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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大勇,为民立命
有一天,武则天对随侍左右的人讲:“过去周兴、来俊臣掌政时,朝野上下有很多谋反的罪犯,朕派人复核,他们也都坦白自己有谋反的罪行。但是自从诛杀了周、来两人后,天下竟然就没有一个逆反的人了。回想过去,会不会有受冤枉而死的人呢?”
武则天当政20年间,奸佞小人如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借助武氏根基不稳的形势,通过栽赃陷害谋求升官,株连冤死很多无辜,朝野人心惶惶。姚崇在刑部任职过一段时间,办案公道,保过不少人,对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对武则天也比较了解,知道她也重用过一些小人,滥杀无辜,但是大多都是被蒙蔽的;最重要的是,武则天在自己并不了解的问题上能够并且愿意听进不同的意见。因此姚崇针对武则天提的问题,直率而又诚恳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您当政以来,被告得家破人亡的,都是冤枉。告密的人因之而立功,天下都在罗织人罪。陛下派人到监中查问,被派去的人自身也难于保全,怎么敢去动摇原案呢?被问的人若要翻案,又怕遭到那些人的毒手。从今以后,我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谋反的人。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
姚崇的这番话就他审时度势、洞悉君王意图来说是大智;就他甘为民生轻掷其身,甚至为了全天下赌上全家的性命则是大勇。大智和大勇兼备,是他“大政治家”的集中体现。追溯历史,尤以后者为难得。因此历史上一生显赫的人多如牛毛,全身而退又得享盛名的却屈指可数。而武则天的气量果然没有让姚崇失望。对于这一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武则天非但没有发怒,反而对姚崇的勇气和坚定十分赞赏。从此,姚崇更加深得武则天的赏识。
勤政务实,才干出众
姚崇自幼为人豪放,崇尚气节,才华出众,经由科举进入仕途。他精明能干,深受狄仁杰赏识。但是此时的姚崇还未真正进入朝廷的权力核心。那时,契丹人不断骚扰唐朝北疆,兵部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给他一个发挥才干的机会。姚崇十分干练,又熟悉军情,不管是边防哨卡还是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他都能熟记在心,因此总能把千头万绪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武则天非常爱才,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提拔他为兵部侍郎。姚崇得到重用后,更加勤勉用事,运筹帷幄,协助武则天调兵遣将,终于彻底平息了契丹叛乱。从此,姚崇的忠直和干练,得到了武则天的信任和赏识。
睿宗时,任中书令的姚崇开始着力革除中宗吏治弊病:一是顶着压力,罢免了几千名中宗皇帝亲自批准的、靠花钱买来的“斜封官”。二是整顿了上万名超编的吏部候补官员,通过考试,选拔了1000多人录用。虽然后来姚崇遭贬,改革事业夭折。但他改革的魄力,却给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玄宗初年,姚崇再次担任宰相。他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制度,选贤任能,使得国家机构职责分明,指挥灵敏。他与卢怀慎同为宰相,他死了儿子,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卢怀慎处理不了,感到恐慌,去见玄宗作检讨。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暗示他不必担心。姚崇假满上班,很快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所以史书称赞他长于吏道。
正因为才干出众,他才敢于和唐玄宗讨价还价。那时玄宗刚登基,迫切需要一位贤明宰相辅佐他处理政务,因此想到了姚崇。他特地去地方召见姚崇,并邀请姚崇一同打猎。姚崇在猎场上驰逐自如,要快即快,要慢即慢,处处都使得玄宗满意,罢猎之后,玄宗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他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听了,说道:“你应当做我的宰相。”姚崇知道玄宗胸襟比较宽广,而且锐意图治,就故意激他一下,没有立即行礼谢恩。玄宗很是奇怪。姚崇说:“我有十点意见要上奏,陛下考虑,如果做不到,那我这个宰相就不能做。”玄宗要他说出来听听。
姚崇这才不失时机地向玄宗提出:精简刑法、疏远佞臣、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减轻苛税、待臣以礼、奖励群臣进谏、禁绝营造佛寺道观、严防边将轻动干戈、不追究不谙礼制或诤谏而触讳犯逆的臣子、将外戚专权危及社稷的历史书之史册永为殷鉴。这十条为政措施,切中时弊。玄宗听后,两眼含泪,良久,沉痛地说:“这些确实让人感到痛入骨髓。朕答应就是!”
