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字蔚宗，南北朝刘宋时顺阳（治所在今河南淅川县南）人。他是我国古代史学名著《后汉书》的作者。今本《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其中《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为范晔撰，八志三十卷，为晋司马彪撰。由于《本纪》和《列传》中某些内容较多的篇章，又分上下卷。实际上范著为一百卷，连同八志三十卷，全书为一百三十卷。因为志的部分不是范晔所作，所以在评论范氏的史学成就时，只对《本纪》和《列传》进行分析，而不涉及《志》的内容。
      
   《后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乃继承班固的《汉书》而作。从史书的体裁方面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通过仔细分析，具体比较，仍然是各有特点的。《汉书》有《纪》、《传》、《表》、《书》4部分，《后汉书》只有《纪》、《传》。《志》的部分原计划是要写的，由于范晔的罹难而过早去世，未能全部完成以致失散了。至于史表，可能范氏本来就没有计划写。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清楚地说过：“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另外在《后汉书•皇后纪》后面所附皇女序中，有“其职僚品秩，事在《百官志》。”李贤注云：“沈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缺。’”可见范晔是计划要写志的，而且如《百官志》，以及《五行》、《天文》、《礼乐》、《舆服》等五志，在范书中均提到，说明已经撰写成了，其他未提及的，可能是还在搜集材料，准备进行撰写。而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似为偏激之词，而非确切之论。
       
    从本纪来看，范晔将皇后列为本纪，这是《后汉书》的一大特点。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司马迁在《史记》中，后妃是列入《外戚世家》的，只有吕后因在刘邦死后，她实际上掌握了皇帝的权力，所以列为本纪。《汉书》继《史记》而作，因其不置“世家”之目，所以后妃入于《外戚传》。但是也有例外，如孝元帝王皇后，因其“历汉四世为天下母，享国六十余载”，故班固为其单独立《元后传》，而不入《外戚传》。吕后事则仍循《史记》例，立《高后纪》，不过在《高后纪》前，又置《惠帝纪》。司马迁不为惠帝立纪，只将其史事附于《高后纪》中，是实事求是的作法，是很高明的。刘邦死，惠帝继立，虽在位有七年之久，但国家统治大权却一直掌握在吕后手中，惠帝徒拥有一个空名而已。班固为其单独立《纪》，不过是牵于名分罢了。 
      
    《史记》、《汉书》将后妃入《外戚》，只有实际上掌握国家最高统治权的吕后才入《本纪》。而范晔将后妃全部入《本纪》，原因何在呢？从表面看，是前有所承。据《晋书•华峤传》记载，峤于西晋中曾撰《汉后书》九十七卷，计《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三谱、序传、目录三卷。《传》中说：“峤以皇后配天作合，肖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华氏所撰《汉后书》今虽不传，从他的《传》中叙说可见，他是最先将后妃全部入本纪的。又据《史记•外戚世家》标题之下，唐司马贞《索隐》注云：“外戚，纪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汉书》则编之列传之中。王隐则谓之‘纪’，而在列传之首也。”王隐是东晋人，曾著《晋书》八十九卷。他将后妃入本纪，理由是什么，因其书早佚，不得而详。两晋史家撰史时都将后妃入本纪，却是共同的特点。
        
    范晔是在华峤、王隐之后撰写后汉史的，同样将后妃入本纪，看似一脉相承，但具体考察起来，情况并不一样。范晔为什么将后妃列入本纪呢？在《皇后纪•序言》中，作者交代得很明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惟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可见，“权归女主”就是范晔将后妃列为本纪的主旨所在。也就是说如西汉吕后一样，东汉的皇后、皇太后，其中不少人都掌握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和皇帝处于同等地位，“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虽成败事异，而同居正号者，并列于篇。”这和华峤的“以皇后配天作合”为主旨，将皇后入本纪显然是不同的。“配天作合”只是从形式上观察问题，看到皇后是皇帝的配偶，地位大体相当，就认为应当同入本纪，而不应一个列为本纪，一个放在列传。范晔是从当时掌握国家实际权力方面看问题的，正如同《史记》、《汉书》将吕后列为本纪一样。可见，范晔与华峤虽然同是将皇后列为本纪，而指导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一个是从对历史实际考察的结果。 
       
