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者，殷商之故都也。郭沫若先生在《访安阳殷墟》一诗中赞叹道：“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又名殷虚。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24平方公里。据文献记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都，共经8代12王、273年。年代约当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遗址发现于20世纪初，1928年开始发掘。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殷墟的发现1899年，王懿荣首先在被称为“龙骨”的中药上发现契刻文字。其后罗振玉等通过调查，弄清了甲骨文出土于今安阳市的小屯村，并在甲骨卜辞上发现了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明其为商代甲骨。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王亥、王恒、上甲等商代诸先公进行考证，证实《史记》、《世本》所记载的商王朝世系是可信的；同时根据受祭的帝王有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即康丁、武乙、文丁)之称，确定帝乙之世尚建都于此，从而确定《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更不徙都”之说符合历史事实。这一见解为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所赞同。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纠正了自唐代杜佑的《通典》、宋吕大临的《考古图》起，出现的安阳西北五里、洹水之滨为河亶甲城的误传，证实《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为殷墟的记载是正确的。这样，以商代甲骨的发现为契机，商代后期的王都遗址──殷墟遂告发现，并开始了发掘和研究。

　　发掘简史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负责殷墟的发掘工作。主持发掘的主要有李济、梁思永等。自1928年至1937年6月，10年内共发掘了15次，取得了较大收获。这15次发掘可分为3大阶段。

　　第1阶段(1928～1934年春)共进行9次发掘，主要收获有：在小屯东北揭露出商代夯土建筑基址；根据高楼庄后冈的地层叠压关系，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年代关系；在高楼庄后冈发掘出一座有两条墓道的大墓，提供了寻找商代王陵的线索，经过调查，认为侯家庄西北冈可能是王陵所在地。

　　第2阶段(1934年秋～1935年秋)在侯家庄西北冈进行了3次发掘，在西北冈西区发掘大墓7座，方坑1个。7座大墓都是4条墓道的大型墓，包括著名的 1001号、1004号墓。在东区发现大墓3座，大墓周围分布1200多座小型墓和祭祀坑，小墓排列整齐，从布局看，当与大墓有密切关系。这些大墓规模宏大，虽经多次盗掘，仍出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因而断定这里即是商代王陵所在地。

　　第3阶段（1936年春～1937年6月），继续在小屯村东北发掘3次，主要为寻找商代建筑基址，弄清分布与组合关系。共发现基址34座，包括宫殿和宗庙遗址。发掘的127号坑中，出土刻字甲骨1.7万多片，其中绝大部分为卜甲。上述15次发掘，丰富了商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资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恢复殷墟发掘工作。1950年春郭宝钧主持发掘了武官村大墓。1961年，划出了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殷墟外围。30多年来，殷墟的发掘工作主要是由郑振香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进行的。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第1阶段(1950～1970)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在一般保护区内钻探、发掘，工作地点比较分散。重要收获有：武官村大墓的发掘；在小屯村西发现一条长750余米的灰沟；在苗圃北地发现规模较大的商代铸铜遗址；发掘后冈祭祀坑，内埋砍头人架和铜礼器、武器等，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铭文长达30字，在商代铜器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在大司空村南地发现贮存骨料的窑穴及与制骨有关的居住遗存；另外在居住遗址周围还发现有比较密集的平民墓葬。第2阶段(1971～1982)除配合基本建设在殷墟一般保护区和殷墟外围进行工作外，先后在后冈、小屯、武官村和侯家庄3个重点保护区内发掘。主要收获有：1971年，在后冈发掘商墓30多座，其中带墓道的大墓3座，另有祭祀坑1座；1973 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刻字甲骨4千多片；1976年在小屯村西北发现10多座夯土基址，有的与祭祀有关，妇好墓和17号、18号墓的发现，说明武丁时代前后这一带曾被作为墓地；同年在武官村北地、前小营西地，发现祭祀坑250座，发掘了其中的191座；1978年春，在殷墟西区1217号墓东墓道之北，发掘甲字形大墓1座，是王陵区内新发现的1座早期墓葬；在大墓之南，发掘到为数较多的马坑，内多埋1人2马，另发现1具小象骨架；1969～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939座墓葬，其中甲字形大墓5座。另有车马坑6座。这批墓葬数量多，分布特点明显，对研究商代的埋葬制度较有意义。

　　分期与年代殷墟文化的分期问题早已提出，3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进行了研究，在甲骨、铜器等方面成果尤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郑州商代遗址和殷墟的发掘，为解决殷墟文化的分期奠定了基础。50年代末即有学者进行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1959年，根据大司空村的发掘，将殷墟文化分为两期，后随发掘资料不断增加，在此基础上又分为4期，即大司空村一至四期。小屯和其他地点的发掘，证明这4期遗存基本上代表了殷墟文化的发展序列。各期的主要特征是：①第一期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红陶和刻纹白陶等。花纹多为绳纹。炊器除鬲外，还有夹砂罐。有一种陶鬲呈长方体，裆与实足较高，饰粗绳纹，另有一种小口窄沿、鼓腹的鬲，饰细绳纹兼环络纹。其他器物有豆、簋、盆、圜底罐、大口尊等。铜器种类较少，食器仅见鼎一种，酒器有爵、觚、瓿等，花纹以饕餮纹为主，也有夔纹，未见铭文。②第二期陶器亦以灰陶为主，红陶极少，刻纹白陶多见。一般实用陶器大体继承第一期。长方形陶鬲腹稍深，三足较矮，胎变厚，绳纹变粗，饰环络纹鬲盛行。瓿少见，出现圈足大口尊及将军盔形器。铜器在继承第一期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新出现罐形鼎、鬲形鼎、方爵、卣、斗等，纹饰方面，出现了蝉纹、蚕纹、云雷乳钉纹、变形夔纹及三角纹等。少数铜器出现铭文，多为族徽及其他图形文字，笔道刚劲，无波磔。③第三期陶器变化较大。绳纹普遍加粗。陶鬲近方体，裆与实足较矮，胎厚，绳纹粗，出现了侈口高颈、表面饰细绳纹的鬲和形体较小、表面饰弦纹的小陶鬲。常见弦纹簋，新出现一种饰三角绳纹的陶簋，此外有豆及泥质红陶的圜底罐等。铜器亦发生很大变化，一期习见的锥足鼎绝迹，柱足鼎、凸底爵常见，觚形尊、觯、贯耳壶、附耳盂等在此期内渐盛行。花纹种类如前，但细部有较大变化，三角