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不无感叹地写道：“走向陕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的，只要我们走进陕北，走近陕北民歌，在细细领略她的魅力时，就不难发现：那不正是我们一直向往的民族之韵吗？

　　陕北民歌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在北起毛乌素沙漠、南至金锁关，东起黄河、西至子午岭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陕北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拦羊嗓子回牛声，抒发着自己的冲天豪气，宣泄着自己的情感世界。通过山曲、秧歌曲、小调、道情、信天游、生活小调等多种形式，用自己的精神、思想、情操、甚至生命，向世人尽情展示着陕北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在这里，黄土高原广袤、雄浑中透出几分苍凉的自然环境，峁梁起伏、沟壑纵横的视觉效果，通过艺术思维的折射，赋予陕北民歌独特的地缘基因，那高亢粗犷、悠扬质朴的一首首陕北民歌，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鸣。

　　陕北人就像陕北民歌的一个个音符，无论是牛耕的犁沟，还是农闲的炕头；无论是节日的街巷，还是商贾的路途，都会被陕北人谱写成一行行、一曲曲如醉如痴的民歌乐章。“阳坡的糜子背洼的谷，黄土地里笑来黄土地里哭”，你看那田野里、路畔上、院落里、崖畔上，那做工、放牧、赶牲灵的；那洗衣、挑水、纳鞋底的，竞相用民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劳作中、酒席上，甚至叫卖、哭悼，都有词有曲，令人荡气回肠，情不自禁。清末钦差、光绪帝的老师王培棻在巡视三边后写的《七笔勾》中，将三边描绘成“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之地。恕不论老先生有无偏见，正是受封建礼教影响较小的客观现实，才使陕北人的天性、野性、人性得以张扬，才会涌现出赫连勃勃、李继迁、李自成、韩世忠这样的民族精英，才会孕育出陕北民歌这样的文化精品。

　　陕北民歌是用老镢头镌刻在黄土高坡上的音乐巨著，是瞭望陕北的百科全书。“信天游好像没梁的斗，甚时想唱甚时有”，现今流行的两万多首陕北民歌中，有言情的、叙事的，也有诉苦的、明理的，大都是口头传唱文学。陕北民歌在流行、演绎的过程中，陶冶了陕北人淳朴、善良、刚毅、豁达的个性，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像陕北民歌歌手中的杰出代表，《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的作者、黄河船夫李思命，《赶牲灵》的作者、脚夫张天恩。《三十里铺》的作者、木匠常永昌等，他们可以不识字、不识谱，但他们不能没有生活，不能没有民歌。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受苦人和像他们一样用心感受生活、用生命拥抱艺术的人，才将黄河船夫的伟大、脚夫的艰辛、爱情悲剧的伤感，定格成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精美民歌，并插上音乐的翅膀，从陕北的土旮旯、山圪崂走向全国、飞向世界。

　　说起陕北民歌的广泛影响，人们用陕北民歌唱红了天、唱恸了地、唱出了一个欢天喜地来概括。

　　陕北民歌唱红了天，说的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唱出了时代的心声，一俟唱出便迅速传遍全国，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在1971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将《东方红》的乐曲送上了太空。唱恸了地是指现行《哀乐》。1942年，鲁艺的刘炽、张鲁在米脂县常石畔村唢呐艺人常峁儿处采风获得唢呐曲牌《粉红莲》，由于此曲音韵深沉宽广，音色凄哀中凸显坚毅刚强，体现着一种生生不息的自强信念，音乐家们将此曲与陕北民歌《珍珠倒卷帘》主旋律编配，改编成多种民乐演奏的哀乐。同年，公祭刘志丹移柩家乡时，被正式当哀乐使用。1956年刘炽在《上甘岭》电影中将此曲处理成管弦乐队演奏的追悼音乐，并定格成现今通用的《哀乐》。唱出一个欢天喜地是指我国喜庆佳节的保留节目——《春节序曲》。《春节序曲》是由著名音乐家李焕之先生根据陕北春节民间娱乐活动素材和陕北传统民间音乐，于1955至1956年间整理编创的《春节组曲》中的第一乐章。该曲以陕北大唢呐《狮子令》等经典曲牌与陕北秧歌《拜年调》巧妙组合，将中华民族欢度春节的丰收团圆、祥和喜庆、热歌劲舞、万众欢腾的喜气和追求幸福美好的情趣演绎到了极致，成了全民族的欢乐旋律。

　　陕北民歌能始终跟随时代的节拍,扎根于厚实的生活土壤之中。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红》，本是一首土生土长的陕北小曲——《你叫妹妹不放心》，歌词是“兰格茵茵的天，飘来一疙瘩云，刮风下雨响雷声，三哥哥今要出远门，呼儿嗨哟，你叫妹妹不放心……”抗日战争时期，陕北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尽匹夫之责，奋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将此曲改编成抗日歌曲：“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咋顾不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马调》，1942年佳县农民李有源有感于解放区的新生活，又将此歌改为颂歌《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从《东方红》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陕北民歌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

　　陕北民歌始终和着时代的主旋律、与民族命运相联系、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品质，使陕北民歌成了陕西的名片、中华文化的瑰宝。（原标题：陕北民歌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