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笔是以各种毛类梳扎成锥形笔头，粘结在竹管或木管一端，用于书写绘画的笔。属中国的文房四宝之首，是举世无双的书写工具。古埃及的芦管笔，欧洲的羽毛笔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毛笔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走来，至今兴盛不衰，足见其强大的生命力。

    毛笔的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80年陕西临潼寨村发掘一座距今5000多年的墓葬，出土文物中有凹形石砚、研杵、染色物和陶制水杯等。从彩陶的纹饰花纹可辨认出毛笔描绘的痕迹，证实了在五、六千年前，已有了毛笔或类似毛笔的笔。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笔的象形文字，形似手握笔的样子。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和河南信阳长台关两处战国楚墓里分别出土一支竹管毛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湖南长沙出土的那支笔，根据发掘报告讲，“毛笔，在竹筐内，全身套在一枝小竹管内，杆长18.5厘米，径口0.4厘米，毛长2.5厘米。据制笔的老技工观察，认为毛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毫做成的，做法与现在的有些不同，不是笔毛插在笔杆内，而是将笔毛围在杆的一端，然后用丝线缠住，外面涂漆。与笔放在一起的还有铜削、竹片、小竹筒三件，据推测，可能是当时写字的整套工具。竹片的作用相当于后世的纸，铜削是刮削竹片用的，小竹筒可能是贮墨一类物质的。从其制作工艺和文物出土分布地区看，毛笔在战国时已被广泛使用。只是没有统一的名称。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中有“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拂”，“秦谓之笔，从聿从竹”的记载。史有秦代蒙恬造笔之传说。传蒙氏选用兔毫、竹管制笔，制笔方法是将笔杆一头镂空成毛腔，笔头毛塞在腔内，毛笔还外加保护性大竹套，竹套中部两侧镂空，以便于取笔。蒙氏造笔后统称笔。

    先秦文献中用笔的记载屡见不鲜，但缺少对笔形制的具体描述。据考古发现提供的直观材料，从早期笔的形制上看，笔尾部削尖，合乎记载中的“簪笔”说法，便于别在头发或冠巾上。这种用法到了汉代即演变为“簪白笔”，“簪白笔"指未蘸过墨的新笔，以新笔作簪用，汉代时很多见。秦笔较之战国笔在技术上有一定的改良，即笔头镂成腔状纳人笔毫。它的优点是笔头可以保持浑圆的状态，更利于吸墨和书写，且更具稳定性。这种模式至今仍在沿用，可以说是制笔史上一次重要的革新。

    汉代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纸的发明，更促进了毛笔的进一步改进。笔头不仅用兔，羊毛，还采用了鹿毛，狸毛，狼毛等原料混合制成。其制笔之法，有的以兔毫为笔柱，羊毛为笔衣，或用人发梢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毫，裁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见王羲之《笔经》）。因此，汉之制笔硬，软毫并用，亦可谓早期的“兼毫”。此时对于笔管的质地，装饰也渐渐地重视起来，有的还以金银为饰。据《西京杂记》载：天子所用笔，管则饰以错宝，毛皆以秋兔之毫，并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值百金”。清代乾隆年间的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卷三《笔说》中也说：“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笔在此时已经不仅是书画的工具，而开始成为艺术品了。

    秦汉之际人们有将毛笔簪戴在头上，以作装饰之用的习惯，因之笔杆较长，有20厘米左右，笔杆上还常常刻有工匠的姓名，笔尾削尖，并髹之以漆，称之“簪白笔”。“白笔”指未蘸过墨的新笔，以新笔作簪用，故名。汉代有“簪白笔”制度。汉代官员为奏事之便，常簪戴毛笔。

    魏晋簪笔之风不再时行，笔杆逐渐变短。三国时有魏国人韦诞，字仲将，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有文才，善辞章，并以制笔和墨闻名当时，他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著有《笔经》一卷留世。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详细介绍了韦诞的制笔方法：“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将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为笔柱，复用毫青衣羊毛使中心齐，亦使平均，育颉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韦诞的制笔方法，同时也反映出魏晋时制笔的过程和特色。

