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顺便说一说，最早所见的《白蛇传》传说话本或弹词，而且清代以前流传于世的载籍颇为鲜见，这一点，也可反证白蛇故大体上起于或主要流传于吴越一带的江南地区，它的起源与江南吴越一带的地理人文、风俗习惯、信仰等条件至为相。

　　在赵景深的此论发表三十年后，美籍华人丁乃通先生于1964年在德国的一家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高僧与蛇女——东西方〈白蛇传〉型故事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化和肯定了白蛇传故事印起源说。他的研究结论是：英国作家济慈《拉弥亚》(赵景深译“吕美”)中的印度故事，于公元二世纪传到希腊，于十二世纪传到欧洲和中国而冯梦龙的叙述只不过是济慈笔下的“拉弥亚”故事在中国的异文。他写道：

　　笔者倾向于相信：费洛斯特图斯(案：系首先在欧洲记录了弥亚故事者)、瓦特· 迈普和冯梦龙所记述的是同一个故事的异文，而不是各自完全自发的创作。它们共同的原型可能是一个宗教说教故事，这个故事原型大家知道现在还未发现，不过，由于大多数宗教故事发源普通民间故事，所以，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民间故事，它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讲述顺序组合A(案：费洛斯特图斯的说法)和B(案：冯梦龙的说法)中的大多数故事成分就可以推测出该故事的一个构拟原型。这个民间故事就是《国王与拉弥亚》。《国王与拉弥亚》首先在《印度口传故事类型》一书中列为一个类型：该书提到了七篇异文，全部出自克什米尔—旁遮普地区。(丁乃通《高僧与蛇女——东西方“白蛇传”型故事比较研究》，见所著、陈建宪等译《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第5页，武汉：华中师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美女蛇故事传到中国后的异文，其主旨变成了一个具有道德说教意义的故事。丁乃通指出：“美女蛇被当一个淫荡、诱骗的妖精的传统观点，在中国的两个异文(《西湖佳话》和《西湖拾遗》)和一个值得注意的日本模仿本(《蛇性の淫》)中得到继承。但中这种传统又很快被一种富有人情味的传统所排斥，在这里美女蛇被描述为在爱情上很忠诚，因而值得同情。富有人情味的传统大概最初出现于黄图珌在1738年所写的一个戏曲中。这种倾向被《雷峰塔传奇》(1807)和《义妖传》(1810)继承，在十九世纪末达到顶点。” 如果中国的白蛇传说源自印度说得到确认，而原本被贬斥的美女蛇的事所以在中国逐渐演变为一个因爱情的忠诚而倍受同情的白蛇故事，那么，其主要原因，可能缘于中国是一个讲究人伦的民族，而蛇在中国上古文化中，又一向并非是一个被人讨厌的可卑的动物，而常常是一个祥瑞的动物，甚至是一受某些族群崇拜的神灵。如《诗经·小雅·斯于》之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就将梦中出现维虺维蛇，看作是生女的吉兆。看来，在西周时，就有把蛇作为女人的象征含义。成书于春秋时代的《山海经》里的蛇神更是形态各异，如《北山经》自单狐之山至于隄山二十五座山的山神，《北次二经》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的十七座山的山神，《大荒西经》中的始祖母、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大荒北经》中的创世神烛龙，《海内经》中苗民之神延维，无不都是人首(人面)蛇身神；而那些操蛇之神手中所操之神、两耳所珥之蛇，也无不都是具有震慑邪恶之神性的神灵。可见，春秋之时，蛇在人们的意识中是具有祥瑞之意的神物或生命力的象征物。到了汉代，伏羲女娲蛇身交尾状的画像大行其道，成为蛇崇拜深入人心的最好的表征。这样众多的人首(人面)蛇身神在春秋时代出现，并在其后的漫长的历史途程中得以延续，这种文化现象只能说明，古代中国(当然可是古代中国之一部)相信人蛇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人蛇之间可互变(变形观念是许多古代民族都有的)，这种原始的信仰，在学界也称图腾崇拜。

　　在我们一时还没有从中国的载籍中找到关于白蛇传故事更早的(如宋话本《西湖三塔记》、冯梦龙所引《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之前的)发生学线索，也无法确认人蛇互为变形、人蛇之间有血缘关系的原始信仰与后来的白蛇故事之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宁相信，上面所说的古代中国的这种人蛇之间可以变形、人蛇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的“蛇观”(原始信仰，或可称图腾崇拜)，为外来的淫荡的美女蛇故事转变为爱情忠贞的美女蛇故事提供了适的土壤和人文条件。