姚崇的10条意见,区区200余言,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这是他的大智。毛泽东非常欣赏姚崇的10条意见,对此批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遍览《二十四史》,历史人物汗牛充栋,能以“古今少见”的“政治纲领”而博得他激赏的,确实凤毛麟角。
从另一个角度说,姚崇在恰当的时刻,用恰当的方式,对恰当的人提出了这些纲领,不仅还未上任就借助这些睿智的纲领赢取了玄宗的绝对信任,还通过假装不行礼使玄宗震惊,更加了解这些纲领的重要性,这又是他的大勇。此后玄宗在姚崇在世期间,处理国事基本都没有违背这些纲领,不能不说是姚崇这一激的功劳。
便宜行事,灵活应变
毛泽东评价姚崇为“唯物论者”,这是因为姚崇并不迷信,几次组织消灭被认为是天罚的蝗虫,还多次要求限制佛教大盖寺庙。但是他也并不是一味拒斥宗教。他曾劝诫唐玄宗,阐述说:“崇敬佛教并不仅仅是在外修建佛寺就可以达到的,而是要靠内心的领悟。君王行为做事能够符合民众利益,让苍生安定,就是佛教的至理了。”姚崇利用佛教理论和信仰规谏当政者造福民众、抚慰苍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佛理”。“唯物论者”讲“佛理”,并非是他真正尊崇,而是为了皇帝能更好的接受谏言而去特意领悟佛教要义。
姚崇曾经引荐魏知古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但是后来两个人有了龃龉。魏知古被外派,担任吏部尚书,去洛阳选拔、考核官员。这实际上是一种驱逐出权力中心的下放。魏知古因此对姚崇也有了不满。
当时姚崇的两个儿子在洛阳,还不知道父亲和魏知古之间的事情,以为魏知古是父亲派系的,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在选拔中走走后门。于是通过宾客给魏知古送东西,想凭借旧情跑官。魏知古回来后,抓住机会,拿出证据具实上奏。
明皇因此招来姚崇责问:“你的儿子都很有才吧,现在在哪里?”姚崇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完整经过,但是根据魏知古刚刚从洛阳回来的情况,还是揣摩出了皇帝的意思,因此回答说:“我的两个儿子分别在洛阳做不同的官,他们贪婪而不知道谨慎,想来是托请了魏知古。”明皇开始认为姚崇会为了儿子隐瞒,没想到姚崇如此坦白。因此大喜,问姚崇:“你怎么知道的?”
