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发展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其建都500多年的过程被称之为“九都八迁”，如果说当初在陇东地区秦国拉开了自身发展的历史序幕，那么后来再向关中挺进，尤其定都雍城之后才真正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强国之梦。时隔2600余年，昔日帝都芳容被黄土尘封，而自上世纪30年代至今几代考古学人持续传承的考古探索，逐步再现出曾经恢弘的强秦。

　　今年7月，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东方帝王谷》热播后，剧中“饮马黄河”对秦雍城的讲述，考古专家对这座“水上秦都”的城市格局、城市扩建、城郭制度、陵墓、郊外祭祀等提出新观点，再次引起公众对这座有着300余年历史古城遗址的关注。

　　12年不解之缘

　　记者与专家发掘现场邂逅

　　以往，史学界一致认为，凤翔县的孙家南头村宫殿区在成为秦人迁都的雍城后，才成为秦至西汉时期王室进行重大祭祀活动的场所。但随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该宫殿区勘探时意外发现的一批秦墓，改变了这个说法。这次发掘清理说明早在迁都雍城之前，此处就是西周王朝的一个封邑，并且兴盛了很长时间。

　　2003年1月15日已是农历腊月，凤翔县长青镇寒风凛冽。记者在接到“凤翔孙家南头考古有重要发现”的消息后匆匆赶到了工作现场。

　　当日中午，记者在已经发掘的一处墓地看到，考古人员正在深约10米的墓内紧张地进行发掘清理，此时墓坑里已露出大量的青铜器以及陶器、漆器等文物。“那个戴眼镜的人就是省考古队负责人田亚岐。”时任宝鸡市文物局长的张润堂指着正蹲在满是泥雪的墓坑中忙碌的中年男子说。据介绍，为配合宝鸡市某企业征地建厂，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队、凤翔县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在占地近千亩的建设区域内发现了100多座周秦时期墓葬。

　　“这批墓葬的发现可能要重新认识汧河流域秦国历史发展的遗存序列，可能为探寻秦国早于雍城的另外一处城邑——汧渭之会提供有力线索。”田亚岐兴奋地向记者介绍道。12年后的2015年7月，当记者和田亚岐聊起雍城考古时，他仍然对秦都城学术观点津津乐道。巧合的是，他正在校对即将出版的《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建筑遗址》专著，该书中的一项内容便是当年发掘的孙家南头村那批周秦墓葬。

　　80年接力考古

　　逐步揭开秦雍城神秘面纱

　　从上世纪30年代，雍城考古工作历经了八十余载，田亚岐将这一漫长过程分为4个时期。

　　启蒙时期为1934年～1937年，前北平中央研究院的年轻学者徐旭生、苏秉琦、石璋如等先生赴宝鸡参加渭水流域考古调查并发掘斗鸡台“瓦鬲墓”，他们平日驻扎于当时的府城凤翔，发掘闲暇之际，他们漫步于凤翔郊外的雍水河畔，以小规模的田野考古调查方式，留意并初次查找古文献中所提及的早期秦雍城。

　　初期探索期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加强和倡导对古文化遗产的保护。自上世纪50年后期开始，关中地区沿渭河、泾河、汉水流域探寻古代重要历史古城及古人类聚落遗存的考古工作相继展开，秦都咸阳、雍城作为渭水流域的工作目标随之被纳入工作视线。国家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此时曾在凤翔做过多次考古调查；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凤翔发掘队正式成立，诸多前辈学者先后参加了雍城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由于当时秦文化考古工作刚刚起步，有关遗存的面貌和特征并不为人所了解，当发现一些城墙遗迹和建筑材料标本之后，自然把位于雍水河左岸的“南古城”当成是秦雍城的宫城所在。其实现在看来，“南古城”虽位于秦雍城遗址范围之内，但它不具备东周时期秦雍城的属性，可能系西汉时期雍县县邑或者同期官署建筑。

