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后，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败将组成的游寇集团，威胁着宋廷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中兴四将”。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本人早年曾镇压方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在短短几年间，他的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诸将，绍兴四年八月，宋廷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
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势下才重用武将的，其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高宗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束缚了岳飞的手脚。

     心生嫌隙
        
    面对金人的进攻，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定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岳飞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埋下祸根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的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立即提出要带兵10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竟然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中已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岳飞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30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复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绍兴八年，高宗命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国书。

    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岳飞上书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师北伐的宏图大愿。高宗和秦桧此时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 经在酝酿之中了。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又奔赴抗金前线。随着金兵在川陕、两淮等地的进攻相继受挫，宋军进入战略反攻，岳飞进军中原。他联络河北义军，结成“忠义巡社”，以实现“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同时亲自领兵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了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收复了黄河南北的州县。金兵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岳飞之死
        
    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高宗和秦桧与金朝重开和议，他们连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且，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锜等部陆续班师，岳飞要想在没有后方支援、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收复故土，实是难上加难。在形势和君命的逼迫下，岳飞违心地奉诏班师。退兵之日，他不禁深深痛惜自己的“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就这样被高宗和秦桧葬送了。
        
    绍兴十一年正月，兀术统领近10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回师攻陷亳州，重创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
        
    淮西之战后，高宗加紧了削夺武将兵权的活动。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接着，高宗和秦桧将迫害的矛头直指岳飞，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仅凭上面的几条“罪状”，尚不足以置岳飞于死地，秦桧又指使张俊胁迫岳飞部下王贵，诬告岳飞爱将张宪谋反。张宪被押送大理寺审讯，严刑逼供之下，张宪仍然不肯屈招。十月，岳飞、岳云父子被投入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何铸反复讯问，实在得不到任何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时，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的“尽忠报国”四字，深知岳飞的忠心与清白，便向秦桧力辩其冤。何铸既然对岳飞下不了毒手，秦桧便奏请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锻铸冤狱。岳飞身受酷刑折磨，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申辩机会，他在狱中悲愤地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字，向高宗和秦桧发出了最后抗议。
       
    听说岳飞以谋反罪入狱，已经辞官在家、明哲保身的韩世忠无法坐视不理，他当面责问秦桧，岳飞谋反的证据究竟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这件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心意已决。高宗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原标题：岳飞为什么必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