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现在大家很难享受到书法本身带来的真正乐趣了，那书法给您带来的乐趣是什么样的呢？

    刘颜涛：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享受在过程之中。获奖之后鲜花掌声的那种荣光，取得收获以后被社会认可的那种喜悦，那些固然也是一种快乐，但是对于真正的书法家，当你置身其中，而且随着阅历增长，复归平淡以后，你就觉得真正的快乐还是在书写本身的过程之中。

    当你找到一个可以尽情倾诉的对象，可以毫无顾忌、毫无保留、完全敞开心扉真诚对话，这样一种自由艺术境界的时候，你怎么能说它不是最美的、最让你快乐的、最温暖你生命的方式呢！

    记者：现在书法很繁荣，书法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不是古人所能比拟的，而且我们这个时代也给予了书法家最大程度上的物质和精神的奖励。但是一个书法家真正的自信是来自这些吗？

    刘颜涛：应该说我们的书法家欣逢盛世，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在过去，很多书法家都是些流落到民间的失意文人，社会的价值观也视文艺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虽然也说“文章千古事”，但主流价值取向还是觉得不是经国济世的大丈夫所为，书法甚至被视为“末技”。然而，历史却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书法经典，精神财富，令我们高山仰止。再看他们当时经历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甚至是才华横溢却穷困潦倒终身，让我们唏嘘不已。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书法家、艺术家可以这么扬眉吐气，这是这个时代书法家的幸事。

    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自己反而有一种惭愧之心，在这么好的优越于前贤师辈的条件下，自己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又做了多少走了多远呢？跟古人比，且不说能否达到那样的高度，而是怎样去努力缩短那个差距。我们越是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越是要自我反省，越要有一种担当，一份责任。如果有了优越于前贤师辈的物质条件，而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在艺术上反而跟他们距离越拉越大，纵使宅再豪，车再名，也没有自信的底气和资本。

    我觉得真正的自信就是作为一个书法家，应该一日日、一月月、一年年地去尽到自己应尽的本分，应该有一个书法史的概念，在书法历史的长河中，在这个浩瀚的墨海里，通过自己毕生孜孜不倦的努力追求，能成为沧海一粟，我觉得这样才能无愧于书法，无愧于自己的人生。

    记者：当代书法繁荣，有人说，我们在技法上可以做到形似甚至比肩古人，但是又总觉得还缺了很多东西，缺的是什么？

    刘颜涛：现在的教学方法或者说书法训练方法的科学，以及资料的齐全、印刷的精美、信息的快捷、学习的便利，确实是这个时代的优势。很多的作者，甚至很年轻的一些作者，单说在书法技法上的那种到位，技巧上的掌握，甚至可以说不逊于古人。但是那些作品，你初看觉得那么笔墨精妙，但是你仔细再往深处看的时候，就感到吸引眼球但不耐“品”,总觉得里面缺少一些什么东西，缺少的是笔墨背后那个作者、那个执管挥毫血肉丰满的满腹诗书的书家，缺少文化气息。因为真正的艺术它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技巧固然需要，没有高超的艺术技巧，没有对这种语言娴熟的掌控能力，所有情感的表达都成为一种虚无空乏。但是掌握了足够的技巧以后，如果不能体现到一个人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不能传递出书家的性情思想，你就会觉得那种缺少蕴藉的技巧的微不足道了。

    真正好的作品，是由技入道的，是通过技巧，通过这种书法的语言，在表达人的思想，表达人的情感，这是艺术的本质。如果艺术不能传递人的真情实感，不能表达人的思想的时候，只能说是一种技术，一门手艺。“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我们不能厚古薄今，说古人所有的都好，也不能说古人在技法上没有一点点败笔。但他们纵有“败笔”，也是势不弱、气不薄，正如黄庭坚的“宁律不谐，不使句弱；宁用字不工，不使语俗”。这就是在“技”与“道”中，更多的是应该有一种意蕴，有一种精神。这说起来好像很空泛，但是作品到一定层面，就能看出来，能看出一个很儒雅、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作者来。这样的作品才丰满厚重。“道”的层面，精神层面，说到底还是一种文化。所以书法必须有文化的支撑，书法家首先应该是个读书人。

    所以说支撑书法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如果缺失了，书法到一定层面后，很难再有更好的发展和更高的超越。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练书法的？

