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是我国很有名气的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活跃在文坛上，他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郁达夫、俞平伯等名人来往颇多。

      1919年，他曾在美国、德国、法国留学，192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教授，1932年，创办并主编了《论语》、《人世间》等文学期刊，他创作的小品提倡幽默、“闲适”，著有《京华烟云》、《吾国与吾民》等小说。年岁长的人可能对他特别了解，年轻人可能知之甚少，笔者在这里讲两则有关他的小故事，以便读者了解这位曾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建树的大师。

    生在信仰宗教的家庭

    林语堂的祖籍是福建省南部的漳州（又名龙溪）。其祖父是漳州北部五里沙村的农民。1864年，太平天国军朱利王部进入漳州时，随军作挑夫，之后不知所终。他的祖母改嫁，他的父亲及叔伯仍不改姓。那个时期，基督教已经传入漳州，林语堂祖母就加入了教会，成为了一名忠实的教徒，他的父亲也跟前开始信教，名叫林至诚。林至诚9岁时失去父亲，年轻时就靠出卖苦力和做小商贩维持生计。1880年，年仅25岁的林至诚由于性格温和忠厚，而且对该教十分虔诚，被教会派往坂仔乡（坂仔乡属漳州平和县所辖），任“启蒙伴读兼传福音”，也就是乡村的老师又兼牧师之职。后来还在厦门、同安传道，而家庭也就定居在坂仔。1889年在坂仔担任了教会会长，林语堂就是在坂仔出生的。

    林语堂幼时名和乐，学名玉堂，1925年改为语堂。林语堂父亲共生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林玉堂是林至诚的第五个儿子。

    林至诚的大儿子名孟源，二儿子名玉霖，三儿子名和清，四儿子名和平，未成年即夭亡，最小的儿子是玉苑，林至诚的两个女儿大的名仪贞，小的名美宫。夭亡的不算，林至诚夫妻有五男两女，俗话说，“五男二女，七子团圆”，意味人丁兴旺、家庭幸福，可是身为一家之长的林至诚当时只是一个乡村牧师，薪水菲薄，要供养九口之家，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林至诚经常处于贫病交加之中，欲回漳州借钱做生意，但教徒们很拥戴他，多次选为会长，直到67岁那年，他才从坂仔返回漳州。

    林语堂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基督教家庭，实际上正是乡土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家庭对幼年的林语堂思想和理想境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到后来，使林语堂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这种思想最终在他的大量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林语堂的求学之路

    林语堂自幼天资聪慧、记忆超人，他是在父亲林至诚41岁、母亲40岁时出生的，父母对其也十分宠爱，小时候父母为使他成才，把他送到本村一家私塾上学，后来他的父亲林至诚在教会的资助下，在坂仔建起了基督教堂，“铭文曰：道授天下，德洽万邦”，后来又在教会旁建立了一座小学，林语堂就和他的兄弟们结束了家庭私塾而进入这所小学。
    林语堂在小学上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林至诚在厦门有个亲戚，便把林语堂和他的哥哥送往厦门鼓浪屿上学，在鼓浪屿学习期间，林语堂十分刻苦，他注重学习英文和自然科学。

    1911年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经过浴血奋战，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封建皇族统治中国的历史。但在林语堂上学的闽南山区并未引发大的变动，林语堂这时刻刚好进入青年时代，对这一历史大变动并未十分注重，仍然埋头钻研功课，这一年，17岁的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了中学阶段的学习，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

    林语堂在上海念大学，家里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为了供儿子进一步在这座以英文驰名的私立大学就读，林至诚只好将祖辈在漳州老家留下的房屋卖掉。林玉堂的两个姐姐因家庭困难只好过早地辍学，回乡嫁人。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离家去上海读书时，二姐送给他四毛钱，并对他说：“和乐，你到上海去要好好地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这种真情厚望，林语堂终身没有忘记。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林语堂的求知欲异常强烈，他除了学习英文外，还选语言学作为专门科学习，但他仍然感到课堂上得益不多，他认为教师们讲授的都是书本上的概念和教条，于是常常是偷看课外书，有《社会学》、《伦理学》还有《宇宙之谜》、《十九世纪的基础》等等，也就在这时，他广泛地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使他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加之这所大学校长和不少教授都是外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思想情趣，对林语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他仰慕“西洋生活”，总之，在上海四年的大学生活，使他较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化，择定了他的人生之路。到1916年，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毕业成绩结束了圣约翰的大学生活，从此青年时期的林语堂踌躇满志，走向了社会，也正是有了这段求学的经历，为林语堂之后成为北京和清华大学的教授铺就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