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在武则天、唐睿宗和唐玄宗时代，他三次为相。特别是在开元初年，姚崇向唐玄宗提出“十事要说”，即十条治国建议。这些建议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众多领域，玄宗“听之孜孜忘倦”，全盘接受。之后，姚崇在唐玄宗的支持下，精简机构，裁减冗员，选贤任能，奖励清廉，惩治贪官，爱护百姓，禁营佛寺，劝课农桑，宽平赋税，清省刑法，不贪武功，息兵宁边。这样一来，结束了唐代自武则天晚年以来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基础。在中国王朝史上，最称强大者莫过于大唐帝国；在唐朝288年的历史中，最繁荣昌盛的时期莫过于“开元盛世”；而“开元盛世”最主要的奠基人，就是姚崇。
 　　
    作为一个功绩卓著的名相，姚崇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高度赞扬。和姚崇同时的紫微舍人齐浣说他是“救时宰相”。中唐诗人杜牧称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中唐诗人元稹在《连昌宫词》中借一名老人之口说：“姚崇宋王景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到了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王景），他人莫得比焉。”毛泽东也对姚崇赞叹有加，说他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然而，这个有雄才大略又深得唐玄宗器重的姚崇，在唐玄宗的手下只干了三年多便辞去了宰相的职务。姚崇为什么要辞职呢？《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说的：“崇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主书赵诲为崇所亲信，受胡人赂，事觉，上亲鞠问，下狱当死。崇复营救，上由是不悦……崇由是忧惧，数请避相位。”姚彝和姚异都是姚崇的儿子，他们都在东都洛阳任职。看到他们是当朝宰相的儿子，许多人都来巴结他们，时常给他们以馈遗。有一次，朝廷命官魏知古来洛阳选拔官员，那些想升官的人就纷纷给姚彝兄弟送礼，让他们去向魏知古说自己的好话，因为大家都知道，魏知古是姚崇一手提拔起来的。姚彝兄弟仗着父亲和魏知古的这种关系，大肆收受贿赂，并把行贿者推荐给魏知古。魏知古回到京城后，把姚彝兄弟的行为向唐玄宗作了汇报。有一天，唐玄宗若无其事地问姚崇：“你儿子的德才怎么样啊？现在做什么官啊？”机警的姚崇一下子就清楚了：唐玄宗已经知道了儿子的行为。再说赵诲，他当时在中书省任上书，是姚崇的僚属，深得姚崇的信任。当时的长安，经济繁荣，许多西域人来长安做生意。那些生意人得知赵诲与姚崇的关系密切，就给赵诲送礼，目的当然是想通过赵诲获利。事发后，唐玄宗亲自过问此案，处以死刑。姚崇看到亲信受此重罚，就去向唐玄宗求情。唐玄宗之所以重罚赵诲，目的就在于表达对姚崇的不满，看到姚崇还来求情，更是不悦，并没有给姚崇以面子。这样，姚崇的心中就有了“忧惧”之感。为了全身远祸，姚崇才提出辞职。姚崇提出辞职要求后，唐玄宗也没有着意挽留，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由此可以看出，姚崇不是当宰相当腻了，也不是年龄到了，他是被迫辞职的。
 　　
    别看姚崇的儿子和亲信都贪财，姚崇本人却是非常清廉的。他在《冰壶诫》中批评了“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腐败风气，要求为官者“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他在《辞金诫》中又说：“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慎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慎则祸之不及，贪则灾之所起。苟自谨身，必无谤耻。凡所从政，当须正己。”姚崇不是在说大话，他不是一个说是一套做是一套的人，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清廉之人。身为宰相，姚崇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廷很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不能回家，就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同僚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有一次，他奏请唐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居住，唐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
 　　
    可以肯定地说，姚崇是一个清廉的宰相，他辞职完全是被儿子和亲信的贪腐行为所累。这一事件警示人们：作为一个领导，除了本人要立得正、走得稳之外，还要管好自己的家人和下属；因为，对那些管不好家人和下属的领导，无论是上级还是百姓，都是不放心的。【原标题：姚崇辞职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