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弧刃石斧 本报通讯员 张天彦摄
 

石排水沟 本报通讯员 张天彦摄



考古发掘现场 本报通讯员 张天彦摄

    近日，重庆永川区汉东城遗址考古发掘有重大收获，该遗址出土大量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各个时期的器物。汉东城遗址所在的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是长江边一个居民不过数万的小城镇。朱沱镇西边有一片菜地，这就是当地居民口口相传的汉东城。

    汉东城历时300余年，原为唐宋时期万春县和万寿县的县城。城边的汉东水驿曾是古重庆最重要的18座水驿之一，这座县城因此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汉东城。据《永川县志》记载，汉东城于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置万春县，两年后改为万寿县，比唐大历十一年置县的永川早了156年。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废万寿县，昔日的繁华城池渐渐湮没。

    2013年10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始对汉东城遗址进行勘探和局部发掘，证实汉东城为唐宋时期的县城遗址。据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古专家、汉东城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代玉彪介绍，目前已初步探明汉东城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存保存较好区域面积6.45万平方米，核心区面积约2万平方米。通过对核心区约1000平方米的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墙、房址、墓葬、灰坑、水沟、道路、窑址等各类遗迹101处。从考古探方来看，各文化层清晰可辨，遗存丰富。其中一些探方的文化层已达11层，各个时期人类的生活、生存遗迹、遗存都有发现。遗址出土的大量新石器时代石器，填补了长江宜宾至江津段空白，考古专家还在此发掘出全国罕见的现存500余米的唐宋石城墙。

    代玉彪说，汉东城遗址已出土器物小件800余件，器物标本4500余件。其出土的器物，依质地可分为陶、瓷、石、铜、铁等五大类，可辨器形有陶罐、陶器盖、陶钵、陶网坠、陶纺轮、瓷碗、瓷盏、瓷杯、瓷灯、瓷壶、瓷罐、石斧、铜钱、铜镞、铁钱、铁刀等，文化涵盖了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汉代、唐宋元及明清各个时期。汉东城遗址因此被专家誉为“通史式古遗址”，也是重庆市境内遗存类型最丰富、保存最好、时代延续性最好的古遗址之一。这一考古发现证明，朱沱镇早在唐宋时期就是长江上游经济发达的城镇。

    汉东城出土的石器大多属于新石器时代，主要有斧、凿、刀、镰、犁、矛、镞等。其制作精致美观，磨制锋利，一些石刀、石斧至今还能切割肉类。这些石器的出土，证明了早在1.8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

    考古人员在长江边的竹林中发现了破损的城墙。墙体由条石砌筑，共4段500余米，呈南北一字分布，连接两边冲沟。城墙砌筑十分考究，借鉴榫卯结构方式，将条石按一顺二横（或三横）交错砌垒，其横石呈T形，T头突起将顺在上下的条石锁住，结构异常牢固。“从墙体构筑工艺分析，初步判定为唐宋时期。”代玉彪说，这些墙体的发现对于确定汉东城遗址为万春县县治有重要作用。

    此次考古发掘还发现了大量的房屋基石。基石排列整齐，房与房间都有排水石水沟。从基石上的石槽可以判定，唐宋时期的房屋多为石木结构，其石槽就是插木板的卯。在屋基一侧，发现了一长条形石板路，路宽2.9米，还用鹅卵石进行了装饰。石板路呈东西走向，道路笔直，挨着长江。考古专家分析，这条石板路应该是唐宋时通往长江岸边的主干道。通过长江，近可与江津、重庆、合江、泸州相通，远可达武汉、上海等地。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白九江说，由此可判断当时汉东城经济比较繁荣，与周边区域都有商贸往来。

    虽然现在只发掘了不足1000平方米的面积，但考古专家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瓷器，几乎包含了生活用器的方方面面。这些出土的瓷器有两个特点：一是窑口众多，有景德镇窑、湖田窑、龙泉窑、耀州窑、邛窑、合州窑、达州窑、金村窑、西坝窑、涂山窑等10余种。二是器类繁杂，有影青高足碗、影青花口碗、影青化妆盒盖、酱釉瓜棱执壶、影青斗笠碗、影青花口盏、酱釉婴戏纹碗、酱釉花口盏、青瓷碗、青花器座、青花碗等10余种。其中，不乏景德镇窑、湖田窑、龙泉窑、耀州窑等名窑产品，与重庆其他唐宋遗址多以涂山窑或是邛窑瓷器形成鲜明对比。经著名陶瓷考古专家陈丽琼鉴定，精品瓷器多集中于唐、北宋早期。（本报通讯员 张天彦 本报记者 张国圣）（原标题：重庆发掘“汉东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