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著小说《大秦帝国》中有一段描写张仪与孟子最后论战中的辩词，很有意思：张仪站在当殿，手中那支细亮的铁杖竟是直指孟子：“儒家大伪，天下可证：在儒家眼里，人皆小人，唯我君子；术皆卑贱，唯我独尊；学皆邪途，唯我正宗。墨子兼爱，你孟轲骂做无父绝后。扬朱言利，你孟轲骂成禽兽之学。法家强国富民，你孟轲骂成虎狼苛政。老庄超脱，你孟轲骂成逃遁之说。兵农医工，你孟轲骂为未技细学。纵横策士，你孟轲骂作妾妇之道。你张扬刻薄，出言不逊，损遍天下诸子百家！却大言不惭，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凭心而论，儒家自己究有何物？你孟轲究有何物？一言以蔽之，尔等不过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整天淹没在那个消逝的大梦里，惟知大话空洞，欺世盗名而已！国有急难，邦有乱局，儒家何曾拿出一个有用主意？尔等竟日高谈文武之道、解民倒悬，事实上却主张回复井田古制，使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无田可耕！尔等信誓旦旦，称‘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却维护周礼、贬斥法制，竟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万千平民有冤无讼、状告无门，天下空流多少鲜血？如此言行两端，心口不应，不是大伪欺世，却是堂堂正正么？儒家大伪，更有其甚：尔等深藏利害之心，却将自己说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观其行，却是孜孜不倦的谋官求爵，但有不得，便惶惶若丧家之犬！三日不见君王，便其心惴惴；一月不入官府，便不知所终。究其实，利害之心，天下莫过儒家！趋利避害，本是人性。尔等偏无视人之本性，不做因势利导，反着意扼杀如阉人一般！食而不语、寝而不语、坐怀不乱，生生将柳下惠那种不知生命为何物的木头，硬是捧为与圣人齐名的君子！将人变成了一具具活僵尸，一个个毫无血性的阉人！儒家弟子数千，有几人如墨家子弟一般，做生龙活虎的真人？有几人不是唯唯诺诺的弱细无用之辈？阴有所求，却做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求之不得，便骂尽天下！更有甚者，尔等儒家公然将虚伪看作美德，公然引诱人们说假话：为圣人隐，为大人隐，为贤者隐；教人自我虐待，教人恭顺服从，教人愚昧自私，教人守株待兔；最终使民人不敢发掘丑恶，不敢面对法制，沦做无知茫然的下愚，使贵族永远欺之，使尔等上智永远愚弄之！险恶如斯，虚伪如斯，竟大言不惭的奢谈解民倒悬？敢问诸位：春秋以来五百年，可有此等荒诞离奇厚颜无耻之学？有！那便是儒家！便是孔丘孟轲！”

    张仪一阵嬉笑怒骂，大殿中竟是鸦雀无声，惟闻张仪那激越的声音在绕梁游走：“自儒家问世，尔等从不给天下生机活力，总是呼喝人们亦步亦趋，因循拘泥。天下诸侯，从春秋三百六十，到今日战国三十二，三五百年中，竟是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尔等。儒家至大，无人敢用么？非也！说到底，谁用儒家，谁家灭亡！方今大争之世，若得儒家治国理民，天下便是茹毛饮血！孟夫子啊，干百年之后，也许后辈子孙忽然不肖，忽然想万世不移，忽然想让国人泯灭雄心，儒家僵尸也许会被抬出来，孔孟二位，或可陪享社稷吃冷猪肉，成为大圣大贤。然则，那已经是干秋大梦了，绝非尔等生身时代的真相！儒家在这个大争之世，充其量，不过一群毫无用处的蛀书虫而已！呵哈哈哈哈哈哈哈……”末了，张仪竟是仰天大笑。

    大殿中静得如同幽谷，惟闻孟子粗重的喘息之声。孟子想反驳，想痛斥，却对这种算总账的骂辞无处着力，想愤然站起拂袖而去以示不屑，脚下却软得烂泥一般。眼看张仪张牙舞爪哈哈长笑，孟子竟是不能立即做振聋发聩的反击，论战如斯，便是全军覆没，煌煌儒家，赫赫孟轲，岂容得如此羞辱？大急之下，但闻“哇——！”的一声，孟子一口鲜血竟喷出两丈多远！对面的张仪与孟尝君卒不及防，身上竟扑满了鲜血，连并排的齐宣王酒案上也溅满了血滴！

    尽管，上述一段话是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未必是历史的原始记载，但从历史角度分析，从儒家学说观点剖析，确实有着很深厚的真实性、很具参考价值的准确性。

    我们应当承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沿革是：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但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影响颇深，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我们现实中的很多为人处世之道都来自于儒家思想，比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以及天人合一、仁义、中庸之道等等。

    有道是，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放在汉武帝及其之后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

    历史证明，百家争鸣胜于独尊儒术，一家独大容易衍生专制，而专制和人治恰恰是一脉相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独尊儒术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

    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看待孔孟之道，应当怎样把握儒家学说，值得深思，需要考量。切莫以盲目主义、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来一味反对或沿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我们应当秉承和遵从的理念与态度。

    针对目前在历史博物馆前树立孔子塑像一事的热议，笔者认为，既不要过分解读，也不该轻描淡写，凡事还是要深思熟虑、长远考虑才好。就事论事无不可，放眼长远需谨慎。【原标题：从张仪论孟子看孔子塑像】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