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老报人陶菊隐于“文革”十年间，秘密写作《袁世凯真相》——

    袁世凯作为一个政客、军阀，为人狠毒和功利，从登州投军到位极人臣，再到逼清退位，以及最后倒行逆施，恢复帝制，直至最终撤销帝制，撒手人寰，他的一生，是晚清到民国这段复杂混乱的历史最真实的写照。

    本篇撷取了冯国璋、梁启超、张一麟一一被袁世凯蒙骗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

    1915年年初，日本侵略者向袁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袁世凯的总统变皇帝的连台大戏自不便公开表演。等到对日交涉以接受亡国条件而告一段落，袁世凯认为日本政府收了这笔厚礼，不会出头来干涉他做皇帝了，因此帝制运动旧调重弹，且有急起直追之势。

    日本报纸的耳报神真快，首先把中国将恢复帝制的消息揭露出来。袁世凯看了这段译文，立即发表谈话说：“辛亥革命初起时，清室愿意让位于我，我坚决不肯接受。我如乘人之危取而代之，便是欺孤凌寡，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牺牲一己，勉强出面来担负艰危之局。我完全懂得古今中外帝王子孙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我已牺牲了自己，岂忍再遗祸子孙!”

    进步党首领梁启超非常关心这个谣言。虽然他和进步党已被打入冷宫，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只要袁世凯不做皇帝，不论做独裁总统也好，做终身总统也好，他们都愿为袁世凯继续效劳。梁启超知道由共和倒退到帝制，是逆潮流而动，必将自取灭亡。他和某些人一样，认为袁世凯不会真想做皇帝，而是想做一个皇帝化的总统。但他记起袁克定对他说的一席话，却又不能不引起疑心。原来，这年年初，他接到袁克定的一张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他如时前往，一眼看见只有主人和杨度二人在座，别无其他客人，就不免感到惊疑。袁克定满面春风地迎接他说：“卓如先生，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谈天。”接着，他们坐下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漫谈中外古今，渐渐谈到政治问题。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追“近来外面舆论都认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问得突然，梁启超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愣了一会，才结结巴巴地说：“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梁启超对政治是很敏感的，他把袁世凯的话和复辟之谣以及袁世凯的一切措施结合起来加以观察，就肯定袁家父子正在搞帝制自为的把戏。他急忙去南京看冯国璋，想从冯国璋的口中探听北京的政情内幕。

    冯国璋是应袁世凯之召前来述职的。原来，对日交涉屈服后，袁世凯打算召集各省将军晋京举行一次大规模军事会议，公开宣布划分军区以及废省改道等计划。此时又有狗头军师提醒他：“现在正当筹备开国大典的时候，应使将士归心，废督废省等问题还是以缓提为妙。而且，中日交涉解决不久，如果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可能引起日本误会，带来新的麻烦。”袁世凯听了这几句话，又像冷水浇背一样，于是改变计划，分批电召各省军人来京述职，借以窥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态度。冯国璋一连见袁世凯三次，袁世凯待他特别亲热，每次都同他共进午餐。冯国璋谈到外间关于帝制问题的许多推测。袁世凯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也不是无所本的，往日暴民专政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合国情，我在口头上也曾流露过愿意退归田里或者还政清室；近来新约法颁布，其中有总统得颁授爵位的一条，有人又认为这是变更国体的一个预兆。我早就感觉到，五族权利一律平等，既然满、蒙、回、藏各族都可以封王封公，为什么汉族同胞就不能享受同等权利呢?授爵条文对各民族都应不加限制，我一定要做到一视同仁。可是，为了避免误解，目前我不打算授给汉族以爵位。”

    冯国璋想说几句话，可是没有机会开口。袁世凯又往下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对你直说。现在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我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至于为儿孙，我的大儿子身带残疾，老二想做名士，我给他们排长做都不放心，能够叫他们担负国家的重任吗?而且，中国一部历史，帝王家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灾祸留给他们。当然，皇帝可以传贤而不传子。现在总统也可以传贤，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和总统不也是一样的吗?”