换言之，原本淫荡的美女蛇故事，在中国国土上的移植和传播，逐渐本土化演变而为体现忠诚爱情的白娘子故事，完全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原初世界观、加上农耕文明条件下的家庭与人伦情怀以及对爱情自由的追求所使然的。 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新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回顾这一时期，有关白蛇传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当非傅惜华编纂的《白蛇传集》及其序言莫属；该书的最大特点是搜罗了历史上大量关白蛇传传说的民间文学-俗文学资料，丰富多样，称是白蛇传故事历史资料集的集大成之作；所惜者，是作者没有能够收入当代流传在民间的口传资料，当然，当时他没有这个条件。他在长篇序言中叙述了白蛇传的演变情况，把最早的文本，定为南宋时代的“话本”《雷峰塔》。他这样写道：

　　《白蛇传》是一个具有刻意义的优美的民间传说。它的起源，很是古远，距今八百年前的南宋时候，民间曲艺中的“说话”，就已经流行着这个故事了。今天所遗留下来的宋人话本里便有一本《雷峰塔》，收在明末冯梦龙编选的平话总集《警世通言》的第二十八卷，题作：白娘子永镇峰塔。从这个话本的内容，一些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而与宋人史籍施谔的《淳祐临安志》，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书所记载的，比勘印证起来，另一方面再从这个话本的“说话”的风格研起来，都可以证明它就是那个南宋时代所流行的话本。因此，《雷峰塔》的话本，可以认为是现存的《白蛇传》故事中最古老的作品。(傅惜华《白蛇传集·序》，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

　　傅先生之所论，只限于中国最古的白蛇传文本，并没有涉及到它的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问题。但他在将《雷峰塔》与宋人的其史籍的比勘中得出的结论，则不仅有新意、而且在白蛇传早期文本研究上前进了一步。

　　在傅文发之前，戏剧评论家戴不凡于1953年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试论〈白蛇传〉故事》的颇有深度的论文，因是发表在文艺界的重要报刊上、又因系参与戏曲改编问题论的文章，故而影响颇大。他虽然也没有绕开《白蛇传》的最早的形态这一属于起源范畴的问题，虽然也批评了一些戏曲改编者和评论者在改编和评论时离开了民间传说的原意，但戴文的主要之点，却是以当时一般文艺评论的立场和价值观来阐述白蛇传故事的“主题”和“演变”(包括改编)的“积极”意义。他的结论是：“一、《白传》是一个有深刻意义的优美的民间传说。它是通过神话的形式，像折光镜一样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二、这是一个以反封建为主题的神话。这一主题是通过追求幸福的妇女(白蛇)和封建势力(法海)的矛盾和斗争而表现出来的。三、故事最早的思想内容和今天传的不甚相同；许仙原先为坏人，在故事的演变途中，逐渐成为好人。这并不妨碍它的主题，而且和它的主题(反封建)的形成有连带的关系。”显然，他在批评一些历史主义倾向时，也站在主流思潮之中“拔高”了这个民间传说原本并不具备的思想意义。

