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图片均邵剑平摄
本报记者 龚丹韵 本报实习 生魏嘉
“上海原来划了12个历史风貌保护区,比如外滩、龙华、提篮桥等。其中并没有石库门保护区。五年前,我做了上海石库门的情况调查,提出扩大保护区的范围等建议。当时调查下来,上海还有150多处里弄可以保护。 ”
“五年后的今天,我发现那些里弄已经拆掉了三分之一。比如说,上海最早出现的石库门里弄,之一是苏州河南面的‘西斯文里’,它现在已经被拆光了。好在‘东斯文里’还在,不过也在拆迁准备中。在我的呼吁下,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后来了解到这个情况,及时叫停。不管怎样,先把它留下,留下来再谈。 ”
采访著名建筑学家阮仪三教授,他开门见山表达他的急切,呼吁要保护上海的弄堂。
目前上海对老弄堂的保护,被概括为四种:一是以新天地为代表的商业模式,二是以田子坊为代表的商民混居模式,三是建业里的推倒重来模式,四是步高里的改善型修缮模式。究竟哪一种更好,或者有没有第五种更好的办法,目前无法达成社会共识。
在阮仪三看来,新天地纯粹是商业房地产开发。田子坊模式是无意中形成的,“居民们把房子出租开店,演变成以艺术家为主的开发形态。原本我很赞成,对里弄保护有好处。不过现在有点走过头,商业氛围太浓”。
再说步高里模式。阮仪三还记得,当时刚刚修缮好以后,居民们欢呼跳跃,都兴奋地说好。但如今发现,怎么修也改善不了居住环境,就开始抱怨了。他认为之所以会有抱怨,是因为根本问题没解决。这些弄堂的老房子,原本是一栋一户人家,现在一栋住着七八户人家,需要七八只马桶、七八个灶披间,房子当然怎么都修不好,反而还破坏了结构。他认为应该恢复到一栋房子一户人家居住,再谈修缮,那么居住环境才能根本改善。“这也是我理想中的里弄保护样式。由于现在没有好的石库门房子做样板,大家总是误解弄堂生活一定很差。但我发现还是有不少老外喜欢租这些弄堂老房子,他们就是一整栋租下来的。 ”
还有就是建业里。大方向上确实是恢复了一栋房子一户人家,符合上海人的理想,但它完全推翻重造,阮仪三对此表示已经做过批评不想多谈。
建业里位于上海建国西路岳阳路口,据说它是上海现存最大的新式石库门里弄建筑群,占地2万平方米不到,曾有居民3000多人。2007年,建业里改造保护项目启动。记者在建业里看到,面向建国西路的一扇大门半开半掩,有保安看守,不随便让外人进入。记者只能在围墙外面一睹风貌。新的建业里,乍一看似乎仍然保留了清水红砖、半圆拱券门洞等特色。有网友说许多细节和材料已经与原来不同,但周边居民一致认为“看起来和阿拉印象中的老弄堂一样。 ”路口书报亭的老板说:“现在这样重新造了一下,我个人感觉外观上与原来也没什么区别,肯定越修越好,以前里面很乱的。 ”西弄旁边小区的看门人也说:“建业里的老弄堂我以前一直穿的。没改造前里面设施老旧,居民生活不便,还用马桶。老房子结构不牢的。现在从外面看房子变化不大,外墙颜色比以前要新。 ”不过看门人特别指出,房子栋数明显比以前少。以前的老房子间距太近,现在扩大栋距,亭子间、客堂间变大了。以前沿着建国西路的房子都有天井,现在也都敲掉了。
沿着建国西路,从岳阳路移步到一公里外的陕西南路,就是步高里。同样是老弄堂,步高里采取的是改善型模式。 50多岁的徐阿姨说,这里几年前大修过一次,每户人家的灶披间有人来重新装修。地上、墙上铺了白色瓷砖,天花板重新粉刷,还装了抽水马桶。“比以前好点,但是一到下大雨,房子还是会漏水,结构摆在那里,修了几次都没用。 ”
