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兰兰 摄

    相声，曲艺形式之一，用诙谐的语言，尖酸的嘲弄，以达到惹人“捧腹大笑”而娱人的目的。它最早的形式是由“俳优”这种杂戏派生出来的。

    相声一词，古作像生，原指模拟别人的言行，后发展为象声。相声起源于华北地区的民间说唱曲艺，在明朝已盛行。经清朝时期的发展直至民国初年，象声逐渐从一个人模拟口技发展成为单口笑话，名称也就随之转变为相声，由一种类型的单口相声，逐步发展为多种类型的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

    88岁的杨宝璋老人，是一个在省内外名气很大的相声表演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如今老人已经很少登台表演了。

    痴迷相声 拜名师学艺

    清末民初，开封相国寺内游人终年不断，鼓书、坠子、土梆子、说书、相声、双簧、戏法、皮影戏等民间娱乐活动很繁荣。相国寺是曲艺杂技艺人群星荟萃之地，很多身怀绝技的艺人都在那里“撂地儿”演出，最吸引游客的是相声场子，而在相国寺表演相声最有名气的就是“张傻子”。

    我小时候经常到相国寺听相声，当时最喜欢听的是“张傻子”的相声，尤其是他的相声“三部曲”——《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蝉》、《张飞打严嵩》特别有意思，听了他的相声后，我便迷上了说相声，决心这辈子非说相声不可。但是在那个年代，相声艺人被认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下九流”，被人看不起，所以我父亲强烈反对我学说相声，打算将我留在身边学手艺。但是我死活不肯，最后父亲拗不过我，只好成全了我。

    那个时候，我还结识了几位酷爱相声的小伙伴，我们经常在一起听相声、谈相声，切磋相声技艺，后来几个人凑钱，在当时的南关四营房街办起了一个相声场子，说起了相声。最初，由于我们会说的相声段子不多，并没有多少人气。恰巧在这个时候，北京相声名家陶湘九来相国寺献艺，我们几个便找到陶湘九要求拜他为师。陶湘九看我们这几个年轻人诚恳、执著，便欣然同意收我们为弟子，并分别给我们起了艺名。“杨宝璋”便是陶湘九先生为我起的艺名。

    刻苦学习 练就精湛技艺

    拜师之后，白天跟师父学艺，晚上就把学来的拿到自己办的相声场子里演出。当时，老师先从绕口令背贯口开始教，然后再教“活儿”（段子）。学相声扎基本功最难，那时候没有教材，全靠师父口传心授，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学，一天要背20多遍，一天下来腮帮子都是酸的。

    学相声没有啥技巧。为学好相声，我每天一大早就到河边练习，走路练、吃饭练，晚上躺在床上也练，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当时的窗户都是纸糊的，师父就让我们对着窗户纸大声背，喷出的唾沫星子容易把窗户纸打湿，什么时候不喷唾沫星子了，才算出师，最少也得两年。拜师学艺期间，练就了我的基本功。

    在学有所成后，我开始走江湖、跑码头，足迹遍布黄河两岸、大江南北。我先后与相声名家李寿增、高桂清、张杰尧、来振华、侯宝林、刘宝瑞等联袂演出。上世纪20年代，曲艺曲种交流频繁，我经常受邀到济南、安徽、武汉等地演出，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剧场，都是明场子，不卖票，说一段收一段钱，板凳上坐满了观众，场子周围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人。在老师的催促下，我去了北京，在北京天桥“撂地儿”，白沙撒字写上“开封相声”，成为在北京天桥说相声的河南第一人。

    广收徒弟 传承相声艺术

    从艺70年来，我共收了14个徒弟，现在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如今他们都取得了一定成绩，有的是国家一级或二级演员，有的担任省、市文联和曲协负责人，并屡屡在全国及省、市各类曲艺大赛中获奖，在相声创作表演、教学方面各有建树。

    我们那一代人，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才去学艺。如今，有很多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热爱相声，积极投身曲艺事业，从文化层次上来说比我们强。年轻人学相声是一件好事，但是保留传统的很少，这方面应该引起重视。一方面应该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应该保留传统的东西，因为每一个新段子都有老段子的影子，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要是全部抛弃老传统，就很难有新的段子产生。

    年轻人学相声不要太激进，要打好基础，多看表演，多看书，多琢磨，多向观众征求意见，观众就是你的老师，没有这个想法不行。我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相声能够蓬勃发展，得到传承并被发扬光大！本报记者 王兰兰【原标题：杨宝璋的曲艺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