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人洞小考
2014/8/14 10:44:37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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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县夺丰水库北岸的悬崖峭壁上有一处石窟,当地人称之“仙人洞”,相传为殷太师比干之子林坚(又名林泉)出生地。洞口四周遍布摩崖石刻,这些文字多无时间记载,且内容晦涩含蓄,落款就更罕见,要么干脆省略,要么仅有只言片语:樵夫、道人、槐石翁、梦醒主人等,藏头露尾,欲言又止,给古洞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此洞果如传说所云,还是另有隐情,这里究竟发生过怎样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一
清《淇县舆地图说》载:“石山壁立,仙洞漏天,祠宇十余,咸倚半岩……北倚山崖,有林泉之胜。”不仅写出了这里的山势挺拔,洞穴奇妙,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林坚在此出生,有其居住的胜迹——长林石室。
商朝末年,纣王昏庸无道。丞相比干冒死劝谏,被纣王剖心。纣王仍不罢休,又派兵前往比干家中抄斩。比干夫人陈氏得知后,怀六甲身孕星夜逃出朝歌,因一路颠簸,跑到城北长林石室即产下一子。群兵追至,捉到陈氏,便问孩子姓名。陈氏急中生智,指“林”为姓,指“泉”为名,母子方得以脱险。武王克商后,建立周朝,诏回陈氏母子,封其“英烈夫人”,赐比干之子为林姓,将名字“泉”改为“坚”,希望他将来能秉承父志坚贞不屈。此后,朝歌民间为纪念忠臣,便在林坚出生地大修庙宇。据当地老人回忆,仙人洞原来规模很大,有山门过厅和寨墙,还有3间三层高楼,每年正月初八庙会,周围群众都来此祭奠忠臣、祈求平安,盛况空前。岁月沧桑,因淇地历经战乱,庙宇多次被毁。上世纪60年代,因修筑林(州)淇(县)公路,仙人洞外则的山崖被劈去5米多宽,当初的部分遗迹已不复存在,所幸的是,仙人洞、长林石室、灶君洞、碓臼窑等遗址至今得以完好保存。
二
洞口上方有一则题记,名曰“仙人洞记”。全文600余字,为工笔楷书,字体隽秀雅致,除少数字体因摩崖石皮脱落难以辨认外,大部分仍清晰可见,通读全篇,方了解大概意思:一位自称樵夫的人“天性雅爱山水,隐居高尚,不乐为时势羁鞿。”寻幽访谷,欲找一个理想归宿地。“深入优巍涉淼,谒睿圣之神祠,过弥陀之寺洞,慨世代旭易,吊今昔废兴。至于斯,遥望山巅嵬峰耸翠,上出重霄,崖壁石像一列,询诸山□,古传仙人所居,彼门超化之遗迹也……樵夫匍匐而登巉岩,山险崎岖阻塞,怪石连连,骇畏难升。”崖壁上有一石洞,洞内鸟雀、蝙蝠纵横,狐狸、毒蛇蟠曲,“樵夫”挺进并驱尽它们,名之曰:“安乐窝”。洞上方有一岩石“峻岌可危。名之曰:‘爤柯岩。’岩前一峰正方□□,壁百仞,其下澄水潺潺潆回,映带左石。薄春,月出东方,光彻上下,取名:‘钓郎峰。’西一峦孤立澳侧,争为壮丽,取名:‘□□台。’稍行洞左,再攀崇阿悬岩,□峙□,有水涌石根,清流澈湍,两浣顺流而东也,名其水曰如斯泉,岭曰:‘观澜岭。’