    东汉“权归女主”的情况是很突出的。在14个皇帝中，从章帝刘妲以后的11个皇帝，有9个是皇太后所拥立的。 由于所立者多为年幼小孩，所以皇太后得以临朝称制，代行皇帝的职权。待皇帝长大成人后，皇太后不得不归政于皇帝，但只要皇太后不死，政治影响还是存在的，有的甚至称制终身，如和熹邓太后就是如此。和帝刘肇死，皇后邓氏拥立刚生百余日的刘隆为帝，尊皇后为皇太后，临朝称制。不到一年殇帝死，由邓太后定策，立年仅13岁的刘祜为帝，是为安帝，仍由邓太后临朝听政。到安帝永宁二年（121），太后去世，安帝才得以亲政。 邓太后称制终身，在位掌权达20年之久。而皇后、皇太后为了执掌政权，在挑选皇帝继承人时，多选择那些幼小童稚之辈，以便驾御，即所谓“贪孩童以久其政”。为了便于观览，现将东汉一代皇帝即位之年和母后称制情况，列于右表。
 
    帝  名          即位年岁  在位时间   拥立之人     称制者
 
    光武帝刘秀         31岁        33年    开国之君

    明帝刘庄           30岁        18年    依序次继位

    章帝刘妲           19岁        13年    依序次继位

    和帝刘肇           10岁        17年    窦太后拥立      窦太后

    殇帝刘隆           百余日      9个月   邓太后拥立      邓太后

    安帝刘祜           13岁        19年    邓太后拥立      邓太后

    少帝刘懿           不详        8个月   阎太后拥立      阎太后

    顺帝刘保           11岁        19年    宦官孙程等拥立

    冲帝刘炳            2岁        6个月   梁太后拥立      梁太后

    质帝刘槩            3岁        2年     梁太后拥立      梁太后

    桓帝刘志           15岁        21年    梁太后与兄梁冀等梁太后

    灵帝刘宏           12岁        22年    窦太后和父窦武等窦太后

    废帝刘辩           17岁        6个月   何太后拥立      何太后

    献帝刘协            9岁        32年    董卓拥立
       
    从表中所列可见，在东汉一代14个皇帝中，从章帝以后的11个皇帝，即位时没有一个达到20岁，年龄最大的是废帝刘辩，即位时年17岁，最小的如殇帝刘隆，则只出生几个月。在东汉的196年的统治时期中，只有光武帝、明帝、章帝这三个皇帝的六十多年中，权力可以说是掌握在皇帝手中，而从和帝到献帝的137年中， 不少时间均是由皇太后临朝称制，控制着国家的最高统治大权。范晔考察到了这一历史特点，所以把皇后从《外戚传》独立出来而设《皇后纪》，它既不同于华峤《汉后书》中的《皇后纪》是为了“配天作合”而设，也别于《三国志》、《晋书》的《皇后传》。这就是《后汉书》在编撰本纪中的特色。
        
    在列传的编撰中，《后汉书》的特色更为突出。从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为中心纪事的，列传的记载人物，根据各种具体的不同情况，有一人一传的单传，有二人以上或三五人在一起的合传，有按人物从事活动性质的类别结合在一起的类传。类传中又有以周边少数民族为中心记载的《匈奴传》、《四夷传》等。《史记》有类传十八个，属于记载少数民族的有六个。班固沿袭司马迁开创的规范，在《汉书》设类传十个，其中三个为记少数民族者，七个为一般类传。为什么《汉书》比《史记》要少八个类传呢？除记少数民族的减少三个外，其余五个是《仲尼弟子》、《刺客》、《滑稽》、《日者》、《龟策》。这五个传所记载的内容，多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史事，因此，班固撰《汉书》时，没有必要承袭，自然就略去了。《汉书》是断代为书，与《史记》是纪传体通史不同。这就是类传比《史记》少的主要原因。《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而作，在类传的设置上，既承袭了《史》、《汉》的几个名目，又增加了七个新传，共计设类传十六个。其中除六个是记少数民族者外，只有三个是沿袭《汉书》的，这就是《循吏》、《酷吏》和《儒林》。至于《史》、《汉》的《外戚》本为类传，因范晔已将它改入《本纪》，就不计在类传中了。
       
