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读《三国》，诸葛亮出场前就有许多渲染，当时流传其自比管仲、乐毅，但水镜先生向刘备举荐时认为，诸葛亮的自比并不恰当。刘关张等人揣测是不是比高了，谁知水镜先生说是比低了，应另拟两人才更恰当。这两人是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兴汉四百年的张子房。张子房就是张良。当年帝王将相被统统逐出了生活的全部角落。至此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不禁令人神往。幼时的心灵猛然会冒出了个念头：这个张良能耐那么大，干嘛不自己弄个天下耍耍？难不成他是个活雷锋？估计世世代代包括现下的成人也会有类似的想法。究竟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可能到头来不过是还他个高风亮节完事。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菜九这个共产党人偏偏不理这个茬，斗胆篡改一下可能更贴切，这句话应该这样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认真。张良问题应该是中国人不认真的典型表现。前些年，菜九曾发布一短帖道是"张良的地位是知识分子捧起来的"，现将其细细拾掇，看看中国人的这种不认真造成了多大的历史误会，或者会因此而误人误己也未可知。

    一、张良地位无限拔高的基础
　　
    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就肯定了其历史功绩。汉定天下后，胜利者君臣在探讨成败得失时，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汉人好大言，其中又以刘邦为最。所谓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刘邦信口开河于上，以下人等胡说乱道就更加不可收拾。刘邦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实事求是，有点意气用事，有点信口开河。而他信口开河的直接后果是给自己上了套子，这个套子是，他是个没本事的人，完全是因人成事，但这不是事实。为什么说他是信口开河，因为后两人的事迹还与事实接近，尤其是萧何的事迹与本事确实是刘邦不具备的。而摆明了被排在第一位的这个张良的作用，尤其是这个评价，显然得不到具体事实的支持。张良的事迹俱在，可还真没有哪一桩能当得起这个评价。于是汉高祖给张良特制的这顶帽子太大，帽子底下没人。这顶帽子不仅把张良罩没了，也把天下后世的人全给罩进去了。
　　
    对于汉王朝的建立，张良无疑是有功之人，但要说他有过什么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计谋，也确实指认不出来，即使想牵强附会也很难办到。张良的功劳在《功臣表》里记得清清楚楚，"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国。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解上与项羽之郤。汉王请汉中地。常计谋平天下。侯万户"。这里的功劳也是虚实夹杂，其实者是可以指认的，而其虚者也是可以指认的，最明显的虚就是以韩申徒下韩国。但张良的世家记得清清楚楚，他与韩王成每得一城，旋即被秦军夺去。所以这个下韩国，更确切地说是战韩国。真正下韩国的是刘邦的西征军办到的。但刘邦与张良的关系好，他要把自己的功劳算给张良，谁好意思说长道短。至于"常计谋平天下"则可大可小，在平天下的过程中出谋划策的事是有的，谋大谋小，谋好谋歹，则可另议，但可以肯定，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计谋，否则就直接讲就是了。比如前面提到的"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就是个真假参半的事，但至少还有那么一回事。破武关后，张良设计"张旗志"，使得秦军懈怠，促成了沛公的胜利，但把"秦王恐降"也安到他头上，就明显过了头。所以，如果真有什么决胜千里的计谋，《功臣表》里应该不会不记。之所以不记，是确实没什么可记，只好空缺，留给后人无限想象，大家胡编乱道可矣。
　　
    准确地说，张良的真实功劳只被记下了两条，即解鸿门刘项冲突及讨要汉中一郡。这两条功劳都不小。但推算起来，刘邦得张良之助事应该有四起，一是下南阳，二是攻武关，三是鸿门解难，四是多要了汉中一郡。这四件功劳确实非常人所能及。但也只是出谋划策，而不及其他，与决胜千里挨不边。
　
    二、铁哥们的关系不够铁
　　
    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与张良非常投缘，两人出道的时间差不多，但刘邦的气象一开始就比张良大。《留侯世家》称（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但没搞出什么名堂，而刘邦与秦作战已是连战皆捷，对秦作战取得了全胜，甚至击毙秦泗川守的战绩，这是史载战场上丧命的秦国最高官衔者。张良在投奔楚假王景驹的路上，在留遇沛公，两人一见如故，沛公拜良为厩将。尤其是"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而此前张良也为他人说过这些，但都如石沉大海。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 《留侯世家》说："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实际上刘张二人还是去见了景驹，张良找到刘邦是找到了依靠，但刘邦找景驹的目的不是投靠，而是借兵收复被雍齿占领的丰，所以刘张相遇无助于解决刘的问题，见景驹还是免不了的节目。
　　
    《汉书高帝纪》称与张良一同见了景驹，这一点有《汉书楚元王传》为佐证，其称同去见景驹的还有萧何、曹参。故《汉书补注》引齐召南曰："《史记》作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此班氏改正《史记》之失也。《高（帝）纪》明言沛公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可见良亦见驹。但自此决意从沛公耳。"所以，张良遇刘邦即不以个人身份去见景驹而是以刘邦从属的身份一起见了景驹。景驹的地位高于刘邦，但以张良之英明，知道景驹没什么前途，所以见过景驹后，他仍跟定了刘邦。不知是不是因项梁立楚怀王，勾起了张良的故国情结，他鼓动项梁 ："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于是项梁将找到韩成的事委托给张良，终立韩成为韩王。从此张良以韩申徒之职，与韩王成带着项梁襄助的千余人，西向旧韩攻城略地。至此，刘张相得的关系出现停顿。张良可能想在故国的旗帜下建功立业。这种举动与张良的一贯行事轨迹毫不冲突，因为他家祖上几世都为韩国效力，他这样做正是沿续前人的事业。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以张良的材具难道就不想自己弄一番事业，非得依附于人不可吗？如果在见到刘邦之前，张良或者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但看到刘邦的事业红红火火，张良的心里或者会痒痒的欲有所为，毕竟他还时不时地指点过刘邦几招嘛。而他在刘邦这里肯定不会有太大的作为。因为刘的才气大，张的本事显不出来。所以，张良怂恿项梁立韩应该有双重目的，既可继续为韩国效力，又可取得自己的发展空间。对张离开刘寻求发展，刘邦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感觉。肯定不爽，但也说不出什么，因为张的理由还是相当正当的。刘只不过是怀王以下、项梁的一偏将，还不能与徒有空名的韩王成相比。
　　
    但事实证明，张良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刘邦能干好的事，张良未必能干得好。果不其然，历史记得清清楚楚，张良与韩王成"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即使这样，里面可能还有溢美之辞以遮掩张良的窘态--即他与韩成不是什么为游兵，而是东躲西藏，疲于奔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项梁襄助的人马可能打得所剩无几了，还游什么兵呢。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据《韩信卢绾列传》"项梁败死定陶，（韩）成奔怀王。"之所以以前没有奔怀王，实在是因为没脸见人。给了你千把号人，打得没剩几个，见了人又能说什么。难不成还好意思再开口索要兵马？但项梁死后，情况有所不同。毕竟怀王不是项梁，可以再开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