    隋唐的毛笔，笔头短而硬，以安徽宣城的笔风行天下，其中制笔名家有：

    1、黄晖。相传他得到蒙恬的制笔方法，所制的笔称“鸡距笔”，鸡距即雄鸡跖后突出像脚趾的部分，因锋短，犀利如鸡距，故名。

    2、宣州陈氏。唐代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制笔名家，名字不详，相传陈氏之笔特别为当时书法家喜爱。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曾亲手写过《求笔贴》向陈氏之祖求笔；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也曾向陈氏求笔。宋邵博《闻见后录》中载：“宣州陈氏家传右军《求笔贴》，后世益以作笔名家。柳公权求笔，但遗以二支，曰公权能书当继来索，不必却之。果却之，遂多易常笔。曰前者右军笔，公权固不能用也。”

    3、诸葛氏。其制笔以一种或二种兽毛参差散立组合而成，经久耐用，与当时宣州陈氏同享盛誉。郑文宝《江表志》中载：“宜春王从谦喜书礼，学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十金，劲妙甲于当时，从谦号为‘翘轩宝帚’。”唐时诸葛氏笔已为诗人书家所推崇。

    唐代的笔，以兔毫为主，大多出自宣州。选料精审，质量高超，它们受到了官府和皇室的高度重视，并且成了每年都要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现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中国之唐笔，有斑竹管，有斑竹管镶象牙，也有全管象牙，拨镂碧色之管的。这说明唐代笔的丰富多彩，工料精致。

    由于唐笔的锋短，过于刚硬，故蓄墨少而易干枯，于是又发展产生了一种锋长精柔的笔。长锋笔的出现对于毛笔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它带来了唐宋时期纵横洒脱的新的书风。

    宋代的制笔工艺，一改晋以前的旧风，逐渐趋向软熟，虚锋，散毫。当时的制笔名匠众多，有：诸葛高，安徽宣城人。出身制笔世家。书法家苏轼曾称当时无心散卓笔，“惟诸葛高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入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及歙州吕道人，吕大渊，新安汪伯立，均为其传人。

    吕大渊，黟州（今安徽黄山市黟县）人。在继承宣笔制作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宋黄庭坚《山谷笔说》中载：“黟州吕大渊悟韦仲将作笔法，为余作大小笔十余枝，无不可人意。”吕道人，歙州人。其制笔技艺 继承宣笔制作之长又有创新，名扬一时。黄庭坚《山谷笔说》中载：“歙州吕道人非为贫而作笔，故能工。”吴说，宋代笔工吴政之子，继家法制笔，笔经久耐用。程奕。苏东坡说钱塘笔工程氏制笔，有前人风格，使写字轻巧，制作精妙。待其瑛，擅长紫毫“枣心笔”。所谓“枣心笔”为笔毛中心有物，如枣中之核，故称。张遇，以制丁香笔为人所知。黄庭坚说：“张遇丁香笔，捻心极圆，束颉有力。”丁香笔为宋代毛笔的一种。 汪伯立，新安（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南宋理宗时，徽州知府谢 则以汪伯立笔，澄心堂纸，李廷 墨，羊头岭旧坑砚称为“新安四宝”，一并列为进献朝廷的贡品。

    到了元代，宣州笔声名煊赫的地位逐渐由湖笔（即浙江湖州，嘉兴一带所制笔）代替。这是由于南宋小朝廷偏安杭州，政治，经济，中心转移所造成的。再说湖州早就有制笔业，尤以善琏镇为最。相传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隋朝有名的书法家）游善莲镇，住在镇上蒙恬祠侧的永欣寺，与当地制笔工匠经常切磋制笔技术。智永喜爱书法，他用败的笔头足足有五大竹箱，埋在晓园（今善琏镇轮船码头处），名“退笔冢”。智永禅师圆寂后，笔工把他埋葬在“退笔冢”旁。入元以后，浙江吴兴一带先后出现了一批制笔名家，他们精雕华饰，不惜成本，以博取统治者的欢心，因而包揽了所有的“御用笔”，以致湖笔声誉日隆。湖笔用山羊毛，野兔毛和黄鼠狼尾毛，经过浸、拨、并、配等七十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笔锋坚韧，浑圆饱满，修削整齐，具有“尖、齐、圆、健”的笔之“四德”。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冯应科，元初湖州著名笔工。所制湖笔被称为“冯笔”，与当时书法家赵孟 的字，钱舜举的花鸟画，一并誉为“吴兴三绝”。《湖州府志》中曾有“吴兴冯笔妙无伦”的词句给予赞扬。张进中，元代湖州笔工，以 毛作为制笔原料，制成 笔，为皇宫中所用。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中载：“都城耆老，善制笔。管用竹杆，毫用 ，精锐宜书。吴兴赵子昂，淇中王仲谋，上党宋齐 皆与之善。尚方有所需，并非中笔不用，进中每月执笔入宫，必蒙赐洒食。”周伯温，元代笔工。西域人，名沙剌班，以制黄羊尾笔扬名当时。继承了古代制法，深受世人赞美。陆文宝，元末明初制笔家。浙江吴兴人，声名出众，制笔技艺传至其子陆继翁后，大有继往开来之势。明书法家曾 《赠笔工陆继翁诗》称：“吴兴笔工陆文宝，制笔不与常人同。自然入手超神妙，所以举世称良工。”陆文宝制作的笔还曾入贡为御用笔。

