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中曾经这样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至今，河南南阳卧龙岗上还遗留着当年诸葛亮居住、读书、会客、与刘备畅谈天下大势时的“草庐”，躬耕的陇亩和浇水时用的水井，散步时的小桥、流水，满腔抱负不得施展时常抱膝长吟的抱膝处和长吟亭等历史遗迹。刘备三顾茅庐，使诸葛亮深受感动，应邀出山，辅佐刘备，大展才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去世后，人们在其隐居地卧龙岗上修建了武侯祠，作为永久的纪念。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战争年代路过南阳，夜宿卧龙岗，感念诸葛亮的业绩和精神，夜不能寐，挥毫疾书，用行草写下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和《后出师表》，并用狂草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以示抗金决心。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南阳地区调查研究。工作之余，胡耀邦登上仰慕已久的南阳卧龙岗，看到了武侯祠大殿上高悬着的两副名联。

    第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评价了诸葛亮一生的功过得失，上联认为其善于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达到《孙子兵法》中所阐述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下联则认为其在蜀国建立以后，没有很好地研究和判断蜀国当时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正是由于对天下大势判断失误，总的路线错了，所以在治理蜀国的过程中，无论具体的治国方略是宽是严都无济于事。政略错误，战略无法挽回；战略错误，战术无法挽回；战术错误，战斗无法挽回。政略错误是根本性错误，具体的治国方法是挽回不了的。

　　胡耀邦读罢这副对联后，不禁连连赞扬：“写得好！写得好！”

    第二副对联为清朝南阳知府襄阳人顾嘉衡所书：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自古以来，由于诸葛亮名扬天下，南阳和襄阳一直为诸葛亮出山襄助刘备以前，究竟是在河南南阳隐居还是在湖北襄阳（今襄樊市）隐居，而争论不休。

    南阳人认为，东汉时期的南阳，北接河洛，西通长安，东控中原，南瞰荆楚，交通便利，四通八达，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历史悠久，文风昌盛，底蕴深厚。更兼南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发迹的地方，“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将领大多在南阳一带”，因此南阳在东汉时被称为“南都”、“帝乡”。中国古代历来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郊”之说，意为凡隐居者，隐居是假，在隐居中等于时机，等待“上面”的召唤才是真。因此，诸葛亮只有隐居南阳，才有可能身在南阳心在朝廷，胸怀中原，放眼天下。更何况，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亲笔所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南阳卧龙岗，即为诸葛亮隐居此地而得名。

　　襄阳人则认为，襄阳“古隆中”的地理地貌，更适合诸葛亮隐居林泉的需要。诸葛亮会见刘备时有名的“隆中对”，就发生在襄阳“古隆中”这个地方。“古隆中”对面有一座山，在云雾缭绕时像盘踞着的一条卧龙，诸葛亮号称“卧龙”即因此山而得名。而且，襄阳“古隆中”归枣阳县管辖，历史上枣阳县属于南阳郡，所以诸葛亮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实为襄阳的枣阳县。但南阳学者查阅汉代行政区划，南阳郡的管辖范围不到襄阳的“古隆中”。

　　千百年来，究竟诸葛亮“躬耕南阳”还是“躬耕襄阳”；究竟诸葛亮隐居的地方是河南南阳西郊卧龙岗，还是湖北襄阳郊区的“古隆中”？南阳、襄阳各执一词，无法统一。

　　顾嘉衡是襄阳人，同时又是南阳知府，同意“襄阳说”会得罪南阳人，官位难保；同意“南阳说”会得罪襄阳人，数典忘祖。当然，更主要的是顾嘉衡熟悉诸葛亮的志向抱负、人格风范和历史贡献。因此，当他在担任南阳知府期间，挥毫为南阳卧龙岗上的武侯祠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胡耀邦对顾嘉衡的这副名联早已心向往之。在南阳卧龙岗上见到顾嘉衡的真迹后，他兴奋不已，时而轻声细读，时而大声朗诵，悉心体会，精心揣摩，七步之内，脱口而出：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胡耀邦的这副对联朴实无华，立意高远，感情真挚，掷地有声，受到随行人员的一致称赞。传开以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得到广泛传诵，成为卧龙岗上的一段佳话。

　　言为心声。纵观胡耀邦的一生，他用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永垂青史的篇章，这就是：“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原标题：胡耀邦南阳卧龙岗上题名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