　　这一时期，白蛇传传说的研究，实际上逐渐形成了以两大主题的阐释为主的格局：一，改编白蛇传故事能否适应新的社会变革、思想教化和审美趣的需要；二，对白娘子形象的理想化和对自由婚姻的追求的赞美。围绕着田汉根据白蛇传传说改编的《白蛇传》而展开的规模很大的批评和讨论，多少离开了民间传说的本原思想和情节结构，大大强化了主流思潮对民间故事的干预。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二十年间，白蛇传故事的研究分活跃，成为百年来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于八十年代初编了《白蛇传资料索引》(《白蛇传》研究资料之一，1982年)、《白蛇传故事资料选》(《白蛇传》研究资料之二，1983年)、《白蛇传歌谣曲艺资料选》(《白蛇传》研究资料之，1983年)。同时，江苏省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及镇江分会编印了《白蛇传》(资料本)，收录了该省民间文学家们新近从民众口头上采录的有关白蛇传传说的记录稿二十六篇(主要是流传在镇江及周围地区的)，歌、清曲、扬剧记录整理稿七件。嗣后，1984年4月，江苏、浙江、上海两一市的民间文艺研究会在杭州联合召开了“全国首届‘白蛇传’学术讨论会”，罗麟、王骧、吕洪年、程蔷、薛宝琨、陈勤建等所撰六篇大会论文在《民间文学论坛》(北京)1984年第3期上选刊，会议的论文集《白蛇传论文集》也于1986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1989年10月，两省一市的间文艺家协会与镇江市文化局、文联联合又在镇江召开了“第二届‘白蛇传’学术讨论会”，贺学君、罗永麟、陈勤建、朱恒夫所撰四篇论文在《民间文艺季刊》(海)第4期上选刊。罗永麟先生是改革开放后较早研究白蛇传传说的上学者，他的第一篇白蛇传研究论文《论白蛇传》，发表在1981年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第1集上，稍后，接连发表了《白蛇传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此文是二次讨论会的主题报告)《白蛇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及其悲剧价值》等，都收入他的《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中。王骧先生把白蛇传传说中的人蛇结合(白娘子与许仙)与人蛇斗争(白娘子与法海)两大主题溯源到了上古的图腾崇拜，以期从发生学上解决白蛇传传说的起源问题。他认为“《白蛇传》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古神话的传统，淀着古民俗信仰图腾崇拜的残渣，由魏晋志怪小说中异物化美女迷惑男子的简单传闻，发展为铺叙有致的唐传奇《白蛇记》，进一步再同宋代盛传的杭州雷峰镇怪和镇江僧龙斗法等地方风物传说结合起来，开始形成今《白传》故事的基本轮廓。”可惜论述还嫌粗略，未能像丁乃通那样把费洛斯特拉图斯本《拉弥亚》和冯梦龙本《白蛇传》分解为十个共有的重要情节，从其重合与相异情节找出故事发展演变的规律，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

　　上述这些文章涉及到了白蛇传故事的起源、流变、灵异思想(异类婚姻)、与吴越文化的关联、与儒道释三教的关系、形象与艺术、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戏曲的改编与戏曲对民间传说的影响等，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理念和方法上，都有了较大的开拓。有传统的文艺学的研究与阐释，也有民俗学的介入，学术思想的多元，使白蛇传故事的研究呈现出多彩的格局。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白蛇传研究队伍基本上限于江、浙、沪三地的学者们，切入的视角也还有某些时代的局限的，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白蛇传研究，已走出了这个作者队的圈子，新一代的学者们，在选题与方法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也有一些令人高兴的成果问世。如前面提到的陈建宪的研究。与此前的以白娘子形象和社会矛盾分析作为研究焦点的时代不同，起源与流变问题(包括“拉弥亚”与“白蛇传”的比较研究)、人兽婚姻故事类型等以往未涉及的问题，再次受到了关注，多少显示了在文艺学研究之外，民间文艺研究的民俗及文化特性回归的强化趋势。

　　2005年6月，“白蛇传传说”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我国文化史和白蛇传研究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和机遇，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民间文化遗产的重视和评价，使这一在当代仍然广为流传的著名传说，在国家法规的层面上得到良好的保护，确保其永远的世代传承下去。作为白蛇传传说最主要的两大流传地(还有杭州)之一，镇江不仅至今还在民众口头上有广泛流传，还有丰富的历史资源(镇江的文化工作者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在辖区内录了许多白蛇传传说的文本)和相关文物(如传说中金山寺、法海洞、多种形态的白蛇故事民间美术品和工艺品等)，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编辑的《白蛇传传说文化丛书》把此前搜集采录的不同异文的白蛇传传说、八十年代以来在报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和各种以白蛇传传说为题材的民间美术品和手工艺作品的图片收集在一起，成为一部白蛇传传说相关文献资料的总汇，读者可以看到，建国以来五十年间白蛇传研究在资料的蒐集与理论的开上所取得的成绩。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工作，不仅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民族文化的文献和读物，最重要的，是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保存和记录下了民族的文化记忆。

　　围绕着民间传说白蛇故事，虽经百年的研究阐发，还有好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诸如该传说的源(发生学意义上)问题、原产地问题、变形问题、人物形象及其嬗变等等，都需要作出回答。我们立足当代，首先应该回答的是什么呢？一个传说的形成，一般都是缘于某种事物、人物、风物、事件传闻，经众口传递，在传递中添枝加，滚雪球式的越滚越大，走到什么地方往往会粘连上当地的某要素或色彩，打上当地的标签，因此要想考证其原产地，从而据为己，怕是十分困难、甚至是徒劳的。但在当前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产地问题，却往往成了争议的点。这种匪夷所思的问题，竟然成一时之盛，也颇耐人寻味。 (刘锡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