　　全面辉煌期自1974年开始，那时考古学界希望通过考古新材料来证明一个时兴的理论观点，即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统治薄弱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思想及其杰出人物之所以能在秦国出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那里没有奴隶制，或是奴隶制统治薄弱，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工作背景，促成了后来秦雍城大规模考古工作延续。十几年的考古生涯与勤奋拼搏，铸就秦雍城考古工作最为鼎盛的辉煌期。直至1986年，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者在雍城城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摸清了雍城的位置、规模；划分了城内的三大宫殿区及城郊宫殿等建筑遗址相对区域分布；勘探出位于城南规模宏大的秦公陵园及雍水河沿岸的国人墓葬区；调查出郊外的部分宫殿建筑遗址区；发掘了秦公一号大墓和马家庄秦宗庙遗址等。

　　上世纪末至今为秦雍城考古工作的巩固转型期，秦雍城考古工作进入对传统考古资料进行全面整理以及在传承既往“宏观”工作取得重要收获的基础上，再利用“微观”工作的方法和理念对秦雍城遗址的细部进行更为全面掌握的新时段。这一时期秦雍城的考古工作主要是确认秦雍城遗址的整体布局和内涵，在此基础上建立该遗址GIS地理信息系统；在重点区域田野工作方面先后开展了城址调查、秦公一号、六号陵园和“穆公坟”遗址考古调查与勘探、秦公一号大墓一号祭祀坑发掘、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考古发掘、孙家南头春秋秦墓地与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考古发掘等，这一时期当雍城遗址被列入全国百处大遗址之后，由陕西省文物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写的《秦雍城大遗址保护规划》成为转型之后如何进一步探索与传承这座秦都“圣”城的重要命题。

　　采访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官方公布的秦雍城考古成果显示：2013年在秦雍城遗址首次发现雍水上的堰塘遗址；首次确认环围状的城郭结构；首次印证“左祖右社”的城市布局，秦雍城的面貌得以更加清晰地还原……

　　“作为建制时间最长的国都，是秦国走向强盛的里程碑，秦国在雍城发展军事，构筑城防体系、提升经济的支撑力，以满足对外战争的耗费，秦国也正是通过战争营造自身发展的空间。如果说当初秦国在陇东地区拉开了自身发展的历史序幕，那么后来东出陇山，向关中挺进，尤其是在经过反复选择定都雍城后才有了统一六国的强国梦想。”田亚岐说。

　　秦公陵园和国人墓地

　　陵随都移与城陵相依交互印证

　　秦公陵园位于凤翔县南塬，分为南指挥陵区和三岔陵区两部分，约23平方公里，南指挥陵区由13座陵园组成，是目前所知最大的秦公陵园区，目前已在陵园中勘探出“中”字形、“甲”字形、“目”字形及“凸”字形大墓和车马坑共51座和2处国人墓地。雍城秦公陵园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布局规整，它与之前和后来的秦公陵园形成了具有持久性、继承性、完整性、独特性的秦国陵园体系，其表现整个秦陵园“从集中公墓制向独立陵园制发展过程”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据介绍，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平面为“中”字形，坐西向东，全长300米，面积5334平方米，深24米，是已发掘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室由主椁室、副椁室、72具箱殉、94具匣殉组成，该墓葬虽经屡次严重盗扰，但仍出土铜、铁、金、陶、玉等各类文物3500多件，根据墓中出土的石磬刻文，基本确定大墓的墓主为春秋晚期的秦景公，对先秦丧葬制度及秦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1世纪以来，国家、陕西省文物部门按照大遗址“微观”工作目标，在原已勘探出的14座秦公陵园中选取一号、六号陵园进行试验性复探。在一号陵园勘探除重新确认陵园中兆沟布局走向、门的结构和8座分别为秦公大墓、陪葬墓、车马坑与祭祀遗迹外，在中兆沟紧邻外侧东北方向又新发现446座同期或晚于该陵园年代的中小型墓葬，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9座，其余437座为小型秦墓葬，这类中小型墓葬区域目前没有发现环绕在其周边的兆沟，六号陵园过去曾勘探出属于该陵园的6座分别为秦公大墓、陪葬墓、车马坑与祭祀坑的遗迹，但由于没有发现中兆沟而无法确认该陵园具体布局情况，本次勘探新发现了整个中兆沟布局走向和门的结构，发现兆沟的四角各有一段5米～10米长的缺口未挖通，另外还在中兆沟内发现了2座“目”字形祭祀坑，在确认原勘探出的15号“中”字形大墓时，又在墓上发现了夯土建筑遗迹与遗物，与一号秦公陵园具有相同规律的是也在该陵园中兆沟紧邻外侧的西南方向新发现703座同期或晚于该陵园同年代的中小型墓葬，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多达29座，其余674座皆为小型秦墓，同样没有发现这群中小型秦墓周边的兆沟，为了进一步确认环绕在秦公陵园兆沟外侧中小型墓葬的布局、性质、年代及沿革，随后又对六号陵园中兆沟外侧的5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