樵夫乐斯胜景也,”于是,在此定居下来,并捐钱粮,雇工匠开凿扩建石窟,砌石阶,垒寨垣,“结石庐,更数年始告成,合曰:‘仙人洞。’袭其旧也。”整日青灯黄卷相伴,“樵夫”倒也自在,偶有旧友来访,谈古论今,切磋诗词,“息古今,渺万物,俯八极,有感于怀,鼓□石高□震于峰壑,余韵遏□云空。”胜似神仙的日子,“樵夫”徜徉其中,乐此不疲,“不期老之将至,步履艰难,情随事迁……更有趣于田园、窗草、□鱼、陶菊、周莲、山水之乐矣。”无怪那位姓朱的忘年朋友感涕光阴荏苒,逝者如斯,镌石来记述。现如今世人已不知“樵夫”的真实身份了,就连家乡人看“樵夫”,犹如“樵夫”眼中的仙人一样,实在是可悲啊。“樵夫为谁?斯郭姓登名,字天衢甫,‘瞻淇’乃别号也,官河南彰德卫经历,不仕。其子宗隗□溪、宗仪□溪、宗伋右溪,以儒业著名也。□士籍古大雄郡黎阳世家也,今系北直隶大名府浚县永清乡永清里六甲民籍。”
纵观全文,可获取以下信息:
一、隐士所描述的地理环境与史料记载或现存景观相符,如“澳水”(淇澳)、“睿圣祠”(卫武公祠)、“弥陀寺洞”(前嘴石窟千佛洞)、“崖壁石像一列”等,据明、清《淇县志》载,“淇澳绿竹”为古代淇水关胜景之一。武公祠毁于1958年,而千佛洞和“崖壁石像”至今尚存。
二、在隐士入驻之前,已有仙人洞遗址。
三、隐士投入资金修葺,扩大了建制。
四、隐士在此隐居很长一段时间。
五、隐士叫郭登,字天衢,别号瞻淇,系北直隶大名府浚县永清乡永清里六甲民籍,曾被任命为河南彰德卫经历官职,不赴任或主动辞职。他有3个儿子,分别叫郭宗隗、郭宗仪和郭宗伋,以儒学著名。
六、郭登隐居时期,曾有一位姓朱的忘年朋友造访过仙人洞,并勒石志之。
但是,题记也给人留下不少疑点:
一、郭登隐居于何年代?
二、郭登缘何到此隐居?
三、郭登有怎样的身世?
四、郭登在文中提到的那位朱姓朋友的情况又如何?
所有介绍都过于简略,似有意留下一个迷题,待后人破解。好在有他的详细地址和三个儿子的姓名,透露出一些难得的讯息,也为准确考证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据清《嘉庆·浚县志》载,自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改浚州为浚县,隶大名府,至雍正三年(1725年),改属卫辉府。据此可断定,郭登应生活在明朝中期至清朝初期。《太平寰宇记》载,黎阳县旧八乡(即清源乡、鹿台乡、长乐乡、永丰乡、君子乡、纯化乡、永清乡、长宁乡)。《读史方舆纪要》载,明洪武三年,改浚州为县,编户五十里(含永清里),后改划为四十三里。清《嘉庆·浚县志》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县李士琳以四十三里小民迁徙无常,征收赔累,改为二十一所,至今便之。由此,可更精确地定出郭登生活年代的上下限:明洪武三年至乾隆二十四年。
明、清时期的永清乡对应现在的什么乡镇?查遍《浚县志》不得而知。但《淇县志》载,永清乡位于淇河东,原属淇县辖地,明朝划归浚县。另,郭登的号“瞻淇”,很可能取自《诗经》“瞻彼淇奥”一语。据此可知,永清乡永清里在淇河以东,且应在淇河沿岸。遍访淇河东岸人家,事情终于有了突破:在卫贤镇交卸村的一块墓地里发现一通古碑,上面刻有永清乡字样。这样,大致范围确定为前交卸、中交卸、后交卸、前草店、后草店、南纸坊、北纸坊、卫贤集一带。