    冯国璋急忙挡住袁世凯的话头说：“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总统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袁世凯把眉头紧蹙了一下，似乎要生气的样子，坚定地说：“不，我决不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经叫他在那里置了一点产业，万一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

    袁世凯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使冯国璋将信将疑。他去找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麟把袁世凯所讲的话照述一番，并且问张一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位苏州才子在小站练兵时就做袁世凯的文案，参与机密最久，跟冯国璋的私交也很深。他说：“有是有这么一回事，有人想做开国元勋，鼓动老头子做皇帝，但是老头子不会这么傻。他的话是可以信得过的。”

    冯国璋把以上谈话都转告了梁启超，于是两人同下结论说：“仲仁的话是信得过的，老头子不会这么傻!”

    梁启超的周围经常有新闻记者往来，因此袁世凯、冯国璋二人的谈话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部分，帝制之谣便又突然沉寂下来。 

    秘密设立筹安会

    袁世凯有两个外国政治法律顾问：一个是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这两个人都是袁世凯用以推行帝制运动的开路先锋。袁世凯为什么要搬出这两个外国宝贝来唱开台戏呢?这是因为：一个宝贝是美国人，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精通政治学的美国博士尚且看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可见中国确有取消共和之必要。一个宝贝是日本人，日本为君主立宪制的强国，日本法学博士出面来鼓吹中国改行帝制，更可说明中国确有改行君主立宪制的必要。1915年8月，古德诺将要回国的时候，袁世凯授意叫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交《亚细亚报》发表。这是帝制运动公开化的第一声。

    这时，就有善观风色的政客，秘密呈请改行帝制，袁世凯命内史夏寿田把他们的意见就商于杨度。袁世凯叫杨度授意徐佛苏等先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并且网罗一批大名流参加，先为帝制运动制造舆论。袁世凯对任何重大问题，自己从不出面，叫杨度授意可以不落痕迹。袁世凯叫杨度只做幕后人，不要抛头露面。但是，杨认为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如果隐身幕后，将来做不了开国元勋，充其量不过是一名跳加官的小角色而已。

    袁氏父子都想拉拢几个大名流，挂出“学术团体”的招牌，以便欺骗国人。杨度则想包打包唱以免别人分功。为抢夺头功，立即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夏寿田转呈。袁世凯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长匾赐给杨度，并把这篇文章寄给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但仍无叫杨度出场露面之意。

    杨度知道一个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几个知名之士，才能使袁世凯满意。他找到了孙毓筠、胡瑛、严复、刘师培、李燮和五人。这些“知名人士”，有的是杨度的老朋友，有的是被杨度硬拉过来做他的帮手的。

    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宣言把“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都归罪到人民自己的头上。接下去援引拉丁美洲各国内战不停的恶例，以证明共和制不善。然后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作为一块金字招牌，认为“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政体”。于是宣言论证说：“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最后，宣言又把笔锋一转说，他们组织这个学术团体，“以筹一国之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己见，以尽切磋之议”，希望“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

    在发表这个宣言的同时，他们六人还联名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团体派遣代表到北京，共同研讨国体问题。但是，他们不等各省代表到来，即于8月23日在石驸马大街成立筹安会，并自行决定以杨度为理事长。

    假共和之名 行专制之实

    冯国璋回到南京不久，活灵活现的帝制机关“筹安会”公然宣告成立。冯国璋打电报问张一麟，张一麟只好承认他自己消息不灵通，事前毫无所闻。冯国璋不禁跳起脚来发火说：“老头子真会做戏!他哪里还把我当作自己人!”

    宣言发表后，各省将军、巡按使看出这个团体的后台老板就是袁氏父子，因此纷纷派代表到北京，并且填写志愿书加入该会。于是这个学术研究团体进一步成为表决国体的团体，发表了主张“君宪”的第二次宣言。这个宣言虽是满纸胡说，但在字里行间却也暴露了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且对他的实力政治和以武力解散国会，废除旧约法，颁布新约法等罪行，作了货真价实的供状。

    该会原拟组织各省代表向代行立法院(参政院)举行变更国体的请愿，以示此举出自真正民意，但因参政院已定于1915年9月1日开会，所谓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于是他们采取了偷工减料的速成办法，指使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所有请愿书都由该会代为起草。1915年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公民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从筹安会成立到组织请愿，为期不到十天，像这种高速度的“改革政治运动”，古今中外尚无其例。【原标题：袁世凯真相:称帝前的烟幕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