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黄帝）篇
　  ——兼议“根基”

    轩辕就是我们所说的黄帝，他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王者。早在5000多年前，当时我国的中原地区散居着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这些部落强弱不齐，相互征战，生产力相当低下。其中比较大的有炎帝和黄帝部落，偏于南部有蚩尤部落。长期的战乱，使得这些原始部落人生活困苦，动荡不已，生命得不到起码的保证。获胜者占有战败者的领地和财产，战败者则屈从于胜利者。在这些原始部落人内心，充满着对胜利的渴望，同时也萌生着对安定的期待。

    黄帝则成为这些部落人群心理期望的实现者，他率领自己的部落战胜了炎帝和蚩尤，之后召集各部落、部落联盟举行政治大会盟，建立起了政权。他作为胜者，被尊为王，确立龙图腾，建立国都。这一过程，是划时代的，它使人们从部落意识开始进化为民族意识，从蒙昧开始步入文明。史学家将此视为中华文明史的发端，华夏民众也因之被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

    黄帝与河北有着很深厚的渊源，他率领部族征战、举行政治会盟、建立国都都是在河北的大地上，张家口的阪泉、涿鹿有黄、炎、蚩征战的古战场，政治会盟之于釜山，都城则在涿鹿。如今涿鹿县境内保存有黄帝城、蚩尤寨、炎帝营、轩辕湖等20余处黄帝时期的古遗迹。河北因出现了黄帝而感到荣耀，黄帝则给河北的历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时势造就英雄
   
    说实在的，谁也说不清是不是真有黄帝这个人物，起码对他的记载有着很大杜撰的成分。在他生活的年代里还没有文字，史籍对他的记载都较为含混。记述他比较权威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记》，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司马迁对那段历史不可能亲身经历，也没有多少文字可供参考，只说他姓公孙，是有熊国国君少典的儿子，因生于轩辕之丘，所以称为轩辕氏。其他的记载就带有了很大想象或者传说的成分，说他出生几十天就会说话，少年时思维敏捷，青年时敦厚能干，成年后聪明坚毅，反正是很伟人。其实中国人对伟人的描述概莫如此，并不足以印证他的确实性。

    但这么说并不等于黄帝这个人物不真实，因为史前文化大都是以一种神话或传说的形式来流传的，这里蕴含着对伟人的尊崇，也反映出当时人们认识能力的不足。当时与黄帝同为传颂的燧人、祝融、伏羲、神农都属于这么一种性质。神话传说是通过人们想象、推演而形成的，听起来天花乱坠，有些很不靠谱，但它却是具有真实基础的。具体到黄帝，可以肯定地说有其人物的原型，但经过史籍的阐述、演绎、传奇、美化和升华，我们面对的黄帝已经远远不仅是原型本身了，他融入了人们或者历史太多的崇敬、赞美和期颐，或者说他承载了太多民族和国家所希冀的东西，中国的圣人大都是这么产生的。应当说他不是代表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或是一个时代和民族，他集中了当时人们所能够想象出的各种优点，也集中了社会发展所成就的各种业绩。

    出现黄帝这位伟大的人物，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基础，是实实在在的事情。生产力不发展，人物再伟大也难以成就伟大的事业，发展才是硬道理。当然，伟大的人物又反过来能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当时经过长时期蒙昧、野蛮阶段的进化，我国中原地区的生产力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农耕、种植、纺织、畜牧、冶炼、舟车、兵械等领域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就为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创造了条件。而黄帝则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并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看对黄帝的评述，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他的发明创造。说他在农耕方面，播种百谷，发明杵臼（楚旧），开辟园圃，种植果木蔬菜，种桑养蚕，饲养兽禽，进行放牧等；缝织方面，发明机杼（驻），进行纺织，制作衣裳、鞋帽、帐幄（卧）、毡裘、华盖、盔甲等；制陶方面，造出碗、碟、釜、盘、盂、灶等；冶炼方面，制造铜鼎、刀、钱币、铜镜、钟、铳（冲4声）等；建筑方面，建造宫室、銮殿、庭、堂、观、阁、城堡、祠庙等；交通方面，制造舟楫（及）、车辆、指南车等；兵械方面，制造刀、枪、弓矢（诗）、弩、旗帜、云梯、楼橹、炮、剑、射御等；日常生活方面，烹制粥、饭、酒、肉，制作斗、墨砚、几案、印、珠、灯、床、席、蹴鞠（促居，古代时踢的足球）等。这就印证了我们前面的观点，黄帝并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充满创造精神的我们先祖的群体。尽管有些传说将他个人在这方面描述得有鼻子有眼儿，说他发明这个，制造那个，还说他的妻子元妃嫘（雷）祖是种桑养蚕、抽丝织绸的发明人。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么多的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的，历史也不是一个人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历史就是这样，将其赋予了黄帝这个伟大人物，使其闪烁着时代的光辉。