　　随着两座陵园复探工作的开展，新的认知也随之形成，由于在陵园中未发现新的“中”字形秦公大墓，说明在整个雍城已发现的21座“中”字形大墓数基本和当时在雍城执政的秦公人数相吻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字形大墓即为秦公的陵寝。目前在整个雍城秦公陵园内仅发现3座“甲”字形大墓，从陵园制度的规律性讲，过去认为系秦公夫人墓的观点较为牵强，系未享国的太子墓的观点还有可能，基于近几年在雍城秦公陵园内调查与勘探方面的综合认识，以往在陵园兆沟之内被统称为大墓的遗迹，除“中”字形和“甲”字形墓寝之外，其他形制的不是墓葬，而分别是西秦公陵园的车马坑与祭祀坑，这就说明当时在秦公陵园的兆沟之内埋葬的墓主人只有享国的秦公或者未享国的太子。那么按照当时夫妇不同墓穴埋葬制度，秦公夫人当葬于何处？秦国宗室贵族、军功大臣又葬于何处？新发现于陵园中兆沟外侧的中小型墓群被整个雍城秦公陵园的外兆沟所包围，从布局上来看必然与陵园有关系，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推测，他们若不是以从葬的身份葬于秦公大墓之内，就有可能葬于兆沟以外的中小型墓群，过去的研究将秦公陵园作为“公墓”，而国人墓地一般被当作“族墓”对待，二者属性不同，相互分开。从新发现上看，“公墓”与“族墓”在雍城时期的墓葬布局上有其鲜明的组合特征，秦国早期的秦公大墓和小墓葬于一起，没有兆沟之分，可称为典型的集中公墓制；雍城时期二者仍然距离很近，但却将秦公之间、秦公与中小型墓群之间以兆沟分隔，可称为相对集中公墓制并显现出独立的陵园制的雏形；秦国末期至秦代，“公墓”与“族墓”乃至“公墓”与“公墓”之间已完全分开，而且距离较远，呈现出典型的独立陵园制度特征，因此，在一号、六号秦公陵园兆沟内外完整布局的新发现从丧葬制度上生动的反映了当时秦国社会内部等级森严的场景。

　　国人墓地主要分布在城南郊雍水河沿岸，分别由南指挥、黄家庄等处相对独立存在的墓区组成，总面积2.3平方公里。除上述区域外，近年还在雍城以东郊外的塔寺河沿岸六道村、瓦窑头和雍城城址范围西北部相继发现多处秦人墓地，这一新发现改变了之前认为秦国人墓地仅分布在雍水河沿岸的传统观点，同时根据墓葬年代推断，城内墓葬并非秦国有城内葬的习俗，而是原本葬地为城外，后因城市扩大所致。

　　据介绍，田亚岐研究员最新关于秦都雍城历史地位与沿革的学术观点认为，作为秦国历史上建制时间最长的一处正式都城，雍城在其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按照目前学术界对秦“九都”各自功能与层次结构的研究，自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初居雍大郑宫起，止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自雍徙都咸阳”，秦置都雍城达327年。