    范晔新增设的七个类传中，《方术列传》是继《史记》中的《扁鹊仓公》、《日者》、《龟策》三传而来，严格地说还不算是新创。只是由于《汉书》既无其目，而《方术》又是集三传内容于一处，因此，也就算作新的类传了。至于有的学者提出，还有一个关于记孝子的类传，认为《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是“合诸有孝行者而成的集传”，是未标《孝子传》的类传，（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上，193页，1985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细读《传》中各人行事，不都是指孝子。如赵孝平生行事，不见有孝行，淳于恭亦以友爱著称，无孝亲事迹，新增类传有八之说，未为确论。在七个类传中，《党锢列传》乃为东汉之特有史事而作，以记载当时宦官和外戚两个政治集团把持朝政，排斥名士官僚士大夫集团，曾两次大兴党锢之狱，以镇压其反抗的历史事件的。由于这是东汉时期所特有的历史事件，作为记载其事的类传，也就仅出现于《后汉书》中，以后的各史，就无从沿袭了。至于其他的六个类传，全部沿袭下来。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今按原书的顺序，略加论列如下：
       
    第一个是《宦者列传》。宦者就是宦官，也称阉人、太监、阉寺等，是在宫廷内服侍皇帝的仆役。宦官的设置加起源很早，但真正在朝廷中形成一股势力，还是从东汉开始的。当时在太后称制时，往往是通过宦官来发号施令的。当外戚擅权时，皇帝往往就和宦官结合在一起，以夺取统治权力。因此，在东汉中后期，宦官就成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显赫人物，由仆役变成了掌权者。这股政治势力可以说是长盛不衰，直到灵帝末年，袁绍领兵入宫大举捕杀宦官，无论少长皆杀之，死者达2000余人，甚至有无须而误死者。这样一来，宦官们被彻底清除，而不久之后，东汉也就随之灭亡了。有这样一个历史现实，范晔新增《宦者传》是完全必要的，是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东汉以后，宦官既然历朝都有，而在各朝的纪传体史书中，也就多有宦官列传的设置。《魏书》称为《阉官传》，其他各史均称《宦者》或《宦官》传。追本溯源，无不沿袭于《后汉书》。
        
    第二个是《文苑传》。文苑是记文学之士的，它与《儒林传》的记儒学之士，有共同之处，由于侧重点不同，因而又可分为二类。在当时对于每个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不习儒学的。几部儒家经典是人人必读之书。作为一个儒生，没有不会写文章的，也就是说，文学之士必然都是儒生。但是在各人的成就方面，并不一样，有的以经学著，有的以文章显。这就是为什么仅有《儒林传》尚不足以概括知识分子的各种人才，因而需要增设《文苑传》来反映这一历史情况。《史记》、《汉书》只设《儒林传》，范晔在《儒林》之外，又增设《文苑》一目，就是针对当时这一需要的，因而也是很有见地的。从他创立这个类传以后，历代纪传体史书，多沿其例，不过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文学》，有的称《文艺》，但是大多数仍称《文苑》。《史记》、《汉书》虽未设《文苑传》，但对于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是有专传介绍的。如《史记》中有《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汉书》中有枚乘、司马相如、杨雄等列传。在《后汉书》中，著名的文学家如班固、张衡、蔡邕、孔融等均有单的传或合传，而对于一般的文学之士，即载之《文苑传》，以记其事迹和著作情况。《后汉书》的《文苑传》和《儒林传》一样，由于收入的人物比较多，内容丰富，因此都分上下两卷。《文苑传》共收有文学成就的文士22人，附见者7人，共计29人。在这20多人中，有的引录了作品，有的只叙其行事和著作情况。如《杜笃传》中，将其《论都赋》全文刊载了，杜氏主张仍应以长安为国都，不宜改营洛邑。《黄香传》历叙黄香行事累官至尚书令，不仅为文章能手，政绩亦多可称。《王逸传》记载他曾著《楚籍章句》。这部书一直流传至今，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研究《楚辞》的总集。《赵壹传》引载了他的《刺世疾邪赋》，文中对当时社会上种种不良现象的针贬，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最后一篇是《祢衡传》，记载祢衡才高气傲，矫时慢物，最后为黄祖所杀，时人惜之。从整个《文苑传》来看，内容是充实的，为文学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是很有价值的。随着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记载文学之士的《文苑传》也就成了不可或缺的类传了。《后汉书》以后，只有《三国志》、《宋书》等少数几部纪传体史书不设这一类传外，其余绝大多数史书，遵循范氏遗规，均设置《文苑传》。
        
