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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纸收藏,到底路在何方?

2016/11/10 10:04:51 点击数: 【字体:


  集报是一项非常有益的文化活动。在我国,这项活动的开展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几乎在报纸诞生的同时,就有集报活动的存在。但历史上所谓的集报,大多数是文化人为积累素材和研究而自觉积累,很少有人进行收藏和研究。所以,尽管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出现过象戈公振、阿英、冯自由、郑逸梅那样的集报大家,但当时的收藏圈里,根本没有独立的藏报这一项。集报,真正作为大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被社会所认识,并在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还是近来来才实现的事;尤其是今年7月民政部、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在中国报协之下成立集报分会,这才标志着中国集报地位被确认。然而,中国收藏有着传统的游戏规则。集报能不能在藏界占住脚,关键在于自身能否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但从现在发展的趋势看,仍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综合分析,主要的症结有三:起点低,误区多,市场不发育。
 
  集报现状剖析
 
  一、起点低
 
  中国当代集报在20年前还没有任何规模,更谈不上藏报,确切地说,应该是“积报”。1984年杭州市永安丝织厂工人楼时伟,在“中国报刊报”上刊登了一则“交换各地报纸”的启事。就是这则连标点在内才50个字的小启事,拉开了中国当代集报的帷幕。一时间各地报友鸿雁频传,一场以谁集的数量大、谁集的种类多为最大荣耀的集报活动在全国报友间广泛展开。不久,北京出现了工人集报协会,其他地区也陆续有了自己相应的集报组织。正是在这些组织的促进下,终于诞生了突破万种大关的集报爱好者,再不久,又在全国集报圈内,评选五个,后来到十个“集报大王”。集报内容也发展到集报、读报、剪报、研报、展报、评报等多项活动并存的大众文化活动上来。应该说这是十分有益的收藏探索。但是,毕竟这个集报群体的主要成员文化水平偏低(包括笔者再内),大家虽然集报热情高,但很少有人能从传统的收藏角度考虑后来的发展方向问题,即使后来有些文化水平高,甚至是专业记者、专业编辑出身的学者参与进来,甚至被推举到领导岗位,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单凭感觉和愿望来引导这个群体,要使集报活动短时期内上一个台阶,谈何容易。
 
  二、误区多
 
  受大环境影响,集报界成员也多出现浮躁情绪,从众心理过盛,缺乏自己的收藏理念。比如,1990年到1995年间,集报界提出“突破万种大关”、“争当集报大王”的集报理念,致使广大集报爱好者盲目追逐品种数量,对集报质量却很少有人考虑。如有些报友别出心裁搞些游戏性集报,将所集报头排成长联或将报头第一个字排成数字顺序。再如追求新、奇、特收藏,热衷于手帕报、巴掌大的小报、名片报、扇面报等,这都程度不同的对一些报友的集藏产生了误导。近一时期,号外又成了集报者炙手可热反对藏品,于是精明的出版者为满足集报者的需求(有的则为哗众取宠和赚取集报者的金钱),专门投其所好,源源不断地出版不少号外,实在有失严肃。正常号外,就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收藏价值当然很高。而媒体事先能够知道的,再大的事件也不需要用号外的形式发布。以现实而论,申奥活动,举国关注,一旦成功,国家级新闻媒体连夜赶发号外,就属正常,而“香港回归”那么大的喜事,也无须出版号外,就是因为这个特定日期是历史早已确定的。但对于很多报纸出号外,我个人理解,也应该有个“度”的问题,国家重大事件国家级报纸出号外已足矣,地方大小报再随着出,特别是滞后地跟出,现实意义确实不大。总之,不是所有号外都有收藏价值。
 
  三、市场不发育
 
  据观察,当今的集报界,工薪阶层是主体,有的甚至是农民或没有经济来源的无业者。他们从事集报活动,原本没有什么目标,后来收集多了,荣誉感也有了,兴趣就更加浓厚了,一发不可收拾,成果越来越大。但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感觉到,所集报的数量固然可观,但质量欠缺,尤其缺少珍品报。近年来,在各地举办的全国性集报研讨会和地方集报组织开展的集报活动中,虽然有了藏品报的交流和拍卖,但场面有激动,无刺激。因为大家所交流的多是当代报,最抢眼的则是报又无偿赠送的行业小报,真正有价值的历史珍品报,观赏者多,递价者寡。对于普通民国期间报纸,品相好的一份才几十元,光绪年间的一份《申报》要200元就摇头。前不久参加山东临沂集报会议,发现这种现象依然比较突出。会议期间曾举办小型拍卖会,参拍藏品十之八九是最近一二年出版的特刊、号外,递价声此起彼伏,但落锤价却多在十几元到三十几元。其间历史老报纸也偶有出现,但大多境遇比较尴尬,有些普通老报尚达不到新报的价位。其中最珍贵、最有收藏价值的老报有五份登场,一为《人民日报》创刊号,起价2500元,三呼没有人应答而溜标;二是一件《新华日报》,是报道“皖南事变”那天的报纸,何等珍贵,底标500元,前两呼没有应答,三呼时被创刊号收藏大家冯建忠叫下;另外三份共七件,拍品为笔者所供,其用意完全是出于集报市场的探测,其中有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所创办的《清议报》前三期,底价8000元,另外是梁启超在日本继《清议报》后创办的《新民丛报》两期,底价2000元,另外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在1897年创办的《时务报》两期,底价也是2000元……(略)为什么没有拍出?因为这些珍品老报还没有适宜的市场,换句话说,目前在集报界还没有反映历史价值的场所。设想,这些老报纸,如果拿到其他拍卖场上去,让集报圈外的文化人竞走,恐怕也要比集报圈里的拍卖顺利得多。中国书店在2002年夏季拍卖了两期1833年德国传教士在华出版的《东西洋考察每月统纪传》,卖主不知市场如何,上拍时设了个无底价,结果竞标非常激烈,最后以10890元成交。前不久,还有一件1925年的《顺天日报》,也在另一拍卖行拍出了7000元的高价,内容只有孙中山学生逝世报道。在全国性集报活动场合,情势竟是如此,当今集报市场的状况也就由此可见一斑。
 