    刘颜涛：小的时候就喜欢书法。我祖母读过私塾，她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平时邻居、乡里谁家有红白喜事或者新年春联都让她写。我母亲去世早，姊妹又多，我是由祖父祖母抚养长大的，我在祖母身边，看她写字，听她背一些诗词，说一些故事，那时候她经常讲一些“张芝练字，池水尽墨”，讲怀素在芭蕉叶上勤奋练字，讲“铁杵磨成针”等，就是这些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所以说，我书法的启蒙老师自然是我的祖母。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胡写乱画，当时更多的是喜欢画画，致力于书法的学习是后来的事情，最早主要还是画画。当时在小学上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把两张图画纸接到一块，让我画大的宣传画，同学们抄的大字报，标题也是让我写，那时候就是胆大妄为。因为那个时代也没有字帖，就是偶尔见到周慧珺行书写的鲁迅诗，未署名作者的小楷书写的毛泽东诗词，也都是靠后些时间了。楷书系统正规学习应该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安阳市群艺馆朱长和老师举办的书法学习班。朱老师尊崇传统，坚守法度，勤奋严谨，注重基本功扎实训练，对我有着重要影响。

    上初中时，曾拜曲沟中学王本立先生为师学画，那时候见到信封上、邮票上或日记本的插页上有齐白石的荷花、虾，徐悲鸿的马等图片就剪辑起来，临摹学习。那时候少年轻狂无知无畏，立志将来要做齐白石，要做徐悲鸿，现在这些想都不敢想了，因为知道自己“童子功”的先天营养不足，后来在自学中又走了不少弯路，现在略知一点学习方法了，已过了求知进取的最佳年龄，记忆力、精力、体力都已不济，而需要补的课又太多太多。所以客观地说，自己就是拼命地再努力，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了，就是感到越往前走，前方的地平线越是向远方延伸，不是说你越努力越追求，离自己的目标越近，而是越走越觉得遥远。只能说学一点算一点，学了比不学总是要好一点。自己作为一个写字人，一个读书人，不读书不写字干啥？啥也不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记得在乡下时，看到父亲每天天色微亮便扛着锄耙铁铲挎个箩筐下地，便问咋天天都下地呀？父亲只是淡淡的一句不下地干啥？是的，或许天天下地遇到了旱涝灾害年景仍没有个好收成，但‘不下地干啥’？于是，我便安乐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自留地上，不偷懒也不拼命，不懈怠也不急躁地自然而然、从从容容地干一个笔墨耕夫该干的活了。”

    记者：都知道古文字离我们时代久远，篆书又被称为小众书体，而您为什么会选择甲骨、金文作为自己书法的追求呢？

    刘颜涛：过去写甲骨文、写篆书的作者确实非常少，因为那种古老的文字离我们时代久远，而初学古文字，简直就像学一门外语，一个疑难字的确认需要反复印证，如同大海捞针，当然其中也有像在海滩上拾贝的那种欣喜。研究古文字书法更要孤夜伴青灯，有皓首穷经做学问的姿态，有耐得寂寞、孤独殉道的心态。当然真学进去的时候，每一个字的音形义，都体现着前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睿智，令人惊叹、陶醉。我当时选定致力于篆书学习和研究，确实也是需要勇气的，那时全国展赛，篆书投稿者微乎其微，入展、获奖更成寂寥，直至现在更多的人还是学行草，其次是楷书隶书。我那个时期能选择古文字书法，是因为自己生长在安阳，这里是甲骨文的故乡，商代的青铜器铭文也是最早的，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学习优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能自觉不自觉，脚下的这方土地就会赋予一种福祉一种灵性，滋养着我，更适合于我。自己觉得生于斯，长于斯，也有责任有义务来为养育自己的这一片厚土做一些什么，使殷商文化得到一些宣传和弘扬。另外，比较直接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在安阳工作的张海先生曾经开全国先河，邀请费新我、沙曼翁、王学仲等先生到安阳传授书法，因为沙曼翁是篆书大家，对安阳书法影响很大，直接影响了我的老师刘顺先生，而我又从刘顺先生那里所学甚多。

    有人把当下称为“娱乐时代”，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书法家和文化人，无论在现实生活中经历多少人世沧桑，在人生际遇中经历多少荣辱沉浮，都不应该因外界的喧嚣而迷失自我，不要因一时的浮躁之风而随波逐流。而应该清醒自己的角色，应该保持书生的本色，保持“像初生婴儿的那双好奇的眼睛”，这不仅仅是保持纯真、明净，而是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有了这种赤子之心，才能有对书法艺术对传统文化的真诚，才能有对历史经典的敬畏，才能有对精品力作的不懈追求，才能养成严肃认真的治学为艺态度。也才能耐得孤独寂寞地沉潜于书法艺术的长河之中，对甲骨文、金文乃至整个篆书系统进行持久而深入的汲取、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