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屈原爱国，既见于其作品，更见于其行为，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毫无疑义。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楚人本是中原民族的分支，楚文化也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的作品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他笔下的花卉草木主要产于楚地，咏及的历史人物却大多出于中原，例如尧、舜、禹、商汤、后稷、周文、齐桓、晋文等明君，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推等贤臣，这说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虽在南方，其文化血脉却与中原的华夏民族一脉相承。

    ■早在刘邦入关之初，就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秦之苛法。及至贾谊作《过秦论》，遂把秦亡的原因归结为“仁义不施”。从暂时的结局来看，确实是秦国使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但如果从较长的时段来考察历史，其实是楚人刘邦建立的汉朝才真正开创了中国的大一统时代。

    屈原爱国，既见于其作品，更见于其行为，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毫无疑义。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说:“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而今人或以为战国时的诸侯国不算真正的国家，或以为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有碍于秦国的统一事业，故而反对将“爱国主义”这顶桂冠奉献给屈原。其实“主义”这个后缀并没有特别神圣的意义，“爱国主义”则是现代语境中才出现的一个名词，其核心内涵就是“爱国”，我们没有必要因概念的缠夹不清而否定屈原的爱国精神。

    何谓爱国？对于屈原来说，当然就是热爱楚国。热爱故土，人同此心。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就是疆界最为分明的故土。相传“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孟子·万章下》)《礼记·檀弓上》记载说:“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孔颖达解释说:“所以正首而向丘者，丘是狐窟根本之处，虽狼狈而死，意犹向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屈原生于楚，长于楚，楚国是他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故土，他当然会诚心诚意地热爱她。所以屈原在《哀郢》中说:“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又在《橘颂》中歌颂橘树说:“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故土之恋本是出于人类天性的普遍情感，屈原的特点是他对故国的爱恋格外浓烈，且至死不渝。

    有一个问题需要稍作辨析。楚怀王和顷襄王都是不辨是非的庸碌之君，楚国的朝政掌握在子兰、靳尚等奸邪权臣手中，他们排斥屈原关于联齐抗秦的正确策略，却甘心在秦国的再三欺侮下丧权辱国，于是楚国逐渐走上了日薄西山的不归之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屈原为何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呢？春秋时代，士人游走各国便成为风气。孔子、孟子、墨子、吴起、申不害、商鞅、孙武等人，为了实现各自的主张纷纷奔走列国，他们并没有明确的坚守故国的理念。楚国的人材流失尤其严重，以至产生了“楚材晋用”的成语。到了战国，这种情形依然如故。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朝秦暮楚，便是最显著的事例。那么屈原为何不肯随波逐流呢？对此，连非常同情屈原的司马迁都感到不解:“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其实屈原并不是思想僵化、不知变通的迂腐之人。屈原讴歌优秀的历史人物时，从未因他们出仕他国而另眼相看:“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穆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后被晋国俘虏，以媵臣身份入秦，终得秦穆公之重用。宁戚原为卫国人，后得齐桓公之重用。屈原对二人评价甚高，竟与商、周时代的辅弼重臣伊尹、吕望相提并论。即使对逃楚奔吴，并率吴军伐楚报仇的伍子胥，屈原也极表同情:“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惜往日》)“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屈原深知凭着自身的才干，完全能够投奔他国另谋高就，《离骚》中巫师灵氛对屈原说:“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这未必不是屈原在现实生活中曾听到的劝说。然而屈原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对故国的爱恋之深非同常人，也在于他的性格之忠贞耿介迥异常人。

    热爱故国的人必然会诚心诚意地希望她变得更加美好，必然会披肝沥胆地为她贡献自己的才华与能力。况且屈原本是楚国的同姓，其家族中世世代代都有人官居高位，他本人也曾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等要职，与楚国有着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所以屈原始终把楚国的兴衰看得比个人命运更加重要，始终把实现楚国的富强视作神圣使命。性格忠贞耿介的人必然会坚守信念而不肯轻易改弦易辙，必然会一心追求道义而不肯为了实际利益见风使舵。况且屈原在楚国的政治事业本来是前程远大的，他提出的政治主张本来是切实可行的。屈原早年曾经得到楚怀王的重用，不但在内政、外交上牛刀小试，而且提出了联齐抗秦的重要战略。他的抱负，他的事业，都已在楚国奠定了根基。如此故国，屈原怎能忍心离弃？如此身世，屈原又怎能朝秦暮楚？