住在9号甲的居民宛永利说的更直白:“老实说我们这里再怎么改建,居民还是想拆迁。地段虽好,但是生活设施怎么修还是不方便。如果一户人家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政府很好地来帮你装个马桶,但是马桶只能装在自己家里,本来很小的地方又占掉1个平方米。 ”宛永利希望步高里最好能改建,然后作为单栋房子出租或出售。
暂且撇开其他争议,某种意义上,建业里的改造模式迎合了某些老上海人的心理——能不能有一种住宅,既保留老弄堂的空间布局、邻里关系、穿弄堂的趣味,又能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
为什么大家对老弄堂、对石库门会留恋?阮仪三认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情结在里面。与其说这是对老弄堂的怀旧,不如说这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人们更加渴望小尺度、人性化的居住空间。
石库门形式是合院式的,有内天井。合院式是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也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以家庭为核心的居住形式,它充满着温暖的家庭氛围。中国传统居住形式在北京,是四合院形成胡同,在苏州,是厅堂住宅形成街巷,在上海,就是石库门形成里弄。它充满着良好的邻里关系,由此形成胡同情结、街巷情结、里弄情结。
这些情结是对我们现代化居住的批判。现代的房屋讲究容积率、采光、楼层,等等。房间是用起居室、阳台、卧室来命名,完全是功能型的。现代房屋忘记了中国人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家庭成员的互动和邻里的关系。中国人传统居住的客堂间、两厢房、前厅后堂,首先尊重家庭的集体活动,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彼此照应。合院式房子前门对着后门,前门的阿姨、后门的奶奶可以相互照顾,它充分尊重家庭的伦理关系、亲戚关系。这是现代化公寓不具备的。
关于怎样保护好这些里弄,阮仪三认为关键是三点;一是政策重视,要有保护政策,而非拆迁政策。上海究竟还有多少好的石库门房子,先调查后圈起来,别轻易动,这是底线。“我看了今年的城市规划纲要,特别提出零用地,在全国都是首创,非常好。然而我又担心,真的一点都不建吗?建的话,土地从哪里来?会不会拆老房子?”第二,人口如何疏解,拥挤在一起的弄堂居民到哪里去?第三,保护还是要有钱。
上海弄堂在减少消失的不只是建筑样态
如今的微信上,遍布着“上海弄堂的故事”,各种有滋有味的图片、市井动人的叙事,描述中夹杂着上海的方言、家长里短、一波三折,几乎成为上海人必转“神帖”。
解放初,上海旧市区范围,仍有9214条里弄,里弄住宅达20万幢,建筑面积1937.2万平方米,占全市总住宅面积一半以上。
如今上海的弄堂正在逐年减少。
这些现象当然可以理解。小点说,弄堂逼仄的生存空间、不方便的生活设施,已经不适合现代人居住。改善居住环境,是城市居民内心的渴望。往大点说,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合理的空间布局与城市发展、功能重组息息相关,指望今时今日,弄堂还像上世纪一样,遍布大街小巷,已经不现实。
连着好几天,我们走进几条上海弄堂,与那些依然住在弄堂里的居民们聊聊天,倾听他们真实的所需所想。穿过微信上那些家长里短的喧杂滋味后,我们依然逃不过这样一个命题:弄堂的未来,城市的发展,究竟该遵循怎样的历史逻辑呢?
