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最收名的收藏家 项元汴

    家世 项元汴(1525－1590)，明代人，字子京，号墨林山人、墨林居士、香严居士、退密斋主人等等，浙江嘉兴人。他的祖上是南宋时期从洛阳迁到嘉兴的。明代，项家出了一位大官，就是当年的兵部尚书项忠，他是项元汴的伯祖父。但项元汴的祖父一辈，却家境贫寒，据说一次项忠来访，项元汴的祖母只能拆掉旧屋的木椽为柴火，煮茶招待伯父项忠。但穷无根，富无苗，项元汴的父亲项诠后来以经商致富，并迅速窜升到富人排行榜的前列，明代大文豪王世贞的一段话，说明了项家的富裕程度：“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今吴兴董尚书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项之金银古玩，实胜董；田宅典库资产差不如耳。”

　　理财 项元汴善于理财。开源方面，项元汴除了继承家业以钱生钱之外，还大规模的进行书画古玩等艺术品的买卖，既获暴利，又沾风雅,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赶超父辈项诠，跻身当时全国首富之列！在节流方面, 明朝田地房产的税很重，项元汴就很少购置良田房产，多藏金银与古玩字画，这也可以称得上较早的“合理避税”吧！同时项元汴也很节俭，虽为巨富，却“居恒以俭为训，被服如寒琐如野老。婚嫁宴会，诸所经费，皆有常度”。虽为巨富，却不摆谱，把钱都花在书画古玩上了。

　　吝啬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真正过日子的当家人，往往都要背上一个“小扣”的黑锅，项元汴的吝啬也是出了名的。朱彝尊的《曝书亭集》记载，项元汴搜求书画时，每遇到掏钱多而自认为价值低的，就忧心忡忡，茶饭不思，哥哥项笃寿知道他这个习惯，每过一段就叫来元汴的书童询问，看兄弟心情如何，如果又有寝食不安的情形，当哥的就去弟弟那里看画，并问他，最近又收到“铭心绝品，霁心悦目”的书画没有，元汴就会拿出掏钱过多的，当哥的就会按所收的原值付给弟弟，将书画收归己有。项元汴经常请文彭兄弟帮他掌眼鉴定书画，鉴定书画要付报酬，项元汴舍不得掏钱，只用大米之类看上去堆大的礼物馈赠文彭兄弟。然而一看到赏心悦目的书画，项元汴就像换了一个人。只要听说哪里有好的古字画，必派人打探，千方百计，不惜重金购得，以据为已有而后快。他收藏的王羲之《瞻近帖》价值银2000两，当时可购买千余亩良田，他开给曾在自己家里学画的仇英《汉宫春晓长卷》两百金，这样的做派，根本和吝啬扯不到一块。

　　钤印 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项元汴用印之多、之杂，堪为“钤印大王”。台北故宫的书画藏品上出现过项元汴的收藏印共达98方，其孙项圣谟为66方，项氏家族共计190余方。在历代私人收藏家中，项元汴、项圣谟祖孙二人无疑是收藏印数量之冠亚双雄。从鉴藏印的数量多寡，似乎也可一窥项元汴对某些作品宝爱珍视的程度，例如唐代卢鸿《草堂十志》上钤有近100多方印，怀素《自叙帖》亦高达70多方，黄庭坚《书松风阁诗卷》有40余方。项元汴仅名章就有43方：项子京印、墨林山人、元汴、项元汴、墨林、墨林之印、癖茶居士、墨林生、蒿笠生、赤松仙史、元汴之印、项氏之汴、子京父印、墨林主人、墨林嫩叟、净因庵主、净因庵、香严居士、绿野亭印、耕隐、西楚王孙、墨林外史、项翰墨印、墨林项季子章、墨林砚癖、帝匋唐之庙裔、项氏子京、长病仙、槜李、虚朗斋、漆园傲史、煮茶亭长、惠泉山樵、项叔子、宫宝世家、蘧庐、鸳鸯湖长、南华仙史、桃里、六艺之圃、友古轩、若水轩、天籁阁。

　　项元汴在书画名迹上钤盖多方收藏印的行为，就曾遭致《韵石斋笔谈》的严厉批评：“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譬如石卫尉以明珠精镠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使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则有“十斛明珠娉丽人，为防奔月替文身”之叹，说得都十分尖刻，但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

