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有想写写建才的想法，这个念头在脑子里转了很长时间了，但却迟迟没有动笔。主要原因是对建才的书法还没有研究透。我时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张建才成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对当代书坛有着什么样的启示作用？
张建才是1962年生人，恰好是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书法复兴期一起成长的一代人。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原因，这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缺乏幼学的积累，然而当他们开始踏入社会的时候，恰好赶上了社会新秩序的建设，其中包括文化的回归和书法的复兴。张建才和与他同龄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难得的人生机遇，以果敢的决心，坚韧的意志，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方法，义无反顾地在书法的艺海里扬帆远航，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张建才是一个颇具现代意义的成功个案。
古语云：“王道本无近功。”项穆认为，成就一个书家，“非四十载不能成也。”以现代的生活节奏，用四十年时间培养一个书家，的确有点太奢侈了。然而现代人也有古人不具备的优势，如信息的广泛交流，印刷技术进步而导致的古人法帖的普及以及以开放式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思维方式。张建才的成功正是得益于这些现代人的优势。
张建才的书法扎根于深厚的传统，从篆隶、章草、魏碑、二王直到明清人书法，他都认真临习，打下了坚实的功力基础。和当今许多优秀的青年书家一样，建才在艺术上极有灵气，笔墨感觉特别好，凡有所学，他均能化为自己笔下的艺术语言。然而，对于建才来说，继承传统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才是他的艺术追求。于是在审视书法发展潮流和艺术规律的基础上，他决定选取张瑞图为自己的创新文本。
张瑞图是明末书坛颇有个性的书家。他在当时帖派书风占统治地位的情势下，毅然于钟王之外，别开一途，把隶书和北碑笔意引入行草书。张宗祥在《书学源流论》中说：“明之季世，异军特起者得二人焉。一为黄石斋，肆力章草，腕底盖无晋唐，何论宋元。一为张二水，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用笔非六朝，结体之法则师六朝。”明末书坛、柔弱成习，唯媚是尚，张瑞图书法绕过晋唐二王，直接从篆隶北碑取法，大大拓展了书法的审美领域，其意义十分深远。连本不喜欢张瑞图的帖派书家梁巘也说：“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又说“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矫积习，独标风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评书帖》)张瑞图的意义正在于“钟王之外，另辟蹊径”。在这一点上，他与王铎有着同样的意义。然而在当代书坛上，王铎的开发比较充分，相比之下，张瑞图尚有大量未经开发利用的资源。
张建才以张瑞图为文本的创新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他找来张瑞图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代表作品，反复临写，努力把握张瑞图的用笔特点和结体规律。其间他师法的重点在用笔，他把张瑞图用笔的方折骏爽，攒捉擒纵，飞动牵连，虚实映带吃得很透，用得很活。经过这一阶段，建才基本确立了以张瑞图为基调，钟王之外，别辟蹊径的个性风格。
第二阶段，建才从张瑞图向外扩展，篆隶北碑，广泛涉猎。这个过程也许和第一阶段是交叉进行的，但这项工作却是他在第一阶段基础上的拓展。在此阶段，他选取伊秉绶为文本。伊秉绶从东汉名碑之外的《裴岑记功碑》取法，淡化波磔，纵笔逸宕，字体宽博大气，简淡静穆。建才在胎息伊秉绶的基础上，又引入汉简方折骏爽的笔势，进一步淡化波磔，而加强欹侧荡逸的字势，使他笔下的隶书比伊秉绶更具笔墨淋漓的书写意味和参差错落的装饰效果。