    同时吴兴的笔工也大量地向外辐射，使湖笔在江苏，浙江各地普遍地都有制作。到了明清，制笔在工艺上不但讲究实用，而且更注意装饰。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作为工具的毛笔制作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明清两代精制华丽的毛笔，其中有一部分即是皇室的“御用笔”和官府用笔。制作的精美表现在笔头选毫极精，笔头捆扎出竹笋式，香盘式，兰花式，葫芦式等多种形式。笔头与副毫因毛色现出层层不同的色彩或锋淡而副毫渐浓， 色变化颇为美观。当时用毫有羊毫，紫毫（兔毫），狼毫，貂毫，猪鬃等不同性质的毛，并创新了毫制笔，即利用各种不同性能的毫互相搭配成中性的毫，使笔毫软而圆健，强劲有力，达到刚柔适中，经久耐用，挥洒自如和尖，齐，圆，健的要求。根据书法，绘画的需要，还创新出现了揸笔，斗笔，联笔，提笔等写特大字的大型笔，以及蓄墨较多的长锋笔等新品种。笔管的装饰上也创制出了许多精巧的工艺，从质料到装饰花纹都有创新。当时有竹管（棕竹、斑竹、湘妃竹），玉管（青白玉，碧玉）、玳瑁管、雕漆管、剔漆管、黑漆描金管、填漆管、象牙管、瓷管、木管（硬木、乌木、鸡翅木）、珐琅管等多种质料（图69）。装饰题材丰富，雕镂精致，色彩鲜艳，大体以吉祥图案为主，有双龙戏珠，龙凤，八仙，云凤，云蝠，古钱，人物山水等。 明清二代的著名笔工有：

    陆继翁，明代笔工，陆文宝之子。施文用，明代笔工。浙江吴兴人。精制笔翰，多作为贡品，进献皇宫内府，被达官贵人视为案头清玩，笔杆常标“笔匠施阿牛”记号，弘历皇帝鄙弃其名，改为“施文用”。此后施文用的名字在湖笔界有了盛誉。张文贵，明代笔工。杭州人。长于制画笔，有“画笔以杭之张文贵为首称”的赞评。周虎臣，清初著名笔工，江西临川人。制笔规模较小，以自产自销的方式经营，清康熙三十三年（694）在苏州开设“周虎臣笔墨店”，专门制作经营毛笔；后于1862年扩展到上海开设分店，而后总店也迁至上海，成为拥有100多名笔工的作坊。子继父业，连续七代。周虎臣制笔选料，做工，以精美实用而闻名。王永清，清代笔工。江苏吴县大郎桥人。善制笔，不传徒不设肆，治笔于家，制笔做工精细。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中记有王永清语：“吾之治笔也，先纳笔头于粗管，修去其曲与偏之甚者，胶尖，俟干透，乃倒梳其根，令净，换管再扎，又择去不甚直而圆者，再胶再梳，又恐曲与扁者虽净，或有圆正而其材不长，不能齐尖者厕其间，上齐则下所 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齐则腰发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发挥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择而梳之，然后固扎其根而黍以投于精管，故终笔之用，而无一褪毫，尖尽秃而笔身仍韧好不僵也。”说明王永清制笔相当讲究而能耐用。王兴源，清代笔工。浙江归安善琏镇（今属浙江省吴兴县）人。在扬州设肆卖笔，是湖笔名师之一。李馥斋，清代北方笔工。道光时人。精于紫毫（兔毫）兼羊毫制笔，尖，齐，圆，健四德皆备。又能制作卷心笔，其功能超过一般规范，大可作擘窠巨字，小可作楷书，为当时书家文人所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