近代上海经济发达,弄堂的狭小区域内,形形色色的交易、小商小铺的叫卖,形成了物美价廉的商品,也养成了上海人讨价还价的精明、识货明理的眼光。有学者指出,上海弄堂的居民,区别于北京的胡同,人们不可能过着喝茶、听戏、遛鸟之类的闲散生活。做工、谋生、求利,才是上海居民的生活核心。商业繁荣下形成的一些价值观,是上海弄堂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记者在长乐路瑞金路口的高福里逛了老半天,终于找到一条尚存的“弄堂小店”——胭脂店(沪语中指杂货店,同烟纸店)。
靠窗一列玻璃柜,墙头几排木头架,门旁一台老电视,只要一眼,就可以望穿整个胭脂店。邱师傅上着衬衣,下穿米色西装裤,如往常一样,正坐在店里看新闻。
躲在高福里弄堂口一家饰品店后的胭脂店已有近30年历史,“阿拉是周边第一家”,邱师傅说来颇为得意。最早,邱师傅是卖茶叶和饮料的。“当时生意很好的,都是一黄鱼车一黄鱼车进货的。最早两块一盒纸头装冰红茶,阿拉是100箱、200箱进货。现在进货,一盒子也卖不脱。 ”
闲聊时,过几分钟便有弄堂居民或是周边做生意的人,来买包烟、买瓶可乐、买点饼干,但据记者观察,外来人口居多。还有人时不时来“换零钱”,邱师傅似乎早有准备,从一边拿出两张50元帮人换散钱。两个人没有过多言语,彼此点个头,邱师傅就立马换给了他。
采访当天,邱师傅发现楼上居民家窗外落水管漏水,担心会影响弄堂居民走路,他自己打电话到房管所请人来修。中午修理工来了,但邱师傅在休息,店门没开,工人就写了张条子夹在他店窗上。
这样邻里间和睦共处,彼此体谅,现在已经很少见。
弄堂前的瑞金一路沿街原本就开有很多店面。当地居民说,弄堂口左右两边原先有两间胭脂店、酱油店,对面是一间南货店,隔壁还有面包店。但和现在相比,大家普遍认为原来的店铺要好很多,更有人情味。
换句话说,即使保留这里弄堂的原貌,那些小商小铺也已经不是过去的店铺。即使是邱师傅自己,也是靠他名下的前面一排更新换代的现代店铺租金,来维持主要生活,维持这家小小的弄堂商店。喧嚣的叫卖、精明的讨价还价、弄堂门口排队的景象,都不是如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下再会出现的场面。有些东西,只能留存在记忆里。
上海是移民城市,不但各地文化在这里交汇,中西文化也在这里流行。上海对先进玩意的吸纳能力举世瞩目。而弄堂正是这种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弄堂里的市民们,接受新事物非常快。尽管弄堂生活的设施陈旧,但他们的内心是现代化的,是多元而通融的。
正逢午后放晴,瑞金一路79弄弄堂口,毛头师傅来到皮鞋摊,坐下和老皮匠随便聊聊,记者就在这时偶遇了毛头师傅。
“小时候,父母、兄弟姐妹和我都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亭子间,共7个人,很拥挤。”记忆中和弄堂里的兄弟会相约一起斗蟋蟀,有时出弄堂抓龙虾,有时结伴去黄浦江里游泳。一到夏天,大家都搬椅子到弄堂口的上街沿“噶三胡”(沪语“聊天”的意思),乘风凉,人和人之间,关系很紧密。
那些一同长大的同龄人,如今大部分都搬进了新公房,把老房子租出去,那里毕竟设施更好,不用倒马桶。
令人惊讶的是,记者本以为,弄堂的老居民,可能维持着老上海人的生活作息。没想到毛头师傅非常“与时俱进”。
60多岁的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半夜2点睡觉,早上9点起床。 “电脑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毛头师傅说,以前晚上搬凳子到上街沿噶三胡乘风凉,现在他喜欢在家里吹空调上网唱歌。最近还新买了苹果设备,正自己上网查资料研究。
谈及未来养老,毛头师傅希望早日拆迁,分到一套自己的房子,改善住房条件。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毛头师傅已经预测到,今后搬到公寓房后会很孤独,邻里间会更加生疏,而且地段肯定没有现在的好。
“年纪大了,肯定是越来越怀旧的,到时候也定会怀念现在的里弄生活,但总是会慢慢适应、慢慢习惯的。 ”毛头师傅淡定地总结。
也许真的是“城外的人想进去,而城里的人想出来”。在怀旧的邻里关系、孤独但方便的居住环境中,相当部分老人宁愿选择后者。对物质生活的向往和期待,超过其他。
