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定州
 

    编者按

    日前，由光明日报编辑部、河北省委宣传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山文化研究研讨会在河北定州举行。定州是联合国地名组织命名的“千年古县”，也是中山文化的发祥地和重要传承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及有关单位领导50余人齐聚定州，围绕中山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内涵与现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研讨。大家一致认为中山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地域传统文化，它以和合思想为母体，以人本价值为前提，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和结晶，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融、和谐相处的理念，是和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相媲美的传统文化体系。深入开展对中山文化的研究、挖掘和整理，对进一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报特刊发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摘要。

争做燕赵文化前行的探索者
 

    针对定州文化过去、现在和将来，我谈三点感想：

    定州的过去是中国文化海洋中沉没的一艘“泰坦尼克号”。历史上定州曾丧失了三次大的文化机遇：第一次是古中山国时期。古中山国，南临赵，北临燕，东临齐，西临魏，是一个千乘之国，民风剽悍，士兵骁勇，在和燕赵魏齐的战斗中，一度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为什么被灭了呢？赵国已经胡服骑射了，而中山国却没有改革。历史反复昭示，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第二次是在明代。传说朱棣做皇帝后，往北射了三箭，其中有一箭射到了定州，决定在定州建都。为什么没有建成？因为建都要征地，地主豪强不同意，联名上书反对，朱棣怕激起民变，便定都在了北京。这件事说明，不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第三次是在建国之初。1950年设立定县专员公署，由来自周边三个根据地的干部组成，管辖11个县。结果这三班人矛盾不断，最终被省委解散，一分为二，南边归石家庄，北边归保定。这件事表明，不团结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失去了三次大的文化发展机遇，才造成了定州这艘历史文化巨轮的沉没。

    定州的现在需要增加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在京津冀一体化初步规划中，定州的北边是保定廊坊首都功能疏解区，南边是石家庄及以南的冀中南装备制造和物流区，东边是秦唐沧沿海地区，再现了古中山国北临燕、南临赵、东临齐的版图。在这三大板块中求生存，必须有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在这种形势下，定州如何在京津冀一体化中杀出重围、不再重蹈过去的覆辙？只有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靠文化的引领，全面对外开放，彻底进行改革，定州才有希望。

    定州的将来就是以中山文化为突破口，以燕赵文化为载体，做燕赵文化前行的探索者。推进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全盘西化不行，全面复古也不行，只有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目前，市场经济正逐步走向成熟，文化发展却投入不足，载体不足，物化不足，这些已经引起了定州的重视。从现在起，定州要以中山文化为突破口，以燕赵文化为载体，要靠文化引领，靠文化实体化来推进自身发展，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开辟出一条光明的道路。

    （河北省定州市委书记 赵志栋）
 

古代民族认同的重要案例
 

    中山国的历史文化值得人们高度重视。我觉得它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我国上古时期各地方、各古老部族民族认同的一个最真实也是最重要的案例。

    中山国为战国时期仅次于“战国七雄”的一个重要诸侯国，也是古代中原唯一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这个少数民族叫作鲜虞，属于我国北方少数族集团“北狄”下面的“白狄”的一个分支。这不仅有文献依据（《世本》等），也有出土文物的证据。

    白狄族最早的发祥地在今陕北，这里也是我们祖先黄帝的发祥地。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不仅记载了黄帝是我国华夏民族（或者说是华夏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周族）的祖先，而且也记载了黄帝是白狄族的祖先。对此，近年的考古发掘也能提供一些旁证。

    我去年在《光明日报》上曾发了一篇题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的居邑》的文章，不少读者看了后发表感想说：“黄帝在陕西，华夏戎狄是一家。”从中山国的起源来看，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它对我国今日各民族间的和谐共处有着积极的意义。

    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中山国的族源，从中山国历史的最终结局看，它最终更融合进了华夏民族。这不仅是说它最后被纳入了赵国的版图，更主要的是中山国自身的华夏化。中山国在其最繁荣的时期，它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已显示了高度的华夏化，与中原各国几无差距。从中山国出土文物中，尤其是中山王陵出土的两件带长篇铭文的青铜器上面，已能清楚地看到这点。这正反映了我国众多古老部族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长云）
 

定州之于中山文化的表征意义
 

    定州对中山文化的表征意义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⒈中山王成为忠勇诸侯荣誉封号。定州在历史上作为一方政治中心和诸侯都城历经战争洗礼，所以后世逐渐把敕封“中山王”作为封建文化符号，成为所谓“德高望重”的标志。

    ⒉中国汉乐府集大成的文化标志——中山乐府。代表秦汉时期燕赵音乐艺术最高成就的人物就是中山音乐家李延年及其代表的中山艺人世家。

    ⒊千古绝代美女的标志——倾国倾城李夫人。汉武帝时，中山人李延年赞颂自己妹妹的一首乐府诗，“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迷住了汉武帝。从此，“倾国倾城”成为美色绝代的代名词。

    ⒋北方瓷器的文化标志——中山定窑瓷。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北方规模最大的白瓷窑口。北宋时期，定窑取代了在唐代盛极一时的邢窑白瓷，一跃成为天下第一。

