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乌龙江畔，城南城门镇的胪雷村，这座拥有七百多年历史的村落，在当地算是比较富裕的村庄。胪雷全村皆陈姓。始祖陈国初宋末时期，为了躲避战乱从福州东门易俗里徙居胪峰山内，据《福州百科全书》记载：“因村在胪峰内，简称胪内，方言谐音为今名。”

    胪雷村曾走出无数知名“乡贤”，明清两代秀才、举人、进士者几十人，近代也是人才辈出，近现代最著名者有两个：国民党一级海军上将陈绍宽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从胪雷村走到台湾的名人也举不胜举，协助梅贻琦在台创办并继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可忠；1945年被派往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的台北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后任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陈丞城；1981年从台湾去美国在洛杉矶创办《国际日报》的陈韬。

    即便当今，该村里也出了很多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人才，更是著名的侨乡，旅外华侨遍布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陈景润是二十五世御房二支，1991年回到胪雷村省亲，也最先进入该祠堂拜祖，他的故事一直都是陈氏族人的骄傲资本。

    只是，在近年来福州大拆大建的城镇化运动当中，胪雷这些显赫的村史已经失去了它的载体。

    在修建福州南站时，虽然陈绍宽故居艰难地被保留了下来，目前却只是一栋空荡荡、没有任何灵魂和内容的建筑；陈景润故居却未能幸免于难，当地政府没任何通知，迅速将其拆了。

    曾经绿树掩映的秀丽乡村风貌荡然无存，那些富有闽中水乡的景色变成了记忆和乡愁，祠堂、老屋、河涌、榕树、码头……那个传统意义上奉行耕读传家、聚族而居的村庄已经消失了，村民们纷纷住进了现代社区，散居各地，“胪雷村”也只剩下一个行政定义。

    胪雷村只残留了着一栋占地约四亩的祠堂，它在空旷的工地中显得格外孤独，这座承载着家族悠久历史的祠堂，被大规模拆迁留下的断壁残垣围困着。

    此前在拆迁胪雷村时，福州市当地政府反复承诺不拆祠堂，但就在今年5月，部分村民才获知，祠堂也面临随时被拆迁的危险。事实上，早在2013年11月，福州本土的房地产公司——阳光城集团就以39.1亿元竞得福州火车南站附近300亩地，这其中就包括陈氏祠堂。

    拆迁的爪牙开始伸入这个村庄的最后精神领地。“祠堂是村里的灵魂，祖祖辈辈传下来，历代祖先牌位都在里面。以前拆我们的私宅倒好说，但现在政府又要拆掉祠堂，我们肯定不会答应。”胪雷村老人会会长陈秀光说。

    曾经星散福州各地的村民开始重新集结，准备以合力保卫祠堂，保护他们最后的乡愁。

    回不去的村庄

    闽江可以称为福建人的母亲河，发源于闽西北山区，流经闽侯侯官处便分为两支：一支称乌龙江；另一支仍叫闽江，穿城而过。在闽江将要入海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江心岛，福州人称之为“南台岛”，而在“南台岛”的东南端，就是号称为“福州人才村”的胪雷村。

    胪雷村的陈氏家族是闽中望族。陈景润被称为“胪雷之子”。在陈氏宗祠中庭，气宇轩然，依次悬挂着三块大匾，第一块上书：陈氏定理。那是褒扬陈景润的。第二块上书：教育部长。那是纪念民国时期的教育部长、化学博士陈可忠先生的。第三块上书：海军上将，陈绍宽。这三位陈氏后人给胪雷村增添了骄傲的资本。

    作为从胪雷走出的教科书级“偶像”，陈景润的出身不差，他的大伯父曾任中国邮政总局考绩处处长。二伯父是中高级邮政职员，曾任福建省邮政视察室主任。他的父亲陈元俊，职位最小，只担任一个三等邮政局的局长，收入并不丰厚，家境状况并不是太好。

    陈景润的父亲并不住胪雷，而是住在福州南台。不过，按照目前的资料可知，陈景润是在1933年5月22日出生于胪雷村。少年时代的陈景润，是常去故乡胪雷的。在陈景润的堂兄陈栾光眼里，他除了读书，似乎“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喜欢体育运动，就是特别喜欢看书，当然也会玩一些躲猫猫的游戏”。

    原先的陈景润纪念馆在天马山上，是其小学母校的校友们捐资20多万元建造的，已因福厦铁路建设被拆除，纪念馆里的文物如今存放在陈氏祠堂里。陈景润的祖宅，在村里中街附近，已有100多年历史。

