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窑，鹤壁古瓷窑也。

 

    “鹤壁古瓷窑始烧于晚唐，中经五代、北宋、金，终烧于元代，历始五百余年，在北方瓷窑中实属罕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北方瓷业发展由盛转衰的一个缩影。”市文物工作队从事古瓷窑研究达33年的王文强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无感慨地说，鹤壁窑属于民窑，归入磁州窑系，其风格朴素、自然、低调，低调到有关它的文献资料直到明代才有记载，行外人很少能依据记载想象出它昔日的繁华景象和在中国古瓷窑史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鹤壁窑的重要性引起众多专家的注意，继而声名鹊起。1955年4月，陈万里、冯先铭两位故宫博物院专家前来考察，发表了《鹤壁集印象》一文，文中两位专家毫不掩饰对鹤壁窑的热爱，称赞鹤壁窑瓷器制作复杂，“在装饰画上具有优美的地方风格”。其烧瓷范围之广“在修武当阳峪、禹县扒村窑(钧瓷)及安阳观台窑之上，实为河南最重要的古代窑场之一”。

 

    1963年6月，瓷窑遗址被列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吸引了众多国内文博单位专家、高校教授及美、英、日、韩、新加坡、印尼等国学者前来考察。1973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鹤壁窑瓷器作为国家出土文物展的组成部分在日本展出，引起强烈反响，轰动一时。
 

    四十五里烧造坡，“鹤壁集地下就是一座陶瓷博物馆”

 

    那么，鹤壁窑的位置在哪里，规模有多大呢？

 

    明代《彰德府志》载：“瓷窑场，在鹤壁社，取土为作器，人冶成五色，不假丹青，古称日出万贯者。”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鹤壁烧瓷的最早记载。

 

    清乾隆年间重修的《柏灵桥碑》记载：“斯地……下有五色土焉，可以陶……夫器火助之，发晶莹色。后有巧匠，因而加厉利斯普焉，邑(指汤阴)西之人借以养生者不啻数万家。”足见鹤壁古代制瓷业的兴盛和在当时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1952年《文物参考资料》发表的故宫博物院专家陈万里的《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中提到“汤阴西乡的鹤壁是烧元瓷的”。

 

    王文强说，这里所说的“鹤壁”和“邑西”，指的就是现在的鹤壁集一带，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63年11月，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的专家在此进行了首次发掘，深埋地下的古瓷窑遗址惊艳面世。

 

    “上世纪70年代，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曾形象地称‘鹤壁集地下本身就是一座陶瓷博物馆’，鹤壁的每间民房下面都可能有一座窑址。”王文强打开《鹤壁窑》专著，指着古瓷窑遗址位置图告诉记者，传统的鹤壁集瓷窑址就在鹤壁集的西侧，西依太行山余脉草帽山，北连北大坡，南接塔坡岭，东临华北平原。窑址多坐落在河岸两旁的二级台地上。瓷窑全盛时期面积约有84万平方米，在这一范围内的地面之下到处堆积着不同厚度的文化层，内含各种瓷片、废匣钵和红烧土残迹，窑址废品堆积极为丰富。因此，鹤壁集又有“四十五里烧造坡”之说。
 

    “当年的首次发掘地位于鹤山街边上红旗电影院的前面，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清理出瓷窑一座，作坊一处，出土残整瓷器和窑具3700多件，收获十分丰富。”王文强回忆道，那次发掘，发现文化层共八层，合为六段，第一段为晚唐时期，第二段为五代时期，第三段为北宋早期，第四段为北宋中期，第五段为北宋晚期，第六段为元代初期。

 

    1978年，市博物馆在龙家村附近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窑址扩展到羑河西，且原定的第五段北宋晚期应为金代，更为重要的是此次发掘证明了鹤壁窑创烧于唐而终于元。

 

    古瓷窑遗址究竟是什么样子，五百年辉煌该留下怎样一番景象？王文强遗憾地告诉记者：“因为发掘后进行了保护性回填，又历经这么多年，现在的地面上已看不到什么了。”

12月28日，市文物工作队张长安先生带领记者来到鹤壁集探访古瓷窑的遗迹。

 

    从大白线与羑河交叉点向西，张长安先生带着记者抄小路来到羑河河堤，从一个斜坡处跳进干枯的河床。站在这不太宽阔的古河道中，看着如溪流般大小的河水，很难将眼前的景象同历史上鹤壁窑兴盛时羑河上帆影如云、商船穿梭的盛况联系起来。

 

    沿着河床一路走来，随处可以发现枯草丛里散落着黑色、白色、黄色的碎瓷片。在陈家庄东侧一处高河崖前，可以清楚地看到裸露的瓷器碎片分层堆积。张长安先生边解说边从崖壁中取出一个白釉残片，如获至宝一样仔细端详，他指着残片上的四个突起对记者说，这是烧造时为防止粘结，碗放在支钉上留下的痕迹。

