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才这代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他们需要学习的年龄，正赶上“文革”的特殊时期，因而没有得到系统的教育。他们能够走上书法艺术之路，大抵靠的是与生俱来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坚持不懈的自学精神。
建才的个人经历相当简单。他原在基层文化馆工作，1997年调入河南省书画院成为一名专业书画家。在这个位置上，虽无下岗之忧，然而身上的压力是很大的。建才深知在专业上，不论是创作还是学术，都要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才能和自己头上的光环相匹配。因此多年来他丝毫不敢懈怠，汲古临池，不舍昼夜，下了一番墨池笔冢的笨功夫。同时建才善于学习，他能抓住一切机会与同道切磋琢磨，向师长请益释惑，因此他在书法艺术上能不断进步。多年来，他的作品不断在全国重要的展览中入选获奖，在艺术上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个性风貌，逐渐为书界所认可。
在重大展览中入选获奖，固然是衡量一个书家水平和成就的标志之一，但不应是终极目标。对于一个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深入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不言而喻，这种艺术语言和个性风格既要得到业内的普遍认同，又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建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没有陶醉于入选获奖的成就之中，而是不断地警醒自己，沉下来认真思考一些问题，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在奋斗的过程中，建才有过困惑和迷茫，但他能在不断地克服困惑和迷茫中一次次地把自己的书法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度。经过多年的磨砺，建才的艺术风格渐趋成熟，找到了既符合传统精神又契合自己个性的艺术语言。在众多当代书家的作品中，我们能一眼认出哪是建才的作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对于建才的艺术成就，评论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西中文先生认为他具有“能守能变”的特点，“守有根基，变有方略，守不泥古，变不失我”。李松先生讲：“建才生长在中原这片书法沃土之中，其书风有着中原的原始‘基因’，奔放的情愫与焕彩的笔墨交织交融。他的行草书攫张瑞图之倔强，掇朱熹之情采，演王铎之酣畅，隐‘二王’之洒脱，又挟以章草之厚磔，再获以流荡，遂形成了现在的风格路数。这些从他所创作的条屏和手卷可觅，从其局部笔墨可察。”朱以撤先生在《兰亭诸子批评榜之张建才》中谈到：“张建才的草书极尽可能萦带、勾连，由上带下，有疏有密，使字与字之间的联系，通过游丝而紧密无间。在连绵的同时，我们看到了字与字之间的密不容针，步步紧逼，头连尾，尾衔头，不可抽刀断流。与此同时，张建才又把行距放宽了。在字距紧密的同时，宽松的行距有如通衢大道，豁然开朗，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章法前人也运用过，无疑是书写横幅的良方，它调节了观者的视线和情绪。”“其次是用笔上的调整。许多相对应的笔画显示着差异，时而重按，时而轻提，时而直线长拉，时而曲线婉蜒，交织在一起。这种相反相成的变化助益了每一个字的形态，在牵扯萦绕的用笔中，是一以贯之的气韵使每一个字既自立，又承先启后。用笔上的连贯在与张建才手法的熟练，不是频频蘸墨，而是蘸一次解决数字，使人看到了不停歇的运动状态。在不停歇中争取变化，赋予每一个字不同之意态。行草书以崔嵬之相展示出来，却又有不少细腻情节，张建才行草书有了自己的特点。”“张建才也想把隶书写得韵味多元一些，因此隶书中的楷法、行书法也进入其中。形式使书写速度加快了，一些笔画的末端扬起，明显地追求活泼。”……我认为以上这些评价是中肯的。他们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概括了建才书法艺术的特点，把他们的观点综合起来，大体上就是建才书法的整体印象。“守”和“变”两个字说起来简单，其实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既需要超卓的识见，也需要异乎寻常的韧劲和毅力。在选准了方向之后，尤其需要坚持不懈的专注和执着。
从个性面貌初具到真正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包括对风格之树的精心浇灌和仔细修剪，也包括对创新方向的不断校正，更包括基本素养的积累以及人格与艺品多方面的修炼。这其间任何一个方面做得是否到位，都有可能成为大家和平庸的分水岭。创造经典，成为大家，无疑是每个有志书家毕生追求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和滴水穿石的艰苦努力。这不仅是对建才他们年轻人的要求，即使像我们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人也概莫能外。
刘禹锡《同乐天登栖灵寺塔》诗云：“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干，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让我们“步步相携”，互相勉励，一道向书法艺术的高峰攀登！ 【原标题：我看张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