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游晓鹏执行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张弋

    2月17日，“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刊登《夏文化|李维明：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初识》一文引发了人们关注。众所周知，商代的甲骨文是我们已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此文一出，网友议论纷纷，“夏代就有文字出现？”“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否要被改写？”

    没想到过了仅仅不到一天，事情便发生了反转。2月18日，二里头考古工作队迅速发文，“陶片上的符号是工作人员当年留下的记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李维明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历史学博士，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其为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的弟子。

    据李维明的文章介绍，2000年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土一块不规则形残陶片，在这块陶片上有一些难以辨认的“神秘字符”。他经过辨别后，认为这些神秘字符是4个字，分别是“土”“六”“蛇（龙）”和“告”。这四个字是啥意思？李维明认为，这四个字分别指代的是地点、用牲、数量、祭祀等叙事内容，因此证明二里头文化有记事文字，并确认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文字是商文化文字之源。

    文章刊登一天后，也就是2月18日，二里头工作队在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刊发了《关于二里头遗址2000ⅢT4⑩：40陶片标本的情况说明》一文，对李维明所说的那块陶片进行了实物核对，并认定，陶片上的神秘字符，是当年工作人员用记号笔写上去的。

    “我们早年整理资料过程中用记号笔画线，确有不规范之处，对大家使用资料进行研究造成了一些误导，在此深表歉意，将在以后工作中更加注意操作规范。”二里头工作队表示。

    随后，大河报记者向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领队赵海涛求证此事，他告诉记者，确有其事。

    在微博，百家讲坛主讲人张宏杰对此事进行了关注并发问：你认为哪方观点正确？

    知名历史博主@青年考古学生认为，二里头工作队有失误，把这个直接放到了考古报告彩版，李老师没沟通好就直接写文章，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误会。

    网友对此事也是议论纷纷，有网友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就一通研究，属行为艺术。也有网友表示，为断代工程操之过急，为补齐五千年用力过猛，一颗红心情有可原。网友“东哥乱弹”则表示，做学问最怕的是先笃定一个结论，然后尽力证明它是对的。这样做学问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排除掉不利于该结论的证据，甚至将不相关的东西误读为有利的证据。

    一位考古业内人士告诉大河报记者，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如果是陶器上有很重要的符号，在考古报告一定会指出。考古报告中对器物的描述，除了陶质陶色、形态特征之外，上面有任何特殊痕迹都会介绍。早年在陶器整理修复时经常会做各种标记，所以二里头工作队的工作不能算是失误。“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误会，李老先生执着于符号和文字，这次有点大意了。这次二里头赶紧出来澄清，是为了避免被进一步解读造成更大误会，也是对老先生的尊重。”他说。

    有没有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

    二里头文化或夏代是否有文字已是学术界探讨已久的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即认为，我国在夏代初年就有文字了。

    赵海涛告诉大河报记者，他们在二里头出土的部分陶器口沿内壁上发现有刻画符号，有些应当起着标记的作用，如在公共场合使用时便于相互区分，有一些则很可能是早期的文字，用来表现数字、植物、建筑、器具及自然现象。有的学者指出这些刻符与后来的甲骨文有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进而释读出一些象形字。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此前接受大河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郑州商代遗址二里岗文化时期已经发现了文字，而且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年代明显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是用毛笔蘸朱砂写在陶器上的文字，目前这种朱书文字发现有2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