    2009年，福建省重点工程——福州火车南站大力开建，拆迁涉及胪雷村。按照政府当时的规划，陈景润故居将会和陈氏宗亲祠堂、陈绍宽故居择址按照原貌重建。

    《福州晚报》当时报道说，“对于火车南站建设工程，陈景润的亲人很支持，同时他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妥善保管好文物材料”。

    但随后拆迁工作波折重重。在当地政府没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故居被迅速拆了，陈景润家人为此耿耿于怀。陈景润堂兄陈栾光说，陈家本想通过官司“讨个说法”，去法院起诉，但当地法院一直迟迟不开庭。

    因为福州南站的建设，胪雷村曾经面临全村拆迁，村民几百上千人集结起来捍卫权益，迫使政府做出了适当的妥协。

    现在，废墟中的陈氏祠堂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风貌，这让陈氏族人略感安慰。在祠堂飞檐翘角、耸峙壁立的青砖大墙前，端坐着一对石狮，昂然雄踞。抬头望，门墙顶部的青石上镂刻着泥塑浮雕，彩绘着历史典故，人物栩栩如生。

    祠堂正面直书日本明治大学博士陈昌瑞先生题写的“胪峰陈氏祠堂”，显著位置摆放着陈氏家族的名人先贤的牌匾，他们代表了这个家族的荣耀。

    祠堂的隐喻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师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写的这段话，形象地比喻了中国乡村的价值和意义。而祠堂，在其中是一个村庄的灵魂所在。

    陈氏祠堂经历几次修缮，1947年由陈绍宽亲自主持修缮，名列福州众多宗祠之首。改革开放后，由海外宗亲再度集资修缮。故此，祠堂充当了和海外华侨联系的纽带，但凡村里组织祭奠先祖的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陈氏后人都会不远万里奔赴至此，寻根叩祖。

    陈绍宽是陈氏祠堂起到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没有常年住在胪雷村，所以村里面跟陈景润有过交道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层面的认同。而对于胪雷村真正产生影响力的还是陈绍宽。

    2009年9月16日，在全国首映的电影《建国大业》中，著名影星李连杰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来自福州的胪雷村，他叫陈绍宽，民国知名的海军上将，胪雷人的行为范本和“精神偶像”。

    “我认为胪雷村之所以出了那么多名人，这和它的价值观和文化生态是分不开的。”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曹敏华说。作为一位历史学研究者，陈绍宽军事思想是他的研究课题之一，他发现这位名将的人生成就的重要精神资源来自家乡。

    陈绍宽的父亲陈兆雄共有六个兄弟，他是老大，他和最小的弟弟陈兆汉(萨镇冰的女婿)曾投身于清末北洋海军，常年在外。他留给陈绍宽的人格教育就是“孝悌、忠君、义气”六个字，这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陈绍宽拥有极强的语言天赋。在格致书院读书时，他就在很短时间内熟练地掌握了英、法、德、西班牙等几国语言，这使得他终生受益。在格致书院读了两年后，他又被推荐到了江南水师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的海洋军旅生涯。

    “陈绍宽对我们胪雷人影响最大了。”年逾六十的胪雷村民陈康渠说，他小时候曾在陈绍宽的大宅院内读过书，正值这位民国将领解甲归田之际。

    “我们家的大宅院先盖，后来陈绍宽回到村里后也要修房子，我爷爷就给了他一块地，就在我们大院的前面，距离只有3米。原来我们院子是能看见山水的，但是他们家房子一修起来的话，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把我们家的风水给抢了。你看他想得有多细，他后面有堵墙正对着我们家的正门，为了不挡住风水，他在墙上画了一大幅的油画，有山水、森林、河流、桥梁……等于说我们家一开门就能看见‘山水’了，这是我后期发现的，后期知道的，人家细到这种程度，不服不行。”陈康渠说。

    当时胪雷陈氏族人都十分团结，虽然偶尔邻里之间会有些矛盾，但因为都念在一个家族的情份上，再大的矛盾最后都能迅速化解。在化解家族矛盾当中，祠堂就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乡村社会结构当中，祠堂就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村子每年至少有一次祭祖仪式，所有陈氏家族的人都会在清明节时去祭祖，场面非常大，构成了很多胪雷人童年时代一年中最热闹的记忆、最壮观的场面。这样带有明显宗法色彩的祭祀活动，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乡村社会非常综合的公共空间。

    陈绍宽也意识到了祠堂作为家族精神纽带的作用，所以他返回胪雷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缮祠堂，他本人担任董事长，陈康渠的叔公陈立卿担任副董事长。

    在1949年以后，祠堂在乡村社会实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越来越低，祠堂也渐渐成为一种隐形的存在。