    ⒌北方雅石文化的重要标志——中山雪浪石。雪浪石为黑白纹的花岗岩，是宋代闻名遐迩的名石。苏轼创作了著名的《雪浪石铭》千古名篇，题刻了“雪浪斋”石碑。

    ⒍中国保健酒文化的经典标志——中山松醪酒。苏轼在定州时，传承中国传统保健养生文化技艺，创下了历史文化名酒和养生保健酒中山松醪酒，并留下了一篇《中山松醪赋》。

    ⒎定州绫罗缂丝是中国丝绸之路上中山技艺的经典代表。中国缂丝创于定州，又称“定州缂丝”，古有“织中之圣”和“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美誉，又被称为“千年不坏的艺术织品”。2009年9月28日，缂丝作为我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⒏慷慨悲歌精神的代表。司马迁最早记载“慷慨悲歌”中山国精神，后来成为燕赵精神的核心。明代以来定州义士鸿儒的慷慨悲歌精神，成为中山精神的代表。

    ⒐中国平民教育的经典代表。1926—1936年，晏阳初在定县开创的平民教育运动，对民众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聘研究员 梁勇）
 

战国中山文化的现代价值
 

文庙棂星门。于常见摄

    战国中山国位于太行山东麓地带，是商遗民、晋民和狄民族长期聚集的区域，游牧文化、农耕文化都在此萌芽生长，并不断进行冲突与融合。它勇敢地向东南平原地区挺进，接受了东方和南方的农耕文化，并一度将都城定在农耕文明的平原地区——现定州，表明其在游牧生活之外，注重定居的农耕生活，养成了民族的另一种性格——朴实稳健、博大宽厚。因此，战国中山，是白狄游牧文化与华夏农耕文明结合的产物。正是两种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塑造了中山国特有的民族性格。

    据史料记载，战国中山国一度为魏所灭，魏用相国李克治理中山，将华夏民族的农耕文化全面加强，并扩大为主流文化。作为孔子弟子的李克，曾传《诗经》之学，积极将儒家文化在中山国推广开来。这样，以仁为本的儒家思想逐渐在中山国传播。另外，在刘向《说苑》等典籍中有“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等记载。儒家主流之仁厚，墨者附之以兼爱，这些思想与白狄部落的游牧文化、平原地区的农耕文明结合，形成了中山文化的主流，塑造了中山文化尊儒尚贤、朴实良善、博大宽厚、沉着稳健的文化特性，造就了后来中山国的强盛。

    这样的中山国，已经不复是白狄部落的国家，而是白狄部落与华夏民族相互融合后、游牧文化与儒家文化相互交流后的国家。两种文明交流后形成的强悍豪放、悲歌慷慨、朴实稳健、博大宽厚的文化特性，是战国中山强大的基石，对后来燕赵文化的塑造起了积极的作用。所以，中山文化的现代价值，就在于它是今天研究两种古代文明交融、变化、传承与影响的样本，是两个民族融合成功的典范，是两种文明交流并形成新民族文化特性的典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左玉河）
 

中山文化的当代意义及价值
 

南城门。于常见摄

    定州是中山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也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域文化的摇篮之一。数千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栉风沐雨，手胼足胝，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中山文化。它以太行山北端东麓洪冲积扇区为生存发展所附丽的自然场和社会场，以丰富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及物质成果为体现，以浩瀚的文献资料和质朴淳厚的民俗风情世代传承为延续，以共同心理素质、精神生活、情感好恶、行为规约、器用习俗为认知感和凝聚力，以对国家乃至世界的贡献为影响力，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伦理、政治信仰和审美观念，是该地先民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和齐鲁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等相媲美，并作为构成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大文化的多元构成之支脉。

    它跨越了先秦“千乘”诸侯国中山、两汉郡国中山、魏晋通都大邑、后燕都城中山、北宋边府中山等历史分期，包括了都城文化、墓葬文化、科举文化、艺术文化、建筑文化、名人文化、瓷文化、酒文化等，体现了中山文化的精神特质和思想内涵，构筑起中山地域民族忠贞爱国、崇文重德、和合友善、勤奋踏实的人文风骨。

    历史让我们懂得厚重，文化让我们精神富有。但如果让历史只存在于历史，文化仅存在于传统，不能在今天的物质形态中体现出来，不能在当前的社会形态中展示出来，不能在今人的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那么这种文化就没有多大生命力。只有将丰富的地域人文资源整合、开发、利用和激活，穿越时空思想共舞，超越极限能量释放，进而形成现实的文化软实力，把文化做出特色，把特色做出影响，把影响做成品牌和形象，这样才显现出文化的创造力、文化的竞争力、文化的传播力。

    （河北省定州市方志办主任 韩振京）
 

汉代中山国人文风貌刍议
 

    汉代中山国的区域文化相当独特。《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山……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盐铁论·通有》记载：“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