    第三个是《独行传》。从传名就可以看出，这个传所收的人物均是有独特而卓绝品行的人。作者序言中已经指出，具有如下四种行为的人，即被收入本传：（1）“志刚金石，而克捍于强御”；（2）“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3）“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其心”；（4）“蹈交陵险，死生等节”。范晔认为以上这四种人，其“风轨有足怀者”，故特为其立传。以上所引可见，所收人物的范围还是比较宽的。在本传的24人之外，尚附有13人，共计37人。我们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中可以看出，继范氏设《独行传》的似乎很少，只有《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和《辽史》有这个类传，而名称也略有不同，称《卓行》或《一行》，是不是这个类传在封建史家的心目中觉得不甚重要，因而就很少设置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由于范氏这个类传中所收人物范围比较广泛，后来史家从其中分出了“孝友”和“忠义”二目，专记“独行”这一部分内容就相对地说缩小了。因此不少纪传体史书，就不设这个类传了。而《孝友》、《忠义》这两个类传从《晋书》开始设立后，在纪传体史书中就大多数沿袭下来，很少例外。这样，《独行传》的内容，可以说是一分为三了。这也就是后来史家多不设置《独行传》的主要原因。 
       
    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范书《独行传》所载24人的行事，可以说其中大多数人可入《忠义》或《孝友》传中。如谯玄、李业均为西汉末年遗老，他们既不愿在王莽的新朝任职，在蜀又不接受征聘，洁身自好，守志不屈，是当时典型的“忠义”一流人物。又如在《范式传》中较详强地记载了范式与张邵笃厚的友情，是历史上有名的“死友”。而陈重与雷义二人的行事，亦为特别重视友谊。两人互相推让被举科名，在历史上传为佳话。这一类人物实际上也是可以归入《忠义传》的。再如张武其人，仅为对父母能竭尽孝道。又如彭修，年15，即能挺身救父而有名于时。这些人与其入《独行传》，不如入《孝友传》更适合一些。其他不少人也是可以入《忠义传》或《孝友传》的，只是范书未立其传目，就一并收入《独行传》了。可见范晔设《独行传》后，对后世还是有影响的。
       
    第四个是《方术传》。上文已经提到《方术传》是继《史记》三传而来。但《史记》尚无其名目。自从范书设置这一类传后，历代纪传体史书的类传中，绝大多数就均有这个类传了，只是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方伎”，有的称“艺术”。名称虽不相同，内容都是一样，是记载那些具有医术、占卜、星相等技艺的方术之士的。由于《方术传》收入的人物比较多，内容分量重，所以分为上下卷，收入人物34名，附见者15人，共计49人。在这些人中，多为善于观测星象、预卜吉凶者，还有具有神仙变幻之术者。只有少数医药学家，如名医华陀，即名列其中。这个类传所载的内容，虽以迷信成份居多，在今天看来多不足取，然而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气和习俗。从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崇尚。在我国历史上，占卜吉凶祸福的活动，在殷商时代便已盛行，一部《易经》就是专讲占卜活动的书。而求仙问卜之事，也很普遍。在秦始皇周围，即有大批术士，为他求神仙不老之术，提供咨询和服务。汉武帝颇好方术。四方术士闻风而至。东汉光武帝尤信谶纬之言。以此作为受命于天的依据。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好尚和倡导，在整个东汉一代，喜好天文、星象、占卜、术数之士甚众，不少儒生也兼习风角、星算、推步等术。如名士樊英，同时还以善术数技艺著称。朝廷每有灾异，常询问于他。东晋干宝撰《搜神记》一书，其内多载神奇怪异的人物故事。有关东汉人物部分，范晔均收入到了《方术传》。这也说明当时这一类人物故事，流传很广，采辑起来比较方便，易于撰集成书。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由于科学发展程度的限制，迷信色彩很重的占卜、星象、神仙方术等，一直很盛行，因此反映在史书中的《方伎》，也就莫可或缺了。但在内容方面，记载医药的圣手名家逐渐增多，相对说来，记载神仙术士的迷信传说，乃不断减少。今以《明史•方伎传》和范书《方术传》比较。《方术传》所载的49人中，善医术者不到10人，而《方伎传》的26人中，记善医术者却占了16人。由此可见《方术传》在内容上的大致变化。
        