    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稍作辨析。屈原去世60多年后，秦国最终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而屈原奋斗终生的政治目的，正是阻止秦国对楚国的吞并。那么，能否说屈原的努力事实上阻碍了秦国的统一大业，所以其爱国精神违背了历史前进的趋势呢？不能。因为在屈原的时代，西方的秦国军力强大，东方的齐国经济富足，南方的楚国则疆域辽阔，形成鼎足三立之势。当时的谋士因盛行合纵、连横之说而被称作“纵横家”，正是天下大势的实际反映。也就是说，战国诸雄中并不是只有秦国被历史赋予统一天下的使命，事实上秦、楚两国都具备这种可能性。正如《战国策·楚策一》中苏秦所言: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天下大势则是“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事实上楚怀王确曾以“纵长”的身份率六国之军攻秦。如果楚王能够励精图治、楚臣多有贤能之士的话，焉知不会由楚国来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屈原主张的联齐抗秦的国策初见成效后，秦国大为恐慌，并不遗余力地使出各种阴谋诡计来破坏齐楚联盟，正是一个旁证。屈原在作品中反复呼唤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等古代明君，那些明君都是天下之共主，说明屈原心中素怀辅佐楚王统一天下的远大理想。我们又怎能以后来秦、楚两国的成败来判断屈原的是非功过！

    况且屈原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尧舜那样的美政，他满怀深情地呼唤美政的降临:“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离骚》)美政的基础是仁政爱民:“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离骚》)“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屈原的美政理想中也包含重视法制的精神:“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

    楚人本是中原民族的分支，楚文化也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的作品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他笔下的花卉草木主要产于楚地，咏及的历史人物却大多出于中原，例如尧、舜、禹、商汤、后稷、周文、齐桓、晋文等明君，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推等贤臣，这说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虽在南方，其文化血脉却与中原的华夏民族一脉相承。所以屈原的政治理想决不限于楚国一隅，而是要继承历代明君贤臣的传统，从而将以仁政爱民为核心内涵的美政普施于天下。

    与之相反，秦国奉行的却是一条穷兵黩武的暴力的路线。苏秦说楚威王曰:“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鲁仲连斥新垣衍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所谓“上首功”，就是将士出征以杀人多少来论功爵。除了残暴，狡诈也是秦国的主要手段。就以秦国欺骗楚怀王为例，当初秦国为了破坏齐、楚同盟，派张仪使楚，许诺只要楚国与齐绝交，就割让商於之地六百里给楚国。等到楚怀王上当绝齐后派人赴秦受地，张仪却说约定的割地只有六里而不是六百里。若干年之后，秦国提议与楚结为婚姻，并邀请楚怀王赴秦。然而楚怀王一进武关，秦国就伏兵断其后路，并扣留怀王强求割地。奸诈反覆一如鬼蜮伎俩，全无信义可言。无怪鲁仲连要义不帝秦，也无怪楚怀王卒于秦而归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屈原对秦国的野蛮本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的联齐抗秦的战略出于与鲁仲连同样的价值选择，这是根于理性与正义的准确判断。

    屈原死后60年，秦国终于灭楚。又过了两年，秦国统一天下。然而残暴狡诈是不会长久的，与秦始皇传至万世的愿望恰恰相反，秦王朝建立不过12年，陈胜、吴广就起义反秦，并以“张楚”为号。次年，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找到了流落民间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心，立为楚王，仍号“怀王”，勒义军诸部攻秦，两年之后秦王朝宣告灭亡。楚亡之后在民间流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终于成为现实。随后建立的汉朝在政治体制上虽承秦制，但其立国精神则与秦朝相反。早在刘邦入关之初，就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秦之苛法。及至贾谊作《过秦论》，遂把秦亡的原因归结为“仁义不施”。从暂时的结局来看，确实是秦国使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但如果从较长的时段来考察历史，其实是楚人刘邦建立的汉朝才真正开创了中国的大一统时代。相对于秦国崇尚暴力的反文明路线，屈原的美政理想及其文化精神更具进步意义，他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屈原的爱国精神有违于历史前进的趋势呢？（原标题：屈原的故国之恋与美政之思）作者：莫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