    在正统史家的笔下，中山国的人文风貌与中原地区相比，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性。我们在利用这些定性性质的文本资料研究汉代中山国文化时，还应该尽可能地寻找一些事例，做定量分析。通过定量分析，判断史家的定性分析是否准确、是否客观，从而得出更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被记录在汉代历史中的中山籍男子数量有限，除著名的李延年、李广利外，还有西汉时的田叔、刘子，东汉时的刘祐、张钧、刘子惠、祝恬。田叔在赵王危在旦夕之际，敢于陪同赴罪；刘祐、张钧敢于同外戚、宦官做斗争；刘子惠敢于批评自己的上司，他们的身上都体现出公而忘私的浩然正气，因而都得以进入史家视野。《史记·货殖列传》以“民俗懁急”来描述中山国地区的民风。所谓“懁急”，意即性格较为急躁。根据以上的例子，“懁急”或许可以理解为，汉代的中山国人士具有性格耿直、敢言敢行的品质。汉代中山国地区的女性群体，也因其特殊的行为特征和价值观念而进入史家的视野。汉武帝后宫佳丽无数，而最受他宠爱的则是出自中山的李夫人。李夫人的人生际遇只是个案，但她的行迹又是中山国地区女性代表。从战国时期中山王后阴姬到汉武帝皇后李夫人，再到魏文帝皇后甄氏，都是倾城倾国的绝色女子，她们的出现，与中山国固有的风俗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她们的个案，在一定程度体现出历史上中山女子的独特风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赵凯）
 

当代定州人口结构定型于明初
 

    定州在战国、十六国时期，皆接纳大量外来人口，而当代定州的人口结构，定型于明初。明初在定州设置定州卫，据嘉靖《真定府志》载明初与明中期数据，定州卫人口与定州所辖人口相当，各5000至7000户。定州卫是当代定州人口的重要来源，而它的人口来历颇为独特。

    定州卫系永乐初年由山西的大同中护卫改调而来，也保有山西玉林卫一部。大同中护卫本属分封大同的代王，由老资格主力部队大同左卫改编。据《明太祖实录》《皇明开国功臣录》和诸碑铭传状，大同左卫改编自首批占领军宣武卫和昆山卫，也编入部分土著军人。宣武卫是巢湖水军名将张德胜、张兴祖的起家部队，昆山卫是在张士诚统治区最早签发设置的卫，掺入了朱元璋亲信羽林卫、天策卫一部，玉林卫则是洪武后期在山西签民新设的。由此，定州卫的人众，来自今安徽合肥、巢湖、凤阳和今江苏苏州周边，以及山西大同和除晋东南外的几个州县。

    明太宗朱棣广泛招徕蒙古人众，安插各地卫所，称为达官。据明太宗、宣宗、英宗诸朝《实录》等，永乐三年，本居今蒙古中部杭爱山一带的蒙古贵族把都帖木儿，率五千余众南越大漠，至今甘肃武威投降。因平叛、从征有功，全体内迁安置定州卫，后来涌现了吴克忠、吴琮等名将。降众主体长期留居定州卫，至明代后期仍受高度重视。

    定州卫的南方渊源，已属少见，而接纳蒙古降众之多之重，更系独家。当代定州人的渊源，或许可以在常见的山西、本地之外，追溯到东南、蒙古两处。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李新峰）
 

中山，鲜明的河北传统文化标签
 

    战国中山国三起三落，疆域始终位于河北省中部，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山文化是河北一张最“完全”的地域文化标签。而燕、赵则不同。赵文化的渊源是晋文化，邯郸城则是晋文化蔓延流动而结出的一颗明珠；燕文化一部分属于辽宁，今天大部分已经归属京津。作为京畿首府之地，其原生态文化特质保留不太充分。

    战国之后“汉中山”登上历史舞台，依然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璀璨的中山文明。从第一任中山靖王刘胜起，绵延十几代，世袭达300余年。今有满城汉墓、定州的多座汉中山王墓展示着其辉煌。战、汉两中山在这块土地上的历史积淀是相当丰厚的。

    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山之地或为郡、为州，保持了地域建置的连续。卢奴（今定州）一直为治所，长达360年。唐宋金元时代，中山府治所不变。1947年解放军进驻定州城时，古老衙署的门洞上赫然悬挂“古中山国”匾额。

    中山传统人文精神特质大致有这样三点——仁厚实在、忠勇稳定、悲歌慷慨。

    从战国李克传《诗经》之学于中山后，以仁为本的儒家思想在中山国广为传播。刘向《说苑》等典籍中有“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等记载。正是因为儒家思想在这里广泛传播，这一区域才有了汉代大儒董仲舒，走出了宋代儒家集大成的程颢、程颐，才有了后世“中山庙学甲天下”。此外，中山区域的乐毅、赵云、曹彬、刘琨等悲歌慷慨的忠勇之士层出不穷，直到抗日战争年代359旅的“平山团”，以及“灵寿营、阜平营、曲阳营、定州回民支队”等带有强烈中山地域色彩的团队，都是能打仗、能吃苦、能当战地先锋、能做南泥湾的垦荒模范、能做勇士更能做忠诚的守卫。后来，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搬到西柏坡，也和中山古地的这些人文因素有重要关系。它鲜明的人文特质必然成为河北乃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

    （河北省石家庄市作协副主席 程雪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