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仕途和生活上都不得志的人，李贺虽然有时也会在其作品中对人生无常发出悲叹，流露出消极颓废的情绪，但更多的时候是反映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统治集团昏庸腐朽、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不满以及对人民疾苦的关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千多年后，近代文学大师鲁迅对李贺的不幸给予同情，年轻时喜欢读他的诗。同为诗人的毛泽东对李贺的诗更是情有独钟。据有人算过，李贺流传于世的诗242首（也有说233首），经毛泽东圈点的就有83首，圈点多的达四五次。许多不同版本的李贺诗集，也几乎被这位新中国的主要奠基人圈划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每次提到中国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才时，毛泽东总会说到李贺，称他是“英俊天才”，“多才而短命”。1958年中共南宁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突然话锋一转，谈起了文学创作。他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可见他对李贺诗中所反映的浪漫主义精神是肯定的。他还称赞李贺不迷信，敢于对秦皇汉武直呼其名。如《苦昼短》中最后的两句：“刘彻藏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1965年，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写道：“李贺有很少几首五言诗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针对有人批评李贺的诗晦涩，不好懂。毛泽东说，“有些还是容易懂”。他还在自己的诗作和文章中引用李贺的名句，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脱胎自李贺《致酒行》的“雄鸡一声天下白”。《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则从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直接拿过来。《七律二首·送瘟神》所描绘的一些意境，也明显受李贺《梦天》的影响。笔者想，如果李贺在天之灵有知，当他看到现代伟人是如此地欣赏他的诗，又是那样客观地为他的一些不足或奇异之处辩析，谅必也会感到极大的惊喜与荣幸。
 
    读李贺，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避讳”的某些规矩明明是不对的，韩愈又为之写了很有说服力的《讳辩》，为什么李贺“竟不就试”？难道年轻而又绝等聪明的他，其思想反而比韩愈保守？否则，又该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