 

    溯河而上，崖壁上不时还能看到部分残留的红烧土、煤渣炉灰等，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一个瓷窑场。

 

    流光容易把人抛，纵数百年煌煌繁华，也只不过是刹那一梦。暮色四合，寒风渐起，痴立在羑河边，记者似乎听到了古代窑匠们的交谈话语，依稀看到了当年“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烧造盛况。说到鹤壁集瓷窑，绕不过柏灵桥碑。柏灵桥碑碑文记载了鹤壁集制瓷业的由来和繁盛状况。
 

    柏灵桥碑原立于鹤壁集柏灵桥畔，清乾隆三十七年曾重修，“文革”中被毁，其拓片藏于市博物馆。

 

    碑文记载，很久以前，有个晓风气、识土性，名叫柏灵的老人，为博览名胜来到鹤壁，发现羑河两岸不仅风景秀美，而且蕴藏的五色土是制陶烧瓷的好原料，燃料即煤炭也很充足，于是在此安家落户以烧瓷为业。他不但烧制技艺高超，而且乐于教人烧瓷技法。在他的带动下，鹤壁集一带几乎家家烧瓷制陶。为方便商人小贩，柏灵老人就在交通要道羑河之上架起一座石拱桥，后人为纪念他便把此桥称为“柏灵桥”。

 

    柏灵桥碑文之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邑西之人借以养生者不啻数万家”，足见当时鹤壁窑烧造瓷器的盛况及制瓷业在当地产生的深远影响。

 

    “往事越千年”，柏灵碑已不在，柏灵桥又如何呢？

 

    沿羑河上行至陈家庄，张长安先生向北一指说，那就是柏灵桥！顺着指向望去，只见一座小桥横跨在由北向南的一个河汊上。走近一看，整座小桥都是碎石垒砌而成，呈单拱形，既没有漂亮的栏杆，也没有平整的青石路面。太普通了！这就是柏灵桥吗？

 

    附近住户、一矿的苏贵老大爷告诉记者，这里就是人们常提到的柏灵桥，平时常有专家学者来这里看桥，一位日本学者还给他留过名片哩。“瞧，那边还有政府立的牌子呢！”桥西头，“省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牌赫然在目。

 

    “烧瓷三宝”：瓷土、水、燃料，鹤壁集一样都不缺

 

    大凡去过鹤壁集的人都知道，那里地势高低不平，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为何瓷窑长达五百余年炉火不熄？而在经济更为发达的淇河沿岸平坦地带却没有产生如此大规模的瓷窑呢？

 

    “烧瓷器，瓷土、水、燃料一样都不能缺，而鹤壁集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市文物工作队张长安先生说，水取自羑河、陶土取自附近、煤取自地藏，水陆交通也十分便利。

 

    “地矿部门的调查显示：鹤壁地下蕴藏有高岭土、塑性黏土、硬质半硬黏土及长石、石英等陶瓷主要矿物原料，并由北到南分布在鹤壁的梨林头、石碑头、姬家山、崔村沟、沙锅窑、大峪等地浅表，而鹤壁集又正处在这些自然村之间。富足的陶瓷原料，便利的开采条件，保障了众多古瓷窑生产所需的瓷土资源。”张长安说。

    此外，鹤壁集周围岗峦分布，树木茂盛，地下煤炭资源十分丰富，为烧瓷提供了充足的燃料。1963年，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的首次发掘中，便发现了成堆的烧窑燃料——煤块，表明地下煤炭很早就被开发利用。

 

    在古代用煤炭烧制瓷器可谓好处多多。首先，解决了烧制过程中所需的大量燃料；其次，解决了用柴做燃料燃点低、成本高的难题，煤炭不仅燃点高，而且燃烧时间持久，胚胎在窑中可长久保持高温，便于窑工操控，使得制瓷技术逐步走向成熟。

 

    除了陶土、煤炭外，釉料也是必不可少的。《安阳县志·山川》云：“龙山迤西，面南为宝山，邺乘宝山在龙山西南十余里，山产白石，陶人去取以为器……”这里的宝山位于鹤壁集北6公里的安阳县善应地，盛产钙长石釉料。

    “在鹤壁集，羑河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境内，不但为陶瓷生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水源，也提供了便利的水路交通；洹水注入漳水形成向北商贸通道；汤水开辟向东的交通之路；鹤壁集窑以南为平原，贸易往来更为便利；鹤壁集以西自古以来就有通向山西的经商之道。另外，鹤壁集距唐宋时期的相州不过数十里，为贸易往来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把鹤壁集瓷窑推向了由小到大，五百年盛烧不衰的发展道路。”张长安分析道。

 

    可见，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和地理优势，是古代鹤壁瓷窑业兴盛发达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淇河沿岸平坦地带不能产生大规模瓷窑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