    从这一点上讲，黄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创造和建设精神的王者之一，这也是他备受人们尊崇的原因。人们看待伟人，要看他们摧枯拉朽，成就江山，具有超乎常人的毅力、智谋和坚韧；更要看他们的发明创造，建设成就，给后人留下的物质和文化遗产。黄帝的作为，或者说后人对黄帝的描绘，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时代呼唤文明
 
    社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出现对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诉求。社会需要安定，人常说“安居才能乐业”，在战乱、动乱之中经济、科技、文化等都很难进步，实现安定及稳定，是每个政治家及广大黎民百姓所渴望和追求的。

    在黄帝所处的年代，部落纷争，战事不断。说白了就是各自为政，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了谁。各部落的心思都用在抢掠和抵御上，仇视、残忍、破坏，极大地限制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就需要有一种制约的力量，来停止争斗，实现和平。怎么办呢？跟大家讲道理，陈明利害，进行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显然是不行的，没人买你的账，因为争斗的背后是各自的利益。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战争，用暴力消除暴力，用野蛮来构筑文明。对于这一点，黄帝和他的同僚们也许认识得并不那么清楚，但做的却异常坚决。黄帝审时度势，抓住时机，毅然披挂出征，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统兵作战，打败了蚩尤和炎帝，成为了王者。
关于黄帝与蚩尤、炎帝的战争说法很多，但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蚩尤居于南方，实力日壮，不断扩充领地，兼并邻里。当时实力强大的炎帝已经衰落，部落间互相攻击，战乱不已，生灵涂炭。于是炎帝求助于黄帝。黄帝毅然担负起安定天下的责任，讨伐蚩尤。

    蚩尤号称有18个兄弟，全为兽身人面，铜头铁额，不食五谷，只吃河石。他们擅长制造刀枪、弓弩等兵器，武艺高强。黄帝与之作战，历经15旬（1旬为3个月），未能获胜，只得退兵。黄帝忧心忡忡，一天夜里，他梦见大风吹走天下尘垢，又梦见一人手执强弩驱赶羊群。醒来暗想，风吹尘垢，土解化清；强弩为力，驱羊为牧，难道是有风后和力牧二人相助？于是就遣人遍寻天下，在海隅（雨）找到了风后，在泽边找到了力牧，封风后为相，力牧为将，在涿鹿郊野与蚩尤大战。蚩尤布下百里大雾，三天三夜不散，黄帝令风后造指南车破之；蚩尤又请来风伯、雨师呼风唤雨，黄帝请来旱神止住。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将蚩尤擒获而诛之。

    炎帝虽然衰败，但实力尚存，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不甘于黄帝称主，企图夺回失去的地位，起兵攻打黄帝，二者决战于阪泉之野，经过三场恶战，黄帝得胜。于是，黄帝召集政治会盟，被拥立为天下共主，号令天下。因有土德之瑞，土为黄色，故称为黄帝。
这里得说一下蚩尤。由于长期形成的历史观点，在史学界和人们心目当中黄帝和炎帝是文明的开创者，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而蚩尤则是“异族”，是个“反面人物”，被描绘成妖魔鬼怪，蚩就是“虫”的意思。实际上蚩尤与炎帝一样是神农氏的后裔，后迁移到长江一带，与远古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渊源关系，被认定是苗族的祖先。后来经过民族的融合，形成了大的华夏族。所以，他与黄帝、炎帝同为华夏民族的祖先，在张家口的涿鹿建有祭奠这三大人文始祖的三祖堂。因为他作战勇猛，被后人尊为“战神”；而且他喜欢表演，头戴牛角，表演杂耍，据说杂技就是从“蚩尤戏”演变而来的。

    结束争斗，实现和平，但要想真正安定，还得立章法，定规矩。黄帝在这方面贡献很大，对后世很有影响。他建立国家体制：划野分疆，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他设官司职，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三公、三少、四辅、四史、六相、九德等共120个官位管理国家；对各级官吏提出“六禁重”，“重”是过分的意思，即“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实际上就是要求官员要节简朴素，反对奢靡；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设立“九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即孝、慈、文、信、言、恭、忠、勇、义，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在使用人才方面，他访贤、选贤、任能，因才使用；实行以法治国，设“礼文法度”、“治法而不变”，命力墨担任法官、后土担任狱官，对犯罪重者判处流放，罪大罪极者判处斩首等。当然这都是后世记述的，当时是不是真有这么高的水准恐怕谁也说不清楚。还是那句话，它包涵了历史的积累和后人对政治的理解。