几经辗转,在卫贤镇北纸坊村一位82岁的郭氏老人家里发现一套清嘉庆时期的《郭氏家乘》,郭登的名字赫然在目,真相终于浮出水面。《郭氏家乘》上卷载:“郭登,字天衢,号瞻淇。天性慷慨,孝友著闻,作养贤才,同急拯弱,新庙貌,修桥梁,捐义塚,施舟楫,公听断,推衣食,创祠堂,建精舍,葺仙洞,凡致孝鬼神、济人利物之事,若切肌肤。官授彰德卫经历,引身而退。容于行山淇水间数十年。考终前旬日,命道焚香诵经,散济三日,正襟仰卧,与子孙永诀,其视死如归若此。”郭登生育三子:宗隗、宗仪、宗伋,皆为儒学。《郭氏家乘》载:“宗隗,字士致,号双溪,太医院幕。宗仪,字士宽,号运溪,邑庠生贡,入国学限满,吏部考授通判候。宗伋,字士信,号右溪,邑庠生。”清《嘉庆·浚县志》中没有郭登的名字,却有郭宗隗和郭宗仪的记载:“郭宗隗,由人才官吏目;入仕身份为荐辟。”“郭宗仪,万历时监生;入仕身份为例仕。”从《郭氏家乘》中还可看出,郭氏家族庞大,家境殷实富有,有崇尚儒学之家风,与郭登父子同时期的族人中,多有入仕者,在同时期的《浚县志》中均有记载。通过相互印证,说明《郭氏家乘》真实可靠。
《郭氏家乘》的发现,不仅把郭登的生活年代框定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而且对研究郭登的生平和隐居的动机有了更翔实的佐证和依据。从《郭氏家乘》中可了解,郭登是一个乐善好施、教子有方、饱读诗书的文化人,按照当时的道德价值标准评判,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子。在世人对名利趋之若鹜的时代,郭登被任命为一个七品(或八品)小官后,不去努力地攀爬,谋求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却引身而退,隐居山林,出于什么动机?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跟自己的道德操守发生冲突,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二是那个小职位不足以施展自己的杰出才能。再联系到“仙人洞记”的内容,郭登奔仙人洞遗址而来,一定是有备而来,慕名而来,林坚为忠臣比干之后,比干犯颜三日直谏君,留下一世英名。卫武公政治清明廉洁,治国有方,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以淇竹来比拟他的高贵品质,描摹他的谦谦君子形象。无疑,作为君子的郭登对比干和卫武公景仰有加。从“仙人洞记”中还可以看出,郭登受老庄的思想影响较深,崇尚清静无为、与世无争。其实“更有趣于田园、窗草、□鱼、陶菊、周莲、山水之乐矣”一句,更直观地表白了自己的心声:自比陶渊明、周敦颐和欧阳修,表露自己“举世皆浊我独清”、“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和“寄情于山水”的志趣。
三
仙人洞东侧10多米的山壁上,依山雕刻一通石碑,碑文为一首诗《游仙人洞赠郭瞻淇主人》:“天外仙峰几洞开,坐临牛斗万山回。攀崖有径人谁到,凿石无泉水自来。抚栏晴云春舞鹤,推窗明月夜沉杯。相逢不问长生诀,刘阮空怀去后猜。”落款为“黎阳朱侍御槐石翁题”,没有题写时间。留下墨迹的“朱侍御”是否为郭登在“仙人洞记”中提及的朋友?这位“黎阳的槐石翁”又有怎样的人生经历?