　　河流纵横

　　“水上秦都”不断完善

　　“秦国从最早的甘肃礼县再到最晚的咸阳，是在迁徙中不断壮大，在迁徙中不断从城防体系、城市建制等总结完善建城设施与规模。”田亚岐告诉记者。

　　在此前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学者已确认雍城西北有一片辽阔的水域，但由于缺乏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对秦人如何使用这一水利资源不得而知。2014年，考古工作者在这片水域的流出口——雍水河古河道上勘探出一段横截于古河道的石砌堤坝，由此证明，当时湖泊和河流的水位，已受到人工修筑的堰塘的影响。更为巧妙的是，考古学者发现这段堤坝与河道同宽而又低于河岸。对此，田亚岐说：“这样的构造非常科学，汛期来临，堰塘能及时向河道泄洪；旱期来临，堰塘能优先向城内供水。修筑堰塘不仅使得民众旱涝无忧，还能起到城市防御的作用。”

　　据田亚岐介绍，在迁雍之前，秦人曾由西犬丘先后迁至秦邑、汧城、汧渭之会、平阳，但都未能长久居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受自然环境制约，不足以支撑秦的长远发展。田亚岐表示，一座都城的建立，大约要经过试用期、扩张期和巩固期3个阶段，秦在秦邑、汧城、汧渭之会、平阳只经历了第一个阶段，而在雍城则完整地经历了3个阶段。

　　据介绍，雍城相比之前的平阳，居高临下，依山傍水，因此，当秦人由平阳迁至雍城，首先不必再担心外敌的侵扰。更令人惊喜的是，这里不仅有大量本地人口供秦人扩充军队、繁衍生息，还有足够平坦肥沃的土地供秦人进行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当在雍城顺利、轻松地度过第一阶段后，秦人开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由于雍城四周河水丰沛、河谷纵深，自然河流便成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设施。这种情形与秦迁都雍城之前，在西犬丘的大堡子山、圆顶子山的城防体系，以及秦陵园内的兆沟如出一辙，也是对文献所载“城堑河濒”的实景解读。而在城内，秦人也“顺河而建，沿河而居”。考古学者的调查发现，两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河与两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天然河互相交错，将雍城划分为内城与外城，等级区分、功能区别开始出现，标志着雍城进入了第二阶段。再后来，秦国为了适从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强力攻伐和争雄，于是秦雍城便出现了“悼公二年（公元前490年），城雍”的情景，这是雍城城市发展的第三期，也是最为鼎盛的时期。

　　秦人心怀宏大梦想

　　“子孙饮马于河”

　　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分析认为，秦人一直心怀“子孙饮马于河”的伟大梦想，所谓“河”即黄河。即使雍城兼具军事防御和社会生活的良好条件，其地理位置毕竟偏西，因此，当秦人在雍城经过近300年的发展之后，便又萌发了继续东迁的念头，梦想的力量让他们无法停下脚步。

　　然而，在秦献公将都城东迁之后，雍城虽然失去了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地位，但由于秦国祭祀天地及五帝祭祖的宗庙仍一度保留，诸如秦始皇加冕典礼等许多重要祀典得以继续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因此其原有部分都城设施仍被修缮利用。及至西汉前期，雍城郊外的蕲年宫一带仍为帝王举行郊祀活动的重要场所，所以雍城作为“圣都”的象征及其历史沿革一直持续至汉武帝时期。

　　发稿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秦汉室主任田亚岐告诉记者，雍城遗址既体现了早期城市以自然环境作为适从条件的普遍原则，又反映出秦国面对复杂外部袭扰环境而以完备城防设施作为首选的自身特征。在雍城，秦国把握政治时局，顺势而为，有效利用自然与人文环境，建立了坚固的防御体系，为实现秦穆公提出的“子孙饮马于河”的秦国梦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文/记者张红中 图/除署名外由省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