汉隶石刻作品中，这种笔意的形成与书丹时笔毫的性能以及刊刻时刀刻意味的程度相关。梁武帝萧衍在《答陶隐居论书》中曾云：“婉婉暧暧，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可见在笔画的起收处表现出鲜明的棱角，便能增强笔画的力感，展现出令人肃穆的风神。但这种棱角必须具有特殊的质感与生命力，才会表现出丰富的意态美，否则会有单薄死板的弊病。《张迁碑》的方笔往往具有浑厚饱满的张力，这种张力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健”。例如“迁”字的末笔波磔，在方峻中便饱含了强劲的筋力，这种“筋”的质感极大增强了方笔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其二，峻而能朴。所谓“朴”即指一种自然成形，毫不做作的审美意味。不少人在临习《张迁碑》时，常会把方笔处理得呆板滞涩、机械雷同。但我们仔细品味《张迁碑》的方笔，可以发现其魅力不仅表现为劲健的力感，更体现在形态不一的笔形上，这是一种朴实无华、自然尚真的秦汉文化精神的自然流露。例如“吾”与“兴”字的长笔横波就很有代表性，前者犹如凝重的青铜古器，而后者则好似曲铁古藤。因此作为临习者而言，如果不能发现与品味其中多变的情味，而仅仅囿于机械的方形，那结果无疑是缘木求鱼。《张迁碑》中多变的笔形之所以能够自然生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这些笔画的形态是随势而生的。比如“吾”字，笔画较少，浑厚的横波就可以大大充实字内的空间，其产生的张力足以使其他笔画聚引在它的周围。而“兴”字的笔画较多，尤其是上部点画的分量很重，因而其横波一方面要显现出力扛千斤的韧性，同时笔形又不宜过重，以免产生气息滞涩的问题。只有做到“朴”“方”才能具有特殊的生命感，我们临碑的过程，也才会具有一种真正的书写感。

 

　　从体势层面上看，“方”也是《张迁碑》的一大特色。和《曹全碑》《石门颂》《华山碑》等汉隶名作相比，《张迁碑》的体势具有鲜明的端方朴茂特色。从字形上看，该碑字形多为正方、扁方或是长方。和《曹全碑》等作品不同，其弱化了主次笔之间的长度反差，使整个字的外形趋于齐整化，整字的张力也由此具有了向内聚敛的特点。为了达到字形端方，《张迁碑》中还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法。比如，在笔画处理上，主笔力求横平竖直，外框的转折则是方直挺劲，以此构建大的方正框架，像“善”“用”“国”等字都很有代表性。在字内的布白上，该碑笔画的分布也强调一种齐整化的效果，它往往会弱化隶书笔画的“波”势，使笔画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匀实而茂密。例如“九”“荒”等字的处理就颇有意思，为了做到笔画布白匀实，其变斜为直，化圆为方，原本应为波挑的笔形被改造成了竖画。

 

　　《张迁碑》的方整体势也充满了艺术性与自然率性之美，它的“方”往往具有“朴”的特色。南宋学者姜夔在《续书谱》中曾说：“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这句话原本是用来形容魏晋楷书的体势生动自然，毫无刻意做作的痕迹。此语借以形容《张迁碑》的体势之美也很合适。详察该碑可以发现，碑中每个字在整体方正的基调下，确实做到了极尽“字之真态”。其或端方，如“陈”与“汉”；或呈扁态，如“且”与“然”；或为长形，如“旧”与 “鲁”。有的字形偏大，如“筹”；有的则小，如“才”。有的端严方正，如“诗”；有的则斜侧弄险，如“外”。形态各异，八面足势，这些美感充分体现了《张迁碑》在取势过程中随形布势的特点。

 

　　古趣盎然

 

　　王世贞曾评价《张迁碑》“典雅饶古趣”，“古趣”是该碑书法的另一大艺术特色。所谓“古”是与“今”相对的一个审美范畴。唐代窦蒙的《述书赋·语例字格》中对此界定道：“除去常情曰古”，可见要符合“古”的标准，一定要免俗态，避工巧，要善于运用独特的手法，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一种浑朴大气的美感。那么，《张迁碑》的古趣又体现在哪里呢？

 

　　在笔画形态上，《张迁碑》尽管以方峻意味作为基调，但仔细品味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斩截峻拔的方笔中，时常会参用遒劲浑厚的圆笔，以此达到刚峻之力与含忍之力的完美统一。圆笔的运用一方面可以极大丰富笔画的意趣，增加其艺术性，避免由于过于追求方峻而带来的单一与刻板；另一方面，从传统笔趣而言，适当运用圆浑的笔形也能够增加篆籀气，并由此带来古趣。例如“更”字就很典型，其波挑直中带曲，波磔更在劲拔中显现了一种浑圆的意蕴，这种方圆笔意的有机融合，使得该字的力感得到了极大的升华，给人以古拙敦厚的气象。

 

　　在结构体势上，《张迁碑》的“古趣”多表现为一些夸张、突兀的形态。凡有“古趣”的事物，必与工巧精致的意味相左，往往具有某种特殊的艺术个性。这种个性给人以博大沧桑的历史感，有时甚至会带有一种远古的野性。《张迁碑》中，有不少点画的形态已被改变，这种变形使这些点画脱离了常规的视觉平衡感，给欣赏者带来了心理上的压力与冲击。比如“兴”字，以常理而论，上面的点画明显有过重之虞。但细加品味，其中的情趣却很深厚。如果将该字比作一个人的某种动作的话，那么中间的一横犹如他的双臂，下面的两点好像他的两条腿，而上端的超大点画结构则好似千钧重物。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这位力士双肩上顶，力托重物。由于上部的压力极大，其双腿前绷后蹬，腿部的肌肉承重力也受到了很大的考验。所以，这种点画结构的变形给我们带来的是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抗衡，没有这种超常规的大胆变形，就不会产生如此剧烈的力感冲击。而“帝”字变形所产生的美则有一种崇高感。以常理而言，该字的中竖多被突出为主笔，但《张迁碑》却极大强化了上部横画与半包框的力度。它粗犷而强悍，在其强压之下，下端“巾”部中竖的笔形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这种力量同样也给每一位欣赏者以心灵的震撼。再像“龙”字，其左右厚重的点画结构在相互抵撞中，产生了独特的生拙之美，一种突兀的野性在部件的对立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张迁碑》的结构体势绝不能以汉字结构美的常理去加以分析，而应体味蕴含在这些独特体势中的深层次美感。

 

　　在许多学书者印象中，经典的法书必然与某位书法名家相系。从中国书法史看，“书以人名”也似乎成为了一条重要规律。但毋庸置言，真正的艺术一定贯注着生命与文化，其中的生命精神更是艺术品的根本所在。许多曾经因“人名”而显赫的书迹，就由于缺乏这一根本性的元素而被后人逐渐抛弃。《张迁碑》尽管不是名家手笔，但它在经历了千年之后依然迸发出的勃勃生机，使每一位欣赏者都为之感染，这就是它的艺术价值所在。

 

    虞晓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