据《明史》和《浚县志》载,朱应毂(?—1587),字德载,号槐石,明浚县人。朱应毂,祖籍江苏南京,祖父朱翊,举人,父亲朱天俸(1514—1584),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儿子朱舜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朱应毂万历五年(1577)进士,出任山东东阿知县,《朱天俸墓表》称其“出宰阿邑,入为侍御史,声称烨然”。朱应毂政绩突出擢云南道御史,任御史时,清正廉直,进谏不避权贵。清《嘉庆·浚县志》载其“谏幸山陵,论边将冒功匿败,言皆激切。”《明史》中多次记载他直言进谏的事。如“枷刑自刘瑾创立,锦衣狱常用之。神宗时,御史朱应毂具言其惨,请除之。”(《明史》卷九十五志第七十一);“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岁赐稠叠。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御史朱应毂、给事中任应徵、佥事李琯交章抨击。”(《明史》列传一百二十六)。他甚至还敢直谏皇上,“万历十一年(1583)九月,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风雪定陵》)。万历皇帝修建定陵,所用花斑石皆采自浚县。朱应毂奉命到浚县督采花斑石。正如清《嘉庆·浚县志》所言:“惜不永年,未竞其用。”朱应毂仕途仅仅十年,就于万历十五年(1587)早早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一生著述颇丰,有《槐石集》等。如今,浚县县志和《大伾山志》等书上关于他的资料非常少,浚县大伾山上仅留有他的“杏花岩”题字和《东归早过大伾山》诗刻。
正是朱应毂来到了仙人洞。朱应毂于万历13年(1585)至万历14年(1586)间,因督花斑石开采荣归故里。在家乡,他听说了郭登的传闻,决定登门拜访。一个春日,他登上了仙人洞,见到了年近古稀却鹤发童颜、颇具仙风道骨的郭瞻淇主人,他乡遇故知,两人相见恨晚。主人热情邀客人留宿作长夜之谈,朱应毂欣然应允。夜深了,皎洁的月光从洞口投进来。两人把酒临风,谈兴正浓,不觉东方欲晓。旭日临窗,春风拂面,青山如画,澳水荡漾,仙鹤翩跹,朱应毂抚栏远眺,忆仕途如梦,慨光阴荏苒,触景生情,心潮起伏,诗性涌动,欣然命笔,题写了这首《游仙人洞赠郭瞻淇主人》。朱应毂对前辈这种“不入流”的举动有几分同情,有几分羡慕,更有几分敬仰,但碍于自己的政治影响,仅能低调从事,故未留下名字和题写时间。遗憾的是这竟成了两人的永别,朱应毂于此后一二年即英年早逝,终年五十岁左右。不久,郭登也从仙人洞离去,长眠于家乡。
仙人洞此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它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它在等待着另一位客人的造访。
四
仙人洞左边的石壁上还有两处摩崖石刻,一处是一副对联:“山门不锁待云封,石洞无灯凭月照。”横批是“安乐窝”。为楷书,无落款。另一处是一首《题仙人洞遗迹诗》:“峭壁层峰百丈岩,不起风雨来何年。仙人昔已升真去,留得遗迹至今传。”落款为“梦醒主人书”没有题写时间,以狂草书写。另据当地人讲,石崖上还有一首诗:“几缕落霞流水岸,数声啼鸟夕阳间,更生一段开花处,白云北去又飞回。”因林淇公路拓宽被毁。这几处石刻有无关联?又出自何人之手?
经书法对比和时代背景考证,这几处摩崖均出自一人,他就是孙徵兰。
明、清《淇县志》载,孙徵兰,字九畹,号“睡仙”,淇县南阳村人,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卒于清顺治十年(1653),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不久,官拜监察御史,“侍殿陛”,恭助朝廷议定国事。崇祯初期,转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崇祯后期,任四川布政司参政。孙徵兰可谓文武双全。论武功,他曾监管绵道军,分守上川南道,严振军纪,善用奇兵,制服流寇,开拓疆野,使三巴(巴郡、巴东、巴西)一带稳定繁荣。论文采,孙徵兰棋琴书画,诗文建筑,无所不通,他的诗写得飘逸豪放,意境幽远,著有《香国楼诗集》,有儒将之称。尤擅长书法,旧时朝歌城南关驿道旁有座一丈多高的碑,上刻孙徵兰书写的“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其字遒峻苍劲,力透石背。淇县西部太行山上留下他的许多摩崖石刻,为山河增色不少。灵山寺东崖绝壁、武公祠、孙家寨、云梦山、卫辉香泉寺等处留有他的墨迹,字形多为馆阁体,或雅秀刚劲,结构匀称,或气势磅礴,风肥劲健,功力雄厚。最引人注目的,是云梦山水帘洞口的那幅《仙洞偶笔》二首,以狂草书写,如行云流水,蛟龙腾飞,惊鸿展翅,飘逸、洒脱而雅丽,最能代表他的书法风格。
孙徵兰名声显赫,按说应堂而皇之很高调的在仙人洞题字,为什么不直书其名?难道有何顾忌?