    社会稳定，体制确立，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黄帝称主后，发明历数、天文、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纪年、文字、图画、著书、音律、乐器、医药、祭祀、婚丧、棺椁、坟墓、祠庙、占卜等等。他使大挠（淖）作甲子，划星辰为28宿，以甲乙十天干纪日，以子丑十二辰来纪月，以六旬为一甲子；他与岐伯论病理，作内经，即《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书，为黎民百姓医治病患；他命隶首作数，也就是数学，定度量衡之制；他命风后绘制奇图，始制阵法；他命伶伦取谷之竹以作箫管，定五音十二律，即最早的音乐；他使仓颉始制文字，具六书之法；他采首山(河南襄城县)之铜铸造货币；他制造舟车、弓矢，筑城邑等等，史称当时百姓“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一派太平景象。
这里应当指出的，黄帝所处的时代毕竟是华夏文明比较初始、低级的阶段，人们对它的记述是比较抽象、大部分属于推断性的，当时人与人的关系都比较简单，各种矛盾并没有显露出来。历史应当给予其高度的评价，但要把其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至高境界，就像评价我国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发展，也是不足取的。

    谈谈“根基”
 
    黄帝作为华夏文明的开创者，其所创立的政治及社会发展模式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国以后的社会基本上是沿着它的轨迹而行进。它既是文明史的发端，也是文明史的“根基”。剖析这一“根基”，对认识我们的社会发展是有意义的。

    首先说它的文明类型。我国是一个以农业占主体的国度，农耕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主流和底色。人类社会有农业、游牧、海洋以及后来的工业等多种文明类型，我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一望无际的沃野和草原，近代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农耕文明始终占据着主体地位，成为一种传统。这跟黄帝的文明始创不能不说有着一种传承和渊源的关系。当时我国的中原地区农业发达，农耕和桑种达到较高的水平，黄帝以此立国，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从此，黄帝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农耕视为立国之本，不仅把它看作是生产方式，更把它作为社会的运作模式和思维模式，其他的社会构成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农耕文明无疑是当时高级的文明形态之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将人们从采摘、狩猎、捕鱼等原始的初级行为进化到播种、畜养等较高级的阶段，由动荡变为安定，从无序变得平稳。但其却有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比较封闭，生产规模狭小，张力不足。

    与之相关连的是它的政权形式。农耕的生产组织是一家一户的，分散，交互性差；处于大河流域的地缘条件，必须进行统一的治理。于是，家长制、宗族制以及大而化之的皇权制，就成为其基本的管理组织模式。儿子对老子，宗里对族长，庶民对皇上，关系是固定的，前者必须屈从和忍让，没有话语权，不能参与管理；而后者则享有太多的地位和权力，不受约束。在这种条件下，明君和贤达政治就成为了人们所期待的。黄帝之所以受到那样多的赞誉、称颂，就是这种期待的一种体现。在这种管理体制中，明君可以充分彰显个人的魅力，而昏君则可以利用制度的欠缺为所欲为。这就使得我们的历史发展中出现过黄帝创国、尧天舜日、大禹治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社会发展的鼎盛阶段，更有纣王丧国、始皇专权、炀帝暴政、南宋偏安等昏暗的时期。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家族、宗族和政权的统治，是压在人们头上的大山。

    基于农耕的基础，我国的政权呈现出内敛的特点。守护土地，统治臣民，自我为中心，排斥外来的影响。中国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主要是对付老百姓的，起码在排序上是如此，“攘外必须安内”。尽管黄帝在创立初期抱着良好的愿望，带领群众致富，但事物的发展必将走向它的反面，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在对待周边的问题上，习惯于采用“安抚”的手段，不善扩张，对外交往多陷于被动。

    与专制相匹配的是个人的崇拜，在中国的政治模式中君权同神权是合一的。黄帝在作为王者的同时还是道教的鼻祖，是龙的化身，他的生日二月二被称为是“龙抬头”，在作为现实人的同时还是一个崇拜物。现实的人被神化，神话在现实人身上展现，“君权神授”，这种模式加重了专制的程度，也使王者的所作所为变得心安理得。

    经济的形态严重地桎梏着人们的思想，世代耕种的农民被固定在狭小的土地上，年复一年的劳作，使得眼界狭窄，创造性差；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难于扩大生产规模，形不成社会化的大生产，人们的协作意识、群体意识严重不足；小农经济限制了人们的交往，自我封闭，孤芳自赏，对外开放严重不足；国家以贡赋和徭役的形式征收农民的劳动成果，盘剥量大，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限制，奴婢意识较浓，主体意识不强。这恐怕是黄帝创立文明之初难以预料、也不可能预料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