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路是最有个性，最有色彩，故事也是最多的。
　　
    子路，姓仲名由，子路（或季路）是他的字。有典籍称子路是“卞之野人”，卞地（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当时在鲁国国都和乡郊之外，属于“野”的区域，栖居在这里的人称之为“野人”、“野民”或“鄙人”，他们大多以种田劳作为生。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子路曾经就是这类被治的“野人”。
　　
    子路早年家境非常贫寒，虽然终年辛苦耕作，一家人也常要靠野菜充饥。为了能让父母吃上米饭，子路曾经“为亲负米百里之外”——这大概是指子路到远离家乡的都城找活打工，然后将挣来的谷米背回家孝养双亲。后来子路当官从政，过上“列鼎而食”的好日子，想到父母已故，再欲奉养而不得，不禁为此感伤不已。
　　
    可能是“为亲负米”的缘故，子路经常“漂”到都城曲阜，因此得以结识孔子。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与子路初次相遇，子路“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头上插戴着雄鸡的羽毛，身上佩挂着野公猪的牙齿，子路这身行头够威猛、奇异的。不知什么原因，他竟对孔子拳打脚踢动起野来。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子路以拳脚作为“见面礼”，跟他未来的老师相识了。当时孔子二十八岁，子路十九岁。
　　
    对这位野性的小兄弟，孔子自有一套办法治他，办法就是礼乐之类。从小生活在乡野的子路最初可能只是觉得新鲜，但经不起孔二哥循循善诱，到后来竟卸掉奇装，穿上了斯文的儒服。不过，儒服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我心。子路的秉性还是一以贯之，至死未变。孔子对子路也是知根知底，他对这个大弟子的基本评价是：勇（勇敢）、果（果断）、喭（鲁莽）、野（率性）。
　　
    子路因其独特的个性，因此和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师徒关系。面对“望之俨然”的夫子，子路似乎从来没有畏的感觉，有时他还要跟夫子顶嘴、抬杠；例如，子路打算让高柴去当费宰（费邑行政长官），孔子指责他是害那个年轻人（因为高柴书还读得不多），子路不以为然，说那里有民人、社稷在呢，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叫做学问？夫子很不高兴，骂他是个狡辩的家伙。又如，子路问孔子如果为卫君治政，先要做什么，孔子说先得“正名”，子路脱口而出“子之迂也”（“夫子迂腐呵”），夫子立马回他一个“野哉由也”（“真放肆呵仲由”）。……像这样和老师抬杠，别的弟子是不敢的。
　　
    子路还是弟子中唯一直言不讳、敢对夫子说“不”的人。公山弗扰、佛肸先后谋反，都曾召请孔子去共事，当孔子意欲前往时，子路便鲜明地表示了不满和反对，使得夫子不得不做一番表白，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云云，而结果夫子还是打消了应召的念头。子路尤其强烈不满的是“子见南子”——孔子谒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在子路看来，南子名声不好，夫子应召去见她，显然有失身份。《论语》上只说“子路不悦”，但很可能子路当时还说了些尖锐的话，以至于夫子要指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我若有非分的行为，让老天爷厌弃我！厌弃我！”）其时随孔夫子客居卫国的弟子有好几个，如颜回、子贡、冉求、公良孺等，他们对“子见南子”都未表示意见，唯独子路站出来加以非议，这除了他在弟子中间辈分高之外，更主要的是其性格使然，他是个直率的人，心里有什么想法，他憋不住，一定要说出来。
　　
    当然，孔子对子路也没少训诫和敲打。在夫子看来，子路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好学”，有一次他叫子路坐下，听他讲说“六言六蔽（弊）”，其中“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尤其针对着子路的性格。我们看《论语》会发现，夫子对子路讲话，往往带有训诫乃至训斥的口气，如：“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分明可闻教训口气的严厉。甚至有时子路出于好心而办事，也会遭到夫子的斥责，且看《论语》此则记述——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孔子有一次病得很厉害，子路以为夫子将不久于人世，便指使门徒充当治丧之“臣”，好给夫子操办后事。没想到夫子的病渐渐好了，听说子路搞治丧之“臣”这回事，夫子怒不可遏，斥责子路：“搞欺诈的一套已经很久了！”夫子如此大光其火，是因为当时只有诸侯死了才可以有治丧之“臣”，当过大夫的夫子够不上享受死后“有臣”的丧礼规格；夫子认为子路如此“行诈”，等于也让他老人家“欺天”了，因此气咻咻地说：“我与其死在治丧之''臣''手里，还不如死在几个弟子之手！我就是得不到盛大的葬礼，难道会死在道路上吗？”从“礼”的规定来看，子路的做法确是有欠妥当，可他毕竟是出于对夫子的忠诚，想把丧事办得隆重一些，却没想到反而挨了一顿骂。
　　
    从《论语》记录来看，在弟子中间子路是挨骂最多的，不过好在子路不是那种面皮薄、心理脆弱的人，无论夫子怎么斥骂和敲打，他都扛得住，并且不在心里留下一点疙瘩。而夫子也知其直率无忌的个性，且心理素质甚好，因此亦不必太担心其承受力的问题，有时说话的口气较重，似乎有点像教训自家的兄弟。这当中是不是可以看出他们师徒之间，其实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呢？
　　
    这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孔子有一句话尤其昭示无遗，这句话是：“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王肃对此有注解：“子路为孔子侍卫，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恶言，是以恶言不闻于孔子耳。”正是因为有子路常在孔子身边当侍卫（相当于保镖），那些傲慢无礼的人便不敢对夫子说难听的话。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时，策划“堕三都”——堕毁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桓”封邑的都城，执行“堕三都”的重任，夫子当时没有让别的弟子参与，而将它托付给了果敢勇毅的子路，可见在关键的时刻，子路正是夫子最信任和倚重的。后来孔子因失意而要离开鲁国，子路便毫不犹豫辞去季氏宰（季氏的行政总管）的官职，跟随夫子风尘仆仆周游列国。在遍遭冷遇、碰壁，深感“行道”不成时，孔子叹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乘着木筏子去***的，跟从我的，恐怕只有仲由吧？夫子没说“从我者”是颜回（赞赏有加的），或是子贡（机敏过人的），饶有意味。尽管夫子说“乘桴浮于海”其实只是牢骚而已，但“从我者，其由与”一语，足见夫子对子路的信重非同一般了。
　　
    夫子曾经预言：“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像仲由这样的人，会得不到好死的吧。）不幸一语成谶，子路最终不得好死，死的很惨烈。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卫国宫廷发生内乱，太子蒯瞶挟持大夫孔悝，迫使他加入争夺其子王位的政变阴谋。子路听人报告后，火速赶往都城，遇见正从城内逃出来的子羔，子羔说：“来不及了，不要去那祸难之地！”子路却说：“受人俸禄，我不能逃避祸难。”进入孔悝府邸，看到蒯瞶挟持孔悝登台盟誓，子路就放火烧台，想迫使其放掉孔悝；蒯瞶慌了，派人下台去阻击，子路被利戈击中，临死前还不忘系好帽带子。子路临难赴死的过程，记述在《左传》里。又据《孔子家语》记述，孔子初闻子路殉难的消息，禁不住失声痛哭，待知道子路被砍成了肉酱，又吩咐把食用的肉酱都倒掉，说：“我怎么忍心再吃这些东西！”可见夫子对子路的死是何等的悲痛。
　　
    子路就这样惨烈地终结了一生，时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