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过连霍立交桥郑州高速公路收费站，向开封方向行驶２００多米，路北是杨槐村，路南是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再前行２００多米，路北是大河村，路南是小河村。　　
        
    大河村遗址是杨槐村农民在杨槐村的土地上发现的，若按考古遗址的命名规矩，该称为杨槐文化遗址；若以距离遗址较近的村庄来命名，也该叫小河文化遗址。但这个遗址的名字却偏偏选了离遗址较远且不拥有遗址土地耕种权的大河村的村名。　　
       
    大河村遗址距黄河７公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这儿甚至能听到黄河的涛声。大河村文化遗址的名字，可谓既有气势又饱含文化，还和黄河血脉相连，这名字选得实乃妙不可言！更巧的是，它不能如仰韶、龙山似的，直接把“村”省掉，曰“大河文化遗址”，那样的话，望文生义者很容易将其与黄河文化的大概念重叠起来，而不得不保留的“村”字，反倒让该文化遗址古风扑面，很容易让人把其和那遥远的、在火光中跳舞的先民及他们的部族文化对接起来。     双连壶 当系盟誓遗物　　
         
    结盟虽在时下的国际政治社会与经济社会中流行得一塌糊涂，但中国人最熟悉的结盟还是“国货”———那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炎黄结盟”。　　“
         
    炎黄结盟”写在纸上，光耀千秋，但我们还没有发现见证这一伟大事件的盟誓遗物。大河村出土的彩陶双连壶有着５０００年历史。虽然时至今日还无法考证这彩陶双连壶就是那两位呼风唤雨的领袖人物结盟后留给我们的信物，但它却实实在在是黄帝时代留下来的结盟礼器。　　
        
     彩陶双连壶是在大河村１号房基内出土的。大河村１至４号房屋是紧密相连、东西并列的４间房子。毫无疑问，那时拥有这种房子的人肯定非同凡响。“这儿是土丘的制高点，有４间房子，其中最大的一间有２０．８平方米，里面还有用曲尺状的隔墙隔出的一个套间，１３．２１平方米的外间与６．５９平方米的套间形成内外两部分，外间和套间各有一个烧火台，烧火台朝门的方向还筑有挡风墙。根据这４间房子的规格判断，这只能是大河村领导的‘官邸’。”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馆长李卫国对记者说。大河村的房子分为“木骨整塑陶房”和“木骨泥墙”两种。在整个大河村遗址共发现１５间“木骨整塑陶房”，这一处就占去了４间。在这４间相连的房子出土的文物也异常丰富，能够复原的器物就有２０多件，另外还有陶纺轮、陶环、骨簪等，并且大河村遗址两件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珍贵文物———彩陶双连壶及白衣彩陶钵，都出在大河村１号房基内。　　
        
    在大河村出土的残缺器物很快就得以复原了，但有两个彩色的陶壶无论如何也不能修复———找不到壶鼻的残片。考古工作者起初认为，这两个彩陶壶是各自独立的，因为残部很像一个壶鼻口，所以他们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寻找壶鼻方面。他们就找呀找，可就是找不到。“就没有往这方面（双连壶）考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昌韬说。也难怪考古学家不把这两个彩色的残陶壶往一块儿想，因为这样的连体器物是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双连壶的合璧最后靠的就是一位旁观者的指点。在考古学家犯难的时候，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恰好到大河村参观，他一眼就看出这两个彩色的残陶壶应该是一件完整的陶器，它们被还原为它。“后来人家拿出来，把两个一对，就对起来了！”李昌韬说。　　

    当这件造型独特的陶器重新结为一体的时候，人们发现它是巧妙地利用连通器的原理连成一体的，所以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双连壶。双连壶左右壶的图案各不相同，其中一个是平行线夹竖短线，另一个是平行线夹斜短线，那么５０００多年前的先民为什么要造这样特殊的壶呢？壶上绘制的图案又意味着什么？　　

    随着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的谜底不断被揭开，双连壶的奥秘也在逐渐显现。　　
         
    从这儿出土的一只只陶制酒杯让考古学家推测：双连壶应该是酒具，那么５０００多年前有酒吗？双连壶为什么和其他酒具不一样呢？　　
        
    最早记载酒的典故是“尧舜千钟”，说的是在尧舜时代，酒已流行于社会。“大河村粮食充足，酿酒是可能的。”李卫国说，“即使没有酒，当时也一定有能够使人兴奋的饮料，它们当是酒精含量很低的果酒的前身。双连壶是酒具，但不是普通的酒具，而是礼仪用品，为部落间结盟时领导者对饮所专享，以象征和平友好。而壶上图案的不同，可能代表着不同的部落，说得实用些，是为了避免嘴对嘴，让领导们易于辨认哪个壶是自己喝过的，好接着喝。”　　