第三阶段是建才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融会、贯通、升华、蜕变。在此阶段中，建才的行书以“收”为主，隶书则以“放”为主。行书之收，即是他极力摆脱张瑞图过于明显过于极端乃至几成习气的个性化用笔，多方面吸取不同风格不同书体的审美元素。在结体上，改变张瑞图的“一意横撑”，在方折之中加入圆笔和圆转浑融的引带过渡方式；在章法上，求连绵起伏，行气变而能贯，收中有放，观建才近作，给人的感觉是，总体上张瑞图的气息仍在，然而细细观察，其技法语言已经不限于张氏体系而增加了一些二王、米芾的东西，这为他的行草书平添了不少静穆圆融、含蓄蕴藉的韵味。
隶书之放，是他试图改变伊秉绶沉静端穆的静态格局，在动态的、开放的、活泼流美的体系中塑造新的审美形象。其手法主要借助于汉简。这一点可能是受乃师张海先生的启迪和影响。而汉简帛书和伊秉绶隶书所本的《裴岑纪功碑》均属分书之前的隶书体系，在用笔、结体和审美意趣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故建才所选的这条创新之路有着书法艺理上的充分根据。另外张建才还有一点是深受张海启发的，这就是在隶书中表现笔墨淋漓的书写意趣。用近乎楷书的起笔和转折表现笔墨感觉；把行笔藏露相间的笔法用于隶书行笔之中；用墨色的干湿枯润来丰富画面的效果，以破除隶书的板滞，所有这些都能看出建才在隶书中表现笔意墨趣、书写意味的生动努力。然而和乃师张海先生相比，建才在这方面还显得稚嫩和勉强。张海先生是以汉简驾驭分书，二者的结合自然天成，浑融无迹，而建才则是在伊秉绶的基础上引进简书，显得不够自然。如何使二者的结合达到妙造自然、天衣无缝的境界，还是摆在建才面前的一个并不轻松的课题。
勤于思考，善于吸纳是建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上说过，现代人的思维以开放为总的特征，这是极大的优于古人之处。比如在明末的时候，书界以帖学为尚，人们自幼浸淫其间，“宗晋法王”是顺理成章的事，鲜有人想起来于钟王之外，另辟蹊径。明末张瑞图等人能打破常规，别开生面，确属凤毛麟角。而在当代艺术发展中，标新领异早已成为人们主动追求的目标和开拓创新的方法。这一点在建才身上体现得非常鲜明。当然，不打牢传统技法的根基，一味靠标新领异、出奇制胜也是不行的。建才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能切实地扎根传统，而思想又十分活跃，不囿于传统的偏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随时准备吸纳一切好的东西。建才能守又能变，守有根基，变有方略；守不泥古，变不失我。但凡具备此种素质与能力者，欲不出成就亦不可得也。
建才与其恩师张海先生在艺术上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案例。弟子不必学老师的字，这是张海先生的一贯主张。对张海先生影响很大的费新我、王学仲、沙曼翁三位先生，张海先生并未直接学宗某一家，然而他们在学书的方向、态度以及艺术主张诸方面对张海有广泛的影响。张建才对其老师张海也是一样，他并没有走和张海一样的路子，而是各有取法。然而可以明显地看出，张海先生对建才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从“许身何必效羲献”(张海诗句)的学书路径，到融汉简、隶书为一炉的创新方法，从行书方折笔势的运用到隶书笔墨效果的追求，他们都在做着风格各异但性质相同的努力。如果说将来谁能把张海先生草隶的薪火传下去，我看张建才是极有希望的一位后辈书家。当然建才笔下的草隶和张海不会完全一样，而是带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新的风格。
建才为人和气宽厚，冰雪聪明，知识面宽，责任心感，办起事来心细如发，滴水不漏。张海先生的许多作品集乃至河南省书协的许多印刷品，都是他一手编辑操办，其编排之严密，选料之考究，工艺之精良，堪称国内一流水平。建才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能书擅画，属文、写诗，样样皆出手不凡。这些艺术修养使建才思路宽广，融会贯通，高屋建瓴，集中表现在书法上，故建才的路子很宽。刘熙载说：“书要心思微，魄力大，微者条理于字中，大者磅礴于字外。”建才倘以此为圭臬，其艺术前景是无可限量的。【原标题：守不泥古变不失我——论张建才的书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