  探索集报之路
 
  中国集报,到底路在何方?笔者结合传统收藏理论,试作一下探讨。集报性属收藏,收藏包括集报。所以中国集报应该沿着传统收藏项目的方向发展。而中国集报要得到发展,改变性质的关键,即应把集报活动从娱乐型向投资型转变,将集报发展成为既能增知增识,又有增值潜力和前景的活跃局面,这样才是正途。但如何培育这个市场,我认为提高珍品老报的价位是最佳突破口-----珍品报位提升,相应拉动特色报价位,从而使整个集报界发生变化。因为只有藏品的价位上去了,才能比较合理地体现藏品的价值,才能促进整个集报业发展。在传统藏项中,藏书与报刊收藏属于同族,因而古籍的市场价位就是重要的参考依据。一部完整的宋本,无论是私交还是拍卖,差不多都是以数万元计。为什么?因为它了市场。我理解,一件藏品有市场,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是藏品确实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我们所谓收藏,实际就是收藏某一藏品的历史,通过收藏这个手段,保留某一藏品的历史面貌及其沉淀的历史文化,所以说,藏品的历史价值高低应该是决定其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第二是藏品所属的藏项品位高,如青铜器、古瓷器,就一定比扑克、餐巾纸、手帕等的收藏文化品位高得多。三是存世稀少,难于寻觅。物以稀为贵,这是收藏的一项通则。从类别看,藏书与藏报相近,只不过报纸和期刊出现的年代近,古籍的历史远而已,而收藏这个范畴里,同性质藏品又不完全按年代远近确定价值,有些历史远的未必比年代近的价值高。这个道理说明,从类别看,报刊的收藏价值不一定不如书籍,只是从传统意义讲,书籍是人类获取知识的源泉,同时也是进身之阶,历代官宦和文豪都以藏书位荣,所以藏书是个大项,历史悠久,知名度很高,藏报相对出现时间短,知名度低。但就历史价值说,有些珍品老报,如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最先报道的报刊,存世已经极少,具有珍本书籍所无法比拟的历史价值,市场价位也应相应提高。之所以没有高起来,只是时机未到或说市场还没对路。我个人感觉,老报纸及性质相近的老期刊的收藏,应该是很有前景的,原因是文化人乃至藏书人已逐渐介入此圈,他们有学识有修养,目光敏锐,虽然有时财力不支,但呼声亦重要。而在当前,提高珍品老报价位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将老报刊拿到社会上展示,多让珍品老报抛头入面。近些年,国家级大型拍卖活动中,随着珍品古籍善本的参拍,也有些老报刊登场,虽然还没有太大名头的珍品报刊出现,但就较一般的常品拍卖结果看,要比集报圈内交流或拍卖的价位高得多,这就是个很好的兆头。
 
  本文极力强调对老报刊特别是对珍品老报刊的收藏,目的固然在于唤起集报者对它们的高度重视,是一种带有抢救意义的呼吁,但客观上也是从收藏角度对集报爱好者作了一个追求方式的提示。我认为,收集成千上万种当代没有特色的普报,算不上实际意义的收藏,只是个人业余生活的消遣方式或娱乐活动。而仅保存有几件稀世珍品的老报,对当代报纸从不涉猎,也同样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只有不同历史时期的报纸都有不同程度的数量保存,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收藏。
 
  此外,对于当代报纸的收藏,笔者也有两点建议:一是应该选择专题,即从专业或个人爱好的角度选择有力于自己事业和兴趣的专题,尽量不要发展全集型,因为当代报刊浩如烟海,评凭你怎么搜集也难集齐,再则现在图书馆那么普遍,国家已经保存了很多,搞全集型意义不大;二是注意收集特色报刊,如创刊、停刊、重大历史事件、国家重大活动、重大节日等报刊,这样容易出成效。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艺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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