    第五个是《逸民传》。所谓“逸民”，就是指隐居不仕的那一部分人，也称“隐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知识，有节操，但是都不愿做官，或者是虽任过官职，最终还是辞退隐居了。这些人既有共同点，但具体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范晔在《逸民传序》中这样表述他们：“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由于这一类人的共同特点是退隐，所以范书以后各史，多称《隐逸传》，只有《齐书》称《高逸》，《梁书》称《处士》，《魏书》称《逸士》而已。为什么范晔创设这个类传后来史家都继之而不绝呢？这就说明是封建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封建史家为这一部分人树碑立传，加以称颂和表扬，事实上也就是对封建统治者赞颂。孔子在《论语》中早就说过：“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因此，在封建社会中，能够注意提拔逸民的君主，就被认为是贤明的君主，在地方官吏中能尊礼逸民的人，也是可以提高本人的官声的。这样一来，逸民本人的身价也就提高了。因此争做逸民者就大有人在，为逸民立传也就代有其人了。
       
    本来作为逸民或隐逸者来说，他们多数具有丰富的学识，高尚的修养，又不汲汲于名利。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他们的存在，既不会影响统治地位的巩固，甚至还可以利用他们来收买人心，笼络群众。但是在范撰《逸民传》中，也收入了几个批评皇帝和官僚的隐士。这是其他《隐逸传》中所未见的。如在《汉阴老父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延熹中，汉桓帝出游，抵达沔水边时，当地的老百姓都来看热闹，但是有一位老翁却不去，仍在田间照常劳动。尚书郎张温感到很奇怪，就派人去询问他为什么不去看热闹，老者笑而不答，于是张温亲自走到田边去找老者谈话。老者说：“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圣王宰贡，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这种公开指责当时的皇帝奴役百姓、纵情游玩为可耻的言论，代表了广大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心声。范晔把这种史料收入到《逸民传》中来，说明他多少带有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境。由于范氏是私人修史，所以顾忌就少一些。后世纪传体史书多为官修，许多不利于官家的话，自然就不能随便说了。
        
    第六个是《列女传》。范晔把在德才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妇女单独建立类传。这是《史》、《汉》所没有的。在他之先，西汉刘向曾撰《列女传》，但那是作为专著以单独成书的面貌出现的。在纪传体史书中设妇女类传，乃从范晔始。刘、范二氏之书在体例方面并不完全相同。就内容而言，却有共同之处，即采录的范围比较广，注意到了各个方面的妇女人才。因此，《明史•列女传序》中说：“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重才学德行，不专主节烈。这就是刘、范二人著书的宗旨。后世所立的列女传，事实上既狭隘，在社会生活中也无积极意义，只不过为维护封建礼教的陋习而已。范书的《列女传》所收的17人，内容是比较广泛的：有以才学著称的班昭、蔡文姬，有孝女曹娥、叔先雄，有安贫乐道的鲍宣妻，有事姑至孝的姜诗妻、乐羊子妻，有贞节自守的刘长卿妻、皇甫规妻等。本来要是照刘向《列女传》的规范，贤德的后妃也是应当收入的，但是范书已设有《皇后纪》，《列女传》中就不重复了。自从范晔在《后汉书》中设《列女传》后，后来的纪传体史书，绝大多数沿设这个类传，且份量在逐渐加重，但内容却日渐狭隘。例如《新唐书》为书一卷，收入47人，而《明史》则为三卷，收了266人， 到《清史稿》则为四卷，收入的人数竟达到616人。人数虽众，内容仅限于节烈一端，其意义是不足取的。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在本纪方面，范晔将皇后入本纪，在后汉时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后妃临朝称制，不少皇太后实际上掌握了国家统治大权，与皇帝的地位是大体相当的。在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这种情况不存在了，因此，史家们把皇后入列传，也就成为必然的了。《皇后纪》的设置及没有为后代史家所继承，正如《党锢列传》一样，是范晔根据特殊的历史情况而作出的决策，反映他在修史过程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原标题：范晔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