逼仄狭小、局促嘈杂的弄堂,道出了上海人拥挤的生存现实。但这些现实困境,也造就了上海人的生存智慧和创造才能。居民们为了居住舒适,对房间做合理布局的调整改造。上海人的灵活和创造力,大概也是被这狭小的居住空间逼出来的。
再来说说与毛头师傅聊天的老皮匠。
背靠弄堂口的垃圾箱房,两把老式竹凳,地上简单成列一副副捆绑归类的鞋垫,一台老式黑色修鞋机器放置在简易木箱上,一旁墙面挂有一排皮带,也是老款,看起来扎实耐用。一盒蓝色的工具箱打开着,盖上附有“上光皮鞋油”几个字。一旁还有一只老式棕黄色热水瓶和保温杯。地面零星散落黑色的皮料条、边角料。这几乎就是老皮匠全部吃饭家当。
“我16岁左右开始出来做,今年71岁。在这附近前前后后摆摊40余年。”就是这样一位见证周边里弄兴衰的“老上海”,其实并没有上海户口。
老皮匠的父母来自农村,早年来上海务工。老皮匠小时候住在上海亲戚家,也是老式里弄房。现在年纪大了,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租一间房。两个小孩,女儿在上海开店,儿子在农村。
“石库门房子就是这点好,大家比较谈得来,比如今天这家烧点什么、那家烧点什么,互相吃一点,客客气气。有的时候有事走开一下,叫人帮忙看个摊也很方便。 ”
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弄堂里大大小小整修过两三次,多为外墙翻修,房子里楼梯地板补补弄弄,但这么多年,都还一直用马桶,没有独立卫生。 “我习惯了也就算了。反而外地人要求高,不习惯的人都搬出去买新公房了。 ”
很多人都怀念老弄堂里的人际关系。但事实上,记者发现,即使保留弄堂的建筑形态,新搬入的人际关系也不同往日。现在的79弄外来人口较多,流动性很强,彼此之间谈不上熟络。
隔壁的另一条弄堂中和?,长乐路居委李老师也提到相似的问题。她说,这一片区的邻里纠纷,主要发生在新住民和老住民之间。由于这一地块早期动迁走了一部分居民,有些房子自然而然空出来了,一些流动人口就住了进来。有些新住民个人卫生习惯不太好,有的会高空抛物,诸如排泄物之类。私拉电线的事也时有发生。他们不会像以前老邻居那样谦让,这让居委会格外头疼。
李老师说,周边十余个里弄,居住着约1350户人家。 “高福里算是附近条件最好的一个里弄。这里每号都设有独立卫生。周边几个还在用马桶。 ”
李老师认为,老祖宗的东西再老都应该保留,外国人来上海不是来看你的高楼大厦,这些他们都有。他们来就是想看些老东西。她告诉记者,高福里现在也有外国人居住。
然而建筑保留之后,老弄堂的人际关系、邻里文化,依然能够保留吗?今天的年轻人又能在老弄堂里看到什么呢?
物以稀为贵,人们开始怀念弄堂的生活方式,说它是上海人一个世纪以来的生活场所、是上海近代文明的象征、是上海人的根。如何保护上海的弄堂,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记者的发现是,在仍然留存的“真弄堂”里,那些过去核心的文化内涵已经不在。
1999年,太平桥地区改造项目“上海新天地”工程开工。老弄堂被改造成集餐饮、购物、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国际休闲文化中心。直到今天,新天地即使成功实现了它的商业价值,不少专家依然提出疑义,觉得那只是留下老弄堂的皮毛,挖去了它的内核。这已经不是上海人传统意义上的“弄堂文化”了。只是表面上保留了上海老弄堂的建筑特点,内在是清一色的现代设施、现代生活方式。
然而记者在现场的采访,虽然不够完整、全面,但多多少少还是反映出一个共有的命题——即使是上海仍然留存的“真弄堂”,那些过去核心的文化内涵也已经不再。上海人特有的邻里相处、特有的弄堂游戏方式、特有的商业经济,全都在时代的浪潮下不可回溯。真弄堂尚且只剩皮毛,保护后再生的假弄堂又能如何苛求?
有人说弄堂本身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含义,是一种不虚伪、不造作、柴米油盐的生活态度和温情待人的处事方式,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在弄堂里,十几家人共用厨房、洗手间、晾衣绳,彼此没有隔阂,这是弄堂文化的真生活。然而对现代年轻人来说,这是不可复制的生活样态。因为,更宽敞、舒适的生活,更自由、独立的个人空间,是每一个现代人的追求。再加上青壮年们忙碌的工作节奏,早出晚归的作息时间,弄堂文化代表的老上海市民生活,或许只能停留于虚拟的想象与传播,散见在各种文学样态和博物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