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演唱时有锣、鼓伴唱击节而得名。主要伴奏乐器为四股弦（即四弦）,故又称“四股弦书”，。又因艺人尊奉三皇（天皇、地皇、人皇），所以也叫“神鼓书”。流行于陕县、灵宝、卢氏、栾川、渑池及山西、陕西省的部分地区。

    锣鼓书的渊源无史料记载。因其音乐唱腔、锣鼓经与蒲剧极为接近，又多为瞽师演唱，故而一些艺人认为锣鼓书是由盲人腿板书受蒲剧唱腔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另据艺人们世传四句常用的开场白:“三皇治世留根源，留下鼓乐开丝弦。鼓乐丝弦把神敬，神人得位民自安。”认为，锣鼓书早期是和民间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灵宝县艺人周建西、苏万宰等人的师承上溯可知，约于清初此曲种已在灵宝、闵乡一带流行。

    早期锣鼓书多为一人演唱，行话称“单体”。艺人右腿缚响板（俗称蚂蚱片，即腿板）,左脚蹬梆子，手持四股弦自拉自唱，有“两板一梆子”之说。也有的将鼓板、大锣、小锣、镲分别置于桌面上或挂在竹制架上，一边击打一边拉弦演唱。清嘉庆年间，个体艺人们开始组班行艺。著名锣鼓书班有灵宝县大王村的刘家班。陕县菜园街的水家班。常演反映农家生活曲目，如《怕婆娘》、《打蛮船》、《争嫁妆》、《分家记》、《亲家母打架》等。唱腔音乐结构属板腔体，有【慢板】、【二板】、【飞板】、【流水】和伴奏奏曲牌【分手】等，与蒲剧唱腔近似。清末民初，锣鼓书在豫西、晋南一带普遍盛行，他们组成三至七人的书班，主唱者拉四弦，兼打锣鼓。称为“座帅”。其余人围坐左右，分持三弦、板胡、笛、二胡、鼓板等乐器，按戏曲行当分脚演唱，多唱愿书，民间祭祀、祈雨常请其演唱。较有名的艺人有灵宝县的刘彪、荆师；陕县的史青娃及亢梧桐等。所唱曲目有《罗成算外》、《平贵登殿》、《龙三姐拜寿》、《梁山泊与祝英台》、《张连卖布》等短篇，也有中篇书《红灯记》、《古城会》等。民国时期，锣鼓书活动更加频繁，仅陕县、灵宝即有二十余班，如交口村锣鼓书班、刘小龙书班、曹虎便书班、许满屯书班、常岗子师徒班、程小群书班、宋士德（又名土墩子）书班等，锣鼓书艺人为争取观众，也兼演迷胡书，颇受群众欢迎。锣鼓书班不随便收徒传艺，正如他们所唱：“盲人在世饭碗难，乞讨算命拉四弦。”凡收徒必郑重之约，参拜“三皇”，盟誓守规等。入班后，一人要学三五门技艺，拉、弹、吹、唱和击打锣鼓，必须全部精通，为的是演唱时缺人，均能替补、群众称赞这类艺人有“真本事”。他们除行艺演唱外，还兼算卦以维持生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锣鼓书有了较大发展和革新。陕县、灵宝、卢氏三县登记在册的锣鼓书班就有三十三个。陕县艺人为了增强演出效果，拆除了面前的竹架子，把锣鼓乐器放在桌面上，加强了演员和观众的交流。艺人们还创造了喜、怒、哀、乐、惊、恐、悲等音调，通过声音造型反映各类人物复杂的感情变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陕县曲艺队锣鼓书组大胆创新，在《爷儿三个争发言》的演唱中。增添了三个明目人各持鼓、竹板和小锣边唱边表演。乐队伴奏兼伴唱、这一新的表演形式受到了热烈欢迎。1957年，河南省首届曲艺、木偶、皮影会演，卢氏县文化馆锣鼓书组演唱的传统曲目《小二姐做梦》，陕县锣鼓书组王良成等演出的《全家去辩论》和徐文社演唱的《皮县五大夜》均获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灵宝、陕县、卢氏等地组织了归属县文化馆直接领导的锣鼓书班。1963年，陕县文化馆将搜集到的四十多个锣鼓书传统曲（书）目，分三集油印成册。1964年，全省掀起说新书创新书高潮，锣鼓书艺人和曲艺作者先后编演了《核挑窝》、《男扮女装二十年》、《十八亩地》、《一袋松籽》等新曲目。

    “文化大革命”中，锣鼓书演唱活动停止。1978年后，传统戏开放，三门峡、陕县文化馆恢复专业锣鼓书班，并吸收一些明目人和知识青年参加。一些年轻艺人还学习移植其他曲种的长篇大书《杨家将》、《水浒传》等进行演唱。零散艺人自行组合，以唱愿书为主，个别老艺人还从事算卦活动。

    1981年，三门峡、灵宝等地的盲艺人参加河南省残疾人文艺会演，冯志学、贾双牛获优秀演员奖，郭天上、李兴发、张当森、赵宝田、赵稳定等获二等奖。

    1984年，灵宝县艺人周建西将锣鼓书的传统曲目《文正夸桑》更名为《包公夸桑》整理发表，又创作发表了《高价姑娘》等现代题材曲目。此时，因演出收入减少，一些锣鼓书艺人歇业改行。如今仅有少数半职业和业余书班坚持演唱活动。如灵宝县朱阳乡吉怀友班、陕县张茅乡王小丑班、赵邦性家庭书班、杨丙书书班、王治才家庭书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