    那个时期胪雷村的气氛已经有所变化，不再像此前那么平和，而是充满了某种骚动和不安，阶级斗争的味道已经吹进了这座村庄。

    陈康渠记得，胪雷村的撕裂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反五反、无产阶级专政，一轮轮的运动将原本团结的村庄变得四分五裂，中国乡村的传统结构和文化全部被破坏了。

    “人和人之间关系尔虞我诈，甚至为了果腹，不饿肚子，一个地瓜都可以打起来，要命地跟你拼搏，我看几代的亲戚、乡亲、兄弟之间为此打架结怨的多得是，为此产生世仇都有，到现在为止有些都还没有完全消除。在那个时期，我想每个乡村都是这样。”陈康渠说。

    被拆掉的精神

    改革开放后，胪雷村脆弱的危险的人际关系才开始修复。作为中国传统家族精神和文化纽带，祠堂在北方地区几已消失殆尽，但在福建地区却得以存留。

    传统的社会秩序开始回归。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陈氏祠堂每年都会为村里老人庆祝拗九节而在祠堂举办的“千叟宴”，该传统已经坚持了32年。“千叟宴”场面极其壮观，祠堂门外支起了七八口直径1米的大锅，百名厨师齐刷刷手拿铁勺，左右开弓，为几千名老人炒菜做饭，200张圆桌摆满了祠堂的各个角落。

    戏台也是记忆中的重要部分，每年都有数场闽剧在此上演，最辉煌时，每月戏班都会带着鼓、钹，到这个舞台表演那些讲述爱情、背叛、英雄和王朝的故事，这个由锣鼓、丝竹和演员唱腔组成的乡村记忆。除了本村人，附近也有村民前来观赏。站得到处都是人。

    但陈康渠很快发现，好景不长，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氛围，大家只有一个目标，挣钱。再加上胪雷村本身又位处城乡接合部，所以再也无法恢复以前的平静了。

    中国社会巨变在胪雷村得以投射，村里的风气也大不如前。陈康渠感觉最明显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因为腐败太多，村民和政府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复杂。”当然也存在其他原因，包括宗族和派系，让胪雷人不再像此前那么团结了。

    2009年，经过几轮的大拆大建，这个历史文化名村被夷为平地，村民四处散居，元气大伤。“我们现在所说的乡愁，全都拆没了。”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刘泓说。

    最大改变来自传统的乡村结构，胪雷村年轻一代已经很少在庞大家族氛围中长大，祠堂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年轻人的宗族意识开始淡泊了。更现实的是，年轻人都忙着挣钱，无暇顾及村务，昔日团结的村庄变成一片散沙。

    “记忆中的童年没有了。”陈少辉呆立在陈氏祠堂前，说话声音低沉，走路时也尽量蹑手蹑脚，生怕惊扰了那些摆设在祠堂里的先祖。端午节时，他在北京念书的儿子回来，他特意带着儿子来到祠堂。

    “拆迁会改变传统的聚族而居，这会造成下一代可能越来越淡泊。那天我并不说很多，我就注意我儿子的行为，我去观察他，问他看了什么感觉？他说没太大感觉，因为他小时候不在胪雷长大，他只知道自己是胪雷人，胪雷是个很大的村，祠堂很大，但更深层次的东西并不多。以后再下去，可能后代对宗族慢慢更淡，如果这些村落彻底地拆掉，我想将会更坏。”陈少辉说。

    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居住在城里，但在陈少辉看来，所谓城里依然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他最直接的依据是；中国的超大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宜居，生活在城里的人，已经陷入到一种精神失落中，他本人已有体会。更让人难过的是，曾经留存着丰厚历史人文价值的村落被快速地消灭。

    2014年4月15日，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教授一行数人，调研考察陈绍宽故居和其主持修建的胪雷陈氏祠堂。眼前的一切让几位学者“十分难受”，胪雷村已成一片废墟。学者的到来，让陈氏祠堂的命运出现一丝转机。

    4月18日，学者们鉴于陈氏祠堂历史悠久，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力，于是将村民诉求形成文字，报送省委省政府领导。此举引起了相关高层领导的重视，暂时将祠堂保留了下来。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认为，尽管中国乡村早期从传统思维到现在文明的转型过程中间，还没有像现代社会制度化、组织化的合作，但它还是用很原始的乡村理念形成了一种互助情怀，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交流，这种东西说实在话是乡村里面独特的，没法代替的。还有乡村里面很重要一种品质，就是对读书人的尊重，这是骨子里面存在的。

    “今天，是不是开奔驰、宝马，带几个小老婆回来，这成为了衣锦还乡的标准？所有价值用金钱来衡量的，不是学问，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精英，而是钱，这把社会风气搞坏掉了。如果换成今天的陈绍宽荣归故里，那又将是怎样的场景？这可能是我们探讨胪雷村价值意义所在。”王利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