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明

    唐玄宗的一个女婿，叫“独孤明”。现在姓“独孤”的可能不多，至少没有听说过。唐代这个姓氏可能不少，如著名的文章大家、诗人独孤及——他与李白同时代，两人有文字之交，写过《送李白之曹南序》。关于独孤明的记载不多，只知道他是信成公主的男人。如果不是因为李白，可能今天谁也不太注意这样一个人了。说到李白的时候往往要提到独孤明，这个人对李白曾经很重要，当年提携过他，与之有过一些交往。李白大半为了个人的发展才跟他往来。

    李白在失意的时候给独孤明写了一首《走笔赠独孤驸马》的诗，回忆他们的友谊和分别后的苦恼、沦落，以及仍然希望对方能够助他一臂之力的心情。这里说的“独孤明”，就是借其表面字意：一个人既要“孤独（独孤）”，还要“明”。“孤独”是一个基础条件，一旦失去了它，“明”也就失去了。现在好多人恰好相反，不是寻找那种状态，而是极其恐惧孤独、害怕寂寞。一般人有了专业成就还大不满足，还要做一个闻人，并以此为荣，习惯和得意于这种生活。但是他失去了“独孤”这个基础和条件，也就丧失了强大的发现力和感受力，没有了“明”。

    一个人只有生活在个人的、有所隔离的封闭空间里，才会有一些完全不同的、极其偏僻和深入的发现。既要“独孤”又要“明”，讲的就是清晰和洞彻，是距离的功用和能量——他不再是一个搅在一团世俗生活中的人，而是一个目击者和思悟者。思悟和思考还有区别，悟是冥思玄思，是心的力量而不尽是脑的力量。世界太大太复杂，需要生活在其中的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辨析、思索，时刻保持强大的理性。拥有清澈的个人世界，同时还要拥有一个混沌的个人世界，这样的人才会超越一般的智慧。

    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独孤明”。

    两次进长安

    庄子有句话被很多人引用过：“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这句话很了不起。他赞扬这样极端的人格与力量：整个的世界都在否定他，他却不感到沮丧；整个的世界都在赞誉他，他也不会更进一步去做这些事。像这样的境界谁能抵达？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包括庄子自己大概都很难吧。但是作为一个理想至境，作为一个很高的目标，却实在不可以不想，起码要向往才好。

    而李白这一生，他的“劝”和“沮”总是十分明显的。有人说李白一辈子到过一次京城，也有人说两次，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这本书中做了考证，认为是两次，这大概是切中事实的。李白第一个老婆是前宰相的孙女，她有很多人脉关系，所以李白才能够在三十岁以前到过长安。这次到长安对他的一生非常重要。因为李白三十岁左右已经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负和自信，不再能忍受平凡的生活淹没自己。他写过一篇《大鹏遇希有鸟赋》，其中就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他将自己比喻为“大鹏”。

    这个赋写他在山里遇到一个道士，这人叫司马承祯，年龄比他大得多，谈吐不凡。道士说李白是个少见的青年人，俊朗，清爽，有一股仙气——后来许多人谈到李白的时候，比如身在朝廷的大诗人贺知章，都说他身上有仙气。李白的个子并不高大，曾有人估计大约在一米七之内；但为人很豪放，稍微有点狂妄，爽朗、痛快、利落，持剑而行，游历四海。这样一个人是可爱的，有很强的“观赏性”，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是个富家子弟，穿着不俗，见识过人。道士当时和他交谈得很愉快，对他大加赞赏，是可想而知的。

    李白把他们的这次相遇写成一篇赋，赋中说这个道士很了不起，是一种很稀有的“怪鸟”，而他自己就是那个“大鹏”——这里对自己有极高的期许和肯定，而第一次进长安，就是一次“京漂”，是第一次展翅高翔的尝试。

    李白这次到长安结识了许多人，其中就有唐玄宗的女婿张垍，还有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这两个人对改变他的命运当然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李白在京城还尽可能多地结识了一些名流，这些人对他第二次进京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张垍让李白住到修道的终南山里，说玉真公主有个别墅建在那里，在那里等候公主是最适宜的。结果李白住在那个空旷的房子里等待皇帝的妹妹，最后不过是一场空等。好在快要离开长安的时候，玉真公主终于跟他见面了。所以可以说，没有第一次长安之行就没有第二次，而这两次长安之行又成为支撑他一生的精神慰藉，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李白第二次到长安已经四十多岁了，当时一得到诏宣兴奋之极，写了那首著名的七言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由一个叫吴筠的道士将他推荐给皇帝，可能同时还有其他人的举荐，比如玉真公主的美言。当年的唐玄宗特别喜欢求仙事业，少有例外的是，当一个皇帝取得政权并最后巩固的时候，就要想长生不老的事情了，这和秦始皇是一样的。这种事业与打天下不同，倚重的不是文臣武将，而是方士和道士。吴筠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道人，唐玄宗把他弄到长安切磋修道，吴筠就趁机向唐玄宗提到了李白。