　　记帐 收藏的编码系统是一大学问，项元汴有着自己专属一套方法，他以千字文为书画编号的系统，取自《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内文字，编号文字大多书于画幅右下角或卷后题识，如：台北故宫藏赵孟坚《水仙卷》为“黄”字号，武元直《赤壁图卷》为“讥”字号。除了千字文编目，另有以其它字与数字编目，如：“饫”字号的王羲之《此事帖》，“三”字号的钱勰《先起居帖》。

　　除了钤印，项元汴对所藏之书画还要题上何时何地购于何家，最有意思的是每次都将购买此画卷时所花银两写得清清楚楚，如题《元赵孟頫行书苏轼烟江叠嶂图诗卷》跋：“明嘉靖三十八年春二月，购于钱塘丁氏，墨林项元汴真赏。原价肆十两，\"宠"字编号”；题《元张渥竹西草堂图》跋：“用价廿两购于吴中，有"嘉"字编号”；题《明文徵明漪兰竹石图卷》跋：“嘉靖三十九年秋八月望，装池于天籁阁中。"仁"字号，其值拾贰金”，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项元汴所藏法书作品价钱最高的是王羲之《瞻近帖卷》，为二千金，依明人沈榜《宛署杂记》等资料文献，当时正七品官俸禄为年薪45两白银，米价为金一两可买十石米，可换算成今日的944公斤，一家五口人可吃超过二年。当时的二千金，足可购买现今一幢高级地段的别墅豪宅。绘画作品以仇英《汉宫春晓卷》“值价二百金”居首位，其次为金武元直《赤壁图》“其值壹百五十金”，另有唐尉迟乙僧《画盖天王图卷》“其值四十金”等等。对这种行为，《韵石斋笔谈》予以严厉批评：“复载其价于楮尾，以示后人，此与贾竖甲乙帐簿何异。不过欲子孙长守，纵或求售，亦照原值而请益焉，贻谋亦既周矣。”认为他的举措破坏书画名迹的原貌，并让书画作品犹如帐册。但据标价的情形，可知当时市场行情、作品的售价及转卖、流通的价格。据项元汴的收藏，可以推及当时藏家重法书甚于画作，这与今日市场上书法作品价格低于绘画作品的状况大相迳庭。

　　风雅 项无汴博雅好古，研读文史，醉心翰墨，是一位鄙夷官场的风流人物。明万历年间，明神宗朱翔钧闻其名“玺书征聘”，让他去京做官，他却无动于衷，而潜心收藏。天籁阁当时蜚声中外。风雅之士慕名纷纷来嘉兴求访项元汴，登瞻天籁阁，以观赏珍玩名画为荣。项元汴开门办“博物馆”，“所与交游皆风韵名流，翰墨时望”。明代江南四才子的书画，他经常购买，明代大画家仇英曾为他高价定制画作；文征明长子文寿承，工书法，为明代流派印章的开山祖，为其刻印。陈淳为写意花鸟画宗师，曾教项元汴绘画；大书法家董其昌年轻在项元汴家当过家庭教师。因此，就明朝当时的名家之作，项元汴收藏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明末清初史学家海宁谈迁《北游录》说：“嘉兴项中翰墨林好墨迹古画，多令仇实父英临本，今子孙也不能辨。”

　　其实，项元汴并不是附庸风雅。项元汴由于家藏书画既多，更兼其长期浸淫其间，熏染日久，自然是书画自通。他书画兼善，书法出入隋人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兼习元人赵孟頫；山水醉心于“元四家”的黄公望和倪瓒，画风温醇疏秀，颇有胜趣。同时兼工花卉、墨竹梅兰，天真淡雅，饶有逸趣，是当时的名家。但因为项元汴在书画鉴藏方面负有盛名，其书画创作很少有人关注，似乎其艺术水平也不值一提。实际上，项氏的山水、花鸟在当时也极富声望，其后的“画坛领袖”董其昌就曾这样称赞道：“(项氏绘画)遐思闲情，独饶宋意。”同时他还兼工诗词，但却有累赘之嫌。项氏流传下来的书画佳构并不多见，至今能见到的有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桂枝香圆图》，其上自题诗句：“圆同三五夜，香并一枝芳。”此外，还有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梵林图》以及上海博物馆的《双树楼阁图》等。【原标题：古代最收名的收藏家 项元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