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读史，常觉得历史上的人与事充满着偶然，但细嚼之，又觉于偶然中有必然存焉。譬如，楚汉之争中的刘邦和项羽、东汉末叶的曹操与袁绍，取胜的一方开始都处于劣势，但最后却由弱转强，战胜对手；而最动人心弦的则是在一方由弱转强、另一方由强变弱的过程中总要发生很多有利于胜者的偶然事件，让读史者不禁掩卷长叹，思绪万千。而在长叹之余，细观双方的用人行政，又不难发现在导致成败的诸多偶然因素的背后早就潜伏着某种必然性，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在那看似偶然的成与败当中，实际上早有必然性在悄悄地开启双方的命运之门。

    发生于东汉末叶的曹操和袁绍之间的一胜一败，包含着诸多颇有戏剧性的偶然与必然的巧妙组合，很值得玩味。有趣的是，在当时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下，袁绍与曹操都明白双方迟早会发生一场生死决斗，而且至少自建安元年起，双方就在为即将到来的生死搏斗而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袁绍灭了公孙瓒，巩固了后方；曹操也解决了许都周围的吕布、张绣、袁术等敌对势力，还西抚韩遂、马腾，东联孙策，后方基本稳固。建安四年（199年），袁绍率十万大军南下，目标直指曹操的老巢许昌；曹操也率二万精锐出屯黎阳，一场生死决战就在眼前。时袁绍兵多粮足，从表面上看可谓占尽优势，胜劵在握，但官渡之战的结果却是众人皆知，曹军以少胜多，袁军反而大败。这一结局，确实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思索空间。

    细绎操胜绍败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袁绍与曹操虽然都是在汉末乱世中崛起的政治明星，但袁绍走的是一条下坡路，而曹操走的是一条上坡路。袁家四世均居三公之位，史称“执倾天下”，政治背景可了不得，因此一开始呼风唤雨的优势非常明显。反观曹操，主要是凭藉自己的政治智慧打拼，因而每走一步都似乎非常艰难。时人对袁绍的政治号召力也是看得非常清楚，如在董卓当权为所欲为时，就有人警告：“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事实也正是如此，当袁绍在渤海举起讨董勤王的义旗时，居然能充当天下盟主，而韩馥还主动出让“冀州牧”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袁绍在年轻之时，颇能“折节下士”，因而“士多附之”，如田丰等谋臣武将就是他以“卑辞厚币”引进的。他还豢养死士，也就是白道黑道都来，手段可不简单。如此看来，在当时的政治游戏中，谁要是藐视袁绍或者想从其手中讨得便宜，无疑会碰一鼻子灰。

    可惜的是，在当时的权力角逐中，袁绍虽具备这么好的条件，但因为有几个致命的缺陷，终使他败在曹操手下。

    一是政治智慧平庸无奇。早在袁绍与曹操同时起兵共讨董卓之乱时，操绍之间就有一段对话。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反问：“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段对话真是精彩，操绍之间的政治智慧高下立见。而且，从后来的情况看，两人基本上是按照这段对话的设想进行实际操作的。这等于说，在未开始比赛前，实力远逊于袁绍的曹操在政治智慧上已为自己先挣了一分。

    二是袁绍虽能招贤纳士，但又刚愎自用，不能采纳谋臣的正确意见，而曹操反是。试举几例：建安元年，汉献帝自长安狼狈东归。郭图、田丰等谋士劝袁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而曹操却接受了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迎汉献帝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自此就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动权。等到袁绍认识到丢掉一面大旗又想重新拾起时，曹操断然拒绝了袁绍的要求。建安五年，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刘备叛操自立，曹操后院起火。曹操决定弃袁氏大军于不顾，亲自东征刘备。这对袁绍来说，真是天赐良机。田丰及时建议袁绍派大兵奔袭许昌，一举端掉曹操老窝。对于这样一个可行的建议，袁绍居然以子病不从，气得田丰举杖击地，叹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官渡战时，沮授建议袁绍增派部队守卫乌巢粮草，以防曹军偷袭，袁绍也当耳边风，不予采纳。而曹操恰好与袁绍相反，对于谋士提出的建议，多能虚心采纳。最典型的例子是两军在官渡相持日久、僵持不下时，形势对曹军多有不利，曹操准备放弃官渡，退保许都。荀彧提出了“苦撑待变”的积极意见，被曹操采纳。不久，曹军就迎来火烧乌巢粮草的良机。

    三是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而曹操反是。譬如，对于田丰、沮授、许攸等谋臣在阵前提出的正确意见，袁绍不但没有采纳，反而还采取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极端措施，分了沮授的兵权，先“械系”后又杀害了田丰，还逼走了许攸。可见袁绍虽然聚集了一批英才，但由于自己“内多忌害”，根本就不可能发挥这批英才的作用。而曹操呢？当曹军诸将和留许官员多以为袁军不可敌而纷纷搞起地下活动、与袁绍多有书信往还时，曹操并不追究。当曹操破邺、在袁绍老巢发现许多通敌的书信时，他果断地把它付之一炬，使所有人大为宽心，而实际上是起到了难以估量的笼络人心的作用。（原标题：官渡之战中曹操胜利袁绍失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