    酒具也好，水器也罢，总之双连壶代表的是一种和好，一种沟通。但沟通与和好之前，两个部落之间常常是会有矛盾的，不信任对方的情况还是存在的（炎黄二帝也是化干戈为玉帛而最终结盟的）。“两壶之间有个菱形的孔道，大胆喝吧，不用怕有毒的，这叫‘生死之交一壶酒’。”导游员如此诠释双连壶。     红陶房 也曾金屋藏娇　　
        
    ５０００年前，大河村步入父亲说了算的历史新阶段，这已被众多专家所公认。大河村１号“木骨整塑陶房”也曾金屋藏娇，那隔开的套间无疑是遮挡主人的私生活的。　　
        
    大河村１至４号房是当时婚姻及家庭变迁的一个活的标本。从该组房子“紧密相连，东西并列”的整体布局和内部结构看，它们适合家庭居住；从出土遗物大都是鼎、钵、陶纺轮、骨簪等看，它们曾经承载过一个家庭；从１、２号房先期建造，３、４号房是后来扩建的发展序列看，这个家庭的人口在不断增多；从房间大小不同、主次有别及套间的设置看，家长在这个拥有“４室１厅”住房的家庭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一系列迹象表明，５０００年前，大河村已经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新型婚姻关系，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元，私有的现象已经出现（大河村遗址中曾发现用小孩作为房屋奠基的祭品，为了自己的平安而牺牲别人，说明这里的阶层是不平等的）。　　
       
    这个家庭的男人不单是家长，还是大河村的领导。大河村出现的这一新型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关系，带头的，显然是领导。可以想见的是，这时的一夫一妻制并没有制度上的保证，也不可能两个男女死守一辈子，只是关系比较固定罢了，如果非用现在的社会现象类比的话，也许它更像金屋藏娇。　　
       
    这个家庭的主人不但金屋藏娇，还藏有这个部落的结盟礼器———彩陶双连壶。大河村遗址面积４０多万平方米，按照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许顺湛先生的推算，那时这儿应该居住着８０００来人，而此时在以郑州为中心，东不过开封、西不过洛阳、北抵黄河、南可以达到许昌的范围内（这也是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的势力范围），共生活着约１２万人。许顺湛认为，大河村类型的仰韶文化是郑州地区独特的文化，与之相对的，其实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有熊国文化。有熊国的领导是以新郑为都的黄帝，那么黄帝是否到过这个近在咫尺且势力庞大、大约居住着４０个氏族８０００来人的大河村部落（该遗址可能有两三个部落）“视察”，并与大河村的领导共用彩陶双连壶痛饮果酒抑或白水呢？　　
       
    “我在１９９９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一文中，已经把五帝时代从传说时代拉回到历史时代。国家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启动的‘文明探源工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五帝时代的问题，是要把五帝时代当作信史来研究。‘文明探源工程’选了４个遗址作为研究重点，其中３个在郑州，１个在山西。我的观点是，大河村类型的仰韶文化不仅是父系社会的文化，而且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大河村类型的仰韶文化不只是大河村遗址的文化，它是那个时代郑州周边地区的文化的总称呼，而黄帝的有熊国文化也只好屈就在考古学上的大河村类型文化的名下了。后来发现的５０００年前的黄帝时代的郑州西山古城，虽被考古学家称为‘中原第一城’，但城里的文化还是以‘村’为名，被界定为大河村类型）。”许顺湛说，“黄帝很像后来的皇帝，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族团领袖的世袭名称。黄帝时代共１５２０年，约从公元前４４２０年开始，至公元前２９００年结束，之后是颛顼时代、帝喾时代与尧舜时代。”　　

    大河村的繁荣时代是和历史上的黄帝时代相对应的，而善于结盟的黄帝应该不会忽略大河村这一庞大势力的存在，说不定他真的用彩陶双连壶和大河村领导痛饮过果酒抑或白水呢，而给黄帝备酒的，也说不定就是藏在大河村领导那光灿灿的陶屋里的“阿娇”。　　
        
    大河村在黄帝时代盛极一时，文化繁荣期持续２４００多年，但它从哪里来，又到哪儿去了呢？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大河村先民在这个送走了黄帝，迎来了颛顼、帝喾、尧舜禹汤，看遍了中原大地的烽烟，目睹了众多王朝更迭的地方，曾顽强地生活了３３００年，它的来去与中原崛起密不可分。
       
    欲知中原在遥远的时代是如何崛起的，请看“归去来兮大河村”系列之三———《以鼎聚魂 中原崛起》。（原标题：“归去来兮大河村”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