这还得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说起。孙徵兰晚年,适逢明末大动乱年代,李自成进京,清兵入关,崇祯王朝最终被清王朝所取代。作为一个被封建的忠君爱国思想塑造出来的明朝的忠实臣僚,不失自尊心和“民族气节”,孙徵兰为失去政权而哀痛,怀着忧愤的心情弃官遁回故里,但他毕竟是明朝的一位大臣,是“敌方”追捕的对象。为了免遭不测,他不敢在南阳村的家里生活,选择了山林隐居,私下练兵习武,舞文弄墨,为“复国”做武装和舆论上的准备。随着清政权愈来愈巩固,他的心情愈加抑闷失望,就以酒消愁,然后睡大觉,因此自号“睡仙”,表现他怀才不遇却又不甘寂寞,企求超脱,以消释自己的苦闷和悲愤。
在朱应毂和郭瞻淇离开仙人洞60余年后,孙徵兰也登上了仙人洞,并在此隐居了一段时间。此时,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很羡慕郭瞻淇主人的那份超然,于是取“仙人洞记”中的“安乐窝”来命名自己的居所。但他终归不能释然,因此在对联里含蓄地表达了对“明”的追思和深切怀念,这与一水之隔的对面山壁上他留下的另一幅联句:“圣从川湄千秋睿,德就山磨万古明。”遥相呼应。而另一首《题仙人洞遗迹诗》的落款用“梦醒主人”,则表明“睡仙”已不再昏睡,人生快到头了,对世事参悟透了,大梦也该醒了。
孙徵兰留在家乡的所有摩崖石刻,有一个共同特点:要么不留落款,要么仍沿用明朝的年号,即使历史的车轮驶进了清朝亦如此。这样做基于两种考虑:一是摆脱清王朝的通缉捉拿,二是表达对明王朝的眷恋和对清王朝的憎恨及抵制。因此,在仙人洞不留自己的“痕迹”属情理之中,但又怕后人不知,于是,把一个“梦醒主人”交给历史,留待后人去琢磨吧,他相信有人能破译出。
五
仙人洞附近还有许多摩崖,因年代久远石质风化和后来的修路施工,已永远消失了,但其中有一方题记仍依稀可辨:“浚州卫县第八都延庆村道人赵吉宣和(宋徽宗年号)二年(1120)十一月入洞。”另据当地人宋景新(82岁)回忆,仙人洞山崖上曾有古碑一通,碑高3尺多,宽2尺余,上书“林坚出生地”五个大字于正中,还有“长林石室,淇澳绿竹”等于其上。峭壁上曾有唐太常的摩崖石刻:“山里石窟楼上楼,淇水澳水绿竹悠,洞生林泉子逃逝,母子幸存仙人岫。”这证明,仙人洞在唐、宋时就已经存在,历代都有高人名士在此隐居,这一发现,无疑给林坚出生地又提供了一条确凿的证据。
明、清《淇县志》和其它史料对仙人洞记载较少,然而,仙人洞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其历史文化价值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
作者简介:
贾振君,鹤壁市淇河文化研究会会员,政协淇县文史资料研究员,工作于淇县地方史志办。电话:13783928700 0392—7222204(办)
杜永沛,政协淇县文史资料研究员,工作于淇县教体局。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文化中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