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化文

    雕版，包括滋生出来的活版、饾饤、拱花等技术，全是中国人的发明。其中，工匠之功不小。扩大到刻石在内，不管是刻木还是刊石，每个字都是他们刻出來的。实践，才是检验谁是发明者的标准。文章、书籍是知识分子古称读书人做的，他们虽信奉“唯有读书高”，入世、行世可要靠工匠为之行远。窃以为，旧中国的读书人是相当地赞成或者说是敬重搞文字雕刻工作的工匠的，就连某些上层人物也会这么想和这么做，具体表现为，让工匠在木刻、石刻中留名。

    据笔者所知，现存留名的刻版工人，最早的应属在敦煌遗书中留下名字的雷延美。敦煌遗书中“观音像”，英藏SP.009号，一份；法藏P.4514号，共5份，全者二，残者三。榜题有“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造”“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匠人雷延美”。题中所指开运四年，当公元948年。而实际上后晋已于947年即开运三年被后汉取代。只是混乱之时，边远地区仍沿袭开运年号而已。

    小型经卷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是曹元忠雕造，敦煌遗书中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均有藏本，可并观。除曹元忠题记外，有“天福十五年己酉岁五月十五日记”“雕版押衙雷延美”等题记。时当公元950年。要注意的是：首先，雷延美是现知最早题名于印刷品实物中的刻印工匠。从两处题名可知，公元948年至950年这两年多时间里，他已由匠人升为节度使衙中专设的印刷机构之首领。其次，“雕版”“匠人”“印版”“请匠人雕此印版”等词语，在中国古代印刷品实物中首见。其中的“请”字很值得注意，说明匠人的地位不低，有点类似于清代衙门里的师爷，带有一点客卿地位。此外，曹元忠在短期内大量印造经卷，今于敦煌遗书中所见尚有多种，且多为图文本。这个印刷工场是现有大量实物遗存的世界上首座官办工场。它对于促进敦煌地区的书籍流通和印刷业的发展一定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相对于中原等地区来说，敦煌地区在当时的发展尚属落后。印刷品和印刷术的传入，从现存敦煌遗书中亦有迹可循。晚唐时“中原多故，剑內少安”，今四川成都一带颇为安定富庶。1954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题名“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至德二年（当公元757年）”。这是现存首见的有明确题名的私营印刷工场的产品，文献与文物价值巨大。

    敦煌遗书中所见第二件题有工匠姓名的文献，就是世所周知的“大随求陀罗尼”。实存二本。一般引用，伦敦本则据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巴黎本则据中国学者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当代我国早已在大型图集中印出，可供覆按。中国的敦煌研究早已快速地步入世界前列。此本也是刊刻精工的图文本。右上榜题“施主李知顺”，左上榜题“王文沼雕刻”，二者并列，足见刻工地位之高。有的研究者认为，“佛法平等”，施主出资，刻工出力，都是作功德，所以并列。这也可用于解释雷延美何以留名。此后，刊刻佛教经典，往往出题记，列名详细。石刻佛典亦如是。

    说到这里，捎带说说石刻。从某种角度说，石刻为印刷术的萌发提供了启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人认为，刻石立碑，乃昭示千古之事。墓志虽然闭之幽宫，也是想给神鬼看的。所以，极为重视。书家常为名家，刻工也不软。要不然，刻不出笔锋。国家图书馆专门研究石刻的先辈曾毅公先生，在所辑《石刻考工录》的序言中，曾以侯刚、常季繁两位同志为例，说明刻工之优劣很影响书法原作之是否传神。因而，刻工，特别是优秀的刻工，地位不低，常常列名于后。早期如钟繇，是重臣、书法家，甚至自行刊刻，足见重视的程度。也有拒绝列名的，如北宋刊刻的“党人碑”，刻工不敢不刻，但拒绝署名，怕的是落下千古骂名。因述及雕版，附志刻石，以明其一部分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