姚崇说:“魏知古是我推荐的,我的儿子必然以为魏知古会感恩图报,所以去请求他啊。”明皇因此觉得姚崇很光明磊落,而认为魏知古不够厚道,便罢了魏知古参知政事的官。
深谋远虑,全身而退
武则天晚年宠信张易之、张昌宗,“二张”由此飞扬跋扈,把持朝政。姚崇协同宰相张柬之发动兵变,除掉“二张”,武则天退出权力核心,中宗李显即位。姚崇官拜宰相,但他却流泪恸哭。张柬之斥问原故,姚崇说:“我侍候则天皇帝很久了,一分开,忍不住悲伤。再说,我以前跟随你们铲除奸邪,是作为人臣应该做的事情;今天告别旧君,也是人臣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处罚,我也心甘情愿。”结果姚被贬为亳州刺史。
明清之际的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武则天虽然被废了,‘二张’虽然被诛杀了,可是武则天的亲戚们却还把持着原有的官位,权力之稳有如磐石。中宗昏庸而且沉湎于酒色,骤然得到皇帝位置,却并不懂得消除祸患。这些都是当时的人没有看到的,唯独姚崇预见到了。姚崇早就知道诸武集团会反扑,推翻武则天的大臣迟早会丧命,还不如借此一哭向他们彰显自己,同时可以全身而退、雌伏一时。所以最后五个大臣都被诛戮,唯有姚崇安然无恙。”事实上,武三思念姚崇忠于武氏,情真意切,不仅不杀,反而褒奖一番。
姚崇能够冷静面对胜利,在胜利之后、即将手握宰相权柄之前仍能舍得全身而退。因此平安地度过唐朝前期最为动荡的岁月,避免一次性命攸关的政治灾难。在权场上想要全身而退,应当时时刻刻如履薄冰,谨记“盈而不溢”,而不是贪得无厌一心追逐权位,姚崇无疑做到了这点。
姚崇也是历史上少数几个生前位极人臣,死后家族也能安然无恙、不因政治动荡而遭殃的智者。似乎历史上唯有郭子仪能与他相比。开元四年,姚崇因儿子广通宾客,受人馈赠,加上中书省主簿赵诲“受胡人赂”,他觉得自己身为宰相,管教失职,愧对国家,便决定自请辞职,并推荐广州都督宋璟来接替相位。著史者说,姚崇风范之高,“宜后人之莫及也”。其实,无论是儿子还是部下私受贿赂,都是小事,在历史上司空见惯,就算是在姚崇自己身上也不只发生过一次。姚崇之所以要辞职,是为了以小的瑕疵换取整块璞玉的完整,承认自己小的毛病换取全身而退的机会。仅仅五年后,他就溘然长逝,由于早就远离政坛,他的死并没有引起反对派的反扑。他还留下遗嘱,要求自己死后入殓,只穿平常衣服,不写经,不画像,一切从俭。他还告诫子孙们:“汝等身没之后,亦应由子孙依吾此法。”这和郭子仪对子孙的要求大致相同,确为高官显爵的全身之道。
姚崇死前还为全身而退铺上最后一块路石。因为姚崇曾经在明皇面前进言,将张说下放,便预料张说东山再起后,对自己的积怨必然会化为不测的报复。冯梦龙《智囊》记载,姚崇临死前告诫几个儿子说:“张丞相与我不和,怨仇很深。这个人平时爱摆阔气,讲究排场,尤其喜欢服饰器用玩好之物。我死后,他一定会来吊丧。你们尽数陈列我生平服饰器用玩好之物、宝器及贵重的器皿罗列在帐前面。他若不看,我们的家族就此完蛋了;如果欣赏,你们应该挑出他所欣赏的送给他,还要请他写我的碑文。得到他的文章后,立刻抄录,并上奏朝廷;还要预先磨平石面,文章一到,马上雕刻上去。张丞相考虑事情常比我迟。几天以后,一定会后悔,倘若他要以修改为托辞收回碑文,你们就引他去看刻石,还得告诉他已经向皇帝报告了。”姚崇死后,张说果然来了,对那些陈列的物品有三四种停留的比较久,姚崇家人完全遵照姚崇生前告诫,很快把这些珍贵的宝器送给张说。没有几天,神道碑的文章就写成了,叙述广博详细,当时称为最好的墓志。
再过几天后,果然不出所料,张说派人来取神道碑的稿子,说是语言还有不周密的地方,要再修改。姚崇的几个儿子就引来人去看已刻好的碑文,又告诉来人已上报到皇帝那里。来人回去汇报情况,张说懊悔得很,拍着胸膛说:“死去的姚崇,能够预料活着的张说,我今天才知道才能不及他很远了。”张说对姚崇的赞誉已经成为石碑上的字了,是无论如何也抹去不掉的。这就迫使张说不但不能对姚崇的家族施加报复,后来还一再吹捧姚崇、提拔姚崇的子女,以证明自己写过的碑文是正确的。【原标题:“大政治家”姚崇缘何四朝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