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①性至孝。早丧亲，继母硃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晋书?王祥列传》　　
        
    王戎、和峤②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③谓刘仲雄④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 ”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世说新语?德行》　　
        
    王戎祖辈王祥“解衣求鱼”的故事原本出自《晋阳秋》，经后人加工后成了《二十四孝》中脍炙人口的“卧冰求鲤”，并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被加以传唱和歌颂。但老实说，即便不提润色过分的“卧冰求鲤”，即便“解衣求鱼”的故事是真的，王祥为了要给总是虐待自己的继母找鲤鱼吃，而在北方天寒地冻的大冬天，在结冰三尺多厚的湖面上，把自己的衣服脱去，然后砸冰钓鱼。这份“孝心”，也还是让人觉得不合情理，不近人情，不可相信，还多少让人觉得十分恐怖，甚至有些可恶。　　
      
    相比于祖辈，王戎的“孝”则要自然得多，也可信得多。众所周知，母亲的病故，对任何人而言，都意味着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悲痛。但不管怎样，活着的人毕竟还是要继续生活下去。王戎在亲生母亲病故后，尽管也因悲伤、难过，以至于终日神情憔悴，面色苍白，而且在短时间内，人也一连瘦了十几斤，变得骨瘦如柴。但无论是在灵堂上，还是在守孝期间，王戎都没有严格执行礼法的教条，停止过喝酒吃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活下去。　　
        
    同大多数魏晋名士一样，王戎也是“磕药一族”。当时盛行的“五石散”是一种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不能停止服用，否则便会有生命危险。此外，服用“五石散”还必须用温酒来做药引，不然，“药性挥发（俗称发散）”出现问题，同样也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就决定了，王戎为了活命，就必须继续服用“五石散”，为了服用“五石散”，就必须天天定时饮酒。　　
      
    由于魏晋时的士族子弟几乎人人服用“五石散”，那么“守孝期间”的饮酒问题，就不是王戎一个人的事了，而是整个士族阶层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道德课题”。在此背景下，许多人（如晋武帝司马炎和尚书刘毅）就拿“竹林名士”王戎在“守孝期间”喝酒的这件事，大做广告，称赞他的行为，是真情流露，是高尚道德情操“死孝”的表现。于是，在大名士王戎的明星效应下，在众“磕药”名士的极力鼓吹下，守孝期间饮酒成了当时社会一项公认的美德。　　
        
    尽管王戎在守孝期间饮酒，远没有当时人吹捧的那样高尚，但实在是他也没有办法，人们总不见得苛求他为了“守孝期间”不能饮酒的这样一个教条，而白白放弃自己的生命吧。如果真是这样，那请问，一个连自己生命都不看重的人，又有什么资格谈“孝”与“不孝”呢？实际上，王戎的“死孝”，虽然不像王祥的“卧冰求鲤”那样，可以作为“传统美德”的大标题，被某些人引以为豪。但至少他的“孝”，是生活化的，真实化的。　　
       
    或许有人还会说，魏晋士族阶层将守孝期间饮酒吹捧成“死孝”，是当时统治阶级集体道德沦丧的表现。那么，请问，宋明理学将王祥“解衣求鱼”神话成“卧冰求鲤”，难道不也是当时统治阶级集体道德虚伪的表现吗？古今中外，哪一朝哪一代的社会道德标准，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呢？而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也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存自家的“天理”，去灭他人的“人欲”而已。要说，恐怕也只能说明魏晋士族阶层太“真小人”了，嗨，我就是磕药，我就是酗酒，我就是喜欢风流，你拿我怎么样？不像以后的统治阶级那么“伪君子”，一方面，满口仁义道德，儒家教条；另一方面，却“闷声大发财”，奢侈消费，享受人生。　　
     
    由此，想到已故香江才子黄霑的一句话：“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　　在今天的老龄化社会里，特别是许多夫妻两人需要照顾四位老人的家庭，我们的“孝”就更应该是真诚的和“力所能及”的。其实，大多数老人也不图什么“砸锅卖铁”、“卧冰求鲤”的极端孝道，只要子女们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够尽心照顾老人，平时多抽空和老父老母说些知心话、体己话，老人家就已经很满足了。至于，对待老人家的“白事”，笔者觉得如王戎那般在不影响自己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如丧考妣”地悲痛就够了，实在是没必要为了亲朋好友的目光，而大费周章，把活人再折腾一遍。（原标题：王祥卧冰与王戎死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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