    皇帝宣诏李白进京作了供奉翰林，这是诗人一辈子最高的荣誉、最辉煌的人生经历了。他后来的诗中时常提到这段荣耀，表达了无限的怀念和渴望。这成为李白一生中最华丽的乐章。

    李白的功名心，围绕这些的全部行为，既有文化心理因素也有其他。他的言与行成为历史，已经不可变更，后人可以说他媚俗和庸俗，难脱战国以来游说之士的窠臼；但即便如此也处处显露出某种诗人的单纯气——这应该是天生的性格因素在起作用，如过分地情绪化和外露，这在处处讲究中庸的中国文化里将格外刺目。

    不可忍受

    尽管如此，今天的许多人还是会原谅李白。设身处地想一下，一个诗人有了这样的一些经历，招入朝廷接近唐玄宗，做翰林待诏，自然会引以为荣。人们会以这样的人之常情来设定和原谅古人。但是如果结合李白一生跟达官贵人的过往，因巴结攀附留下的大量文字来看，又会觉得不可忍受。比如作为后来人的大诗人陆游看了这一类文字，就心生厌恶，说李白这种人活该要一辈子落魄：“一生砍壈。”

    “砍壈”即困顿不得志。如果通读了李白的诗文，有人会觉得陆游这种激烈的言辞算是苛责，也可能有人认为并不过分。陆游言外之意是说李白的下贱，说像李白这样不能自尊自贵的人，一生就应该充满折磨，落得这种命运也算活该，并不为过。

    其实李白的性格因素中比较一般人更是充满了矛盾。他在结构作品抒写情怀的时候，感性世界是那么丰富，判断事物是那样缜密和深刻，一丝一毫都不会偏差，处处表现出超人的能力。我们知道写作过程中既需要充沛的感性，又需要理性的强大把握力，小到每个字词的调度、段落的起承转合，大到通篇思想与逻辑层次，都要凭借超绝的把握力和判断力。李白在这方面具有卓越的才能，但在另一方面，在人事机心、世俗物利的处理上，在与权势交往、自尊和隐忍等等复杂关系方面，又表现出相当的混乱和昏聩。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当他得志之时，曾在宫廷上有过十分传奇的表演。尽管诸多事迹已不可考，只在民间传流很广——皇帝让他写一个诏书，李白即趁机逞能显傲，让皇帝的宠妃杨贵妃研墨，让权势显赫的高力士脱靴……这十有八九是民间演义，而不会是真实的细节，但肯定也不尽是空穴来风。在人们对他的行为逻辑推理中，他就应该如此玩弄皇帝身边的权贵，出一口恶气；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骄纵姿态也是软弱无力的表现。如此相伴的另一个记载，说唐玄宗看了其言行表演，私下里跟高力士说李白，谓之“此人固穷相”。

    再看李白诗词之外最著名的文字：《与韩荆州书》。李白才华飞扬，狂傲不羁，不愿或不能通过科举道路去当官，他觉得那样太麻烦；还有一个假设，就是当年的李白很难通过科举审查这一关，因为他的出身有问题。但无论怎么说，一级一级地考取，这极为刻板的程序很不适合一个拔地而起的天才。他想的是一步登天，比如让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人物直接推荐给皇帝。对此他非常自信。所以他就给当时一个极有权势的“韩荆州”写了一封自荐信：自己多么有才华，多么了不起，而“韩荆州”又多么伟大。他对这个权贵人物的颂扬达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用语是极为夸张和肉麻的。作为历史名文，后来的《古文观止》等重要选本都收入了。

    人在利益面前竟可以如此，似乎更让人难以忍受。

    这只是从旁观者的超脱立场而论的，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无论李白多么不堪，人们或许还要对他网开三面，允许其“胡闹”。我们不可能再有第二个李白——一个国家有没有李白将是大不一样的。当然这也是意气情怀，从理智上来讲一切又当别论。这里不能不更多地谈到唐代风习，考虑当时浓烈的“干谒”传统。这是一直从战国时期承续下来的，到了宋代才变得式微——宋代人对汲汲于做官、到处跑官要官感到极大的耻辱，正像钱穆先生总结的，那时的读书人“以清淡自甘，以骛于仕进为耻，更何论于干谒之与请乞矣。”

    关于李白和杜甫，更有韩愈等杰出人物留下的一些“干谒”文字，许多人会为他们感到惋惜。其实远早于他们的时代，那些“毛遂”们就已经很多了，纷纷“自荐”成为盛大风气，而且有着堂皇的理由：生逢盛世，敢不为君所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最有名的句子，集中说出了这样做的志向和理由。这样的情形以战国时期为最盛，到了唐代这样的“盛世”，也就延续下来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注意的往往是极有名的历史人物，其实比他们名声小一些的人即便做得更甚，却没有多少人援引。如唐人符载《上襄阳楚大夫书》中写道：“天下有特达之道，可施于人者二焉。大者以位举德，其有自泥涂布褐，一奋而登于青冥金紫者。次者以财拯困，其有自粝饭蓬户，一变而致于肤粱广厦者。”可见当时是颇有人寄托这“特达之道”的，梦想着“一奋而登于青冥金紫者”。这种“一奋”者从古至今总未绝迹，而且有古例可傍，所以此类风气只能愈演愈烈，闹成“跑官要官”的现代版，成为数字网络时代的另一道风景。（原标题：【也说李白与杜甫】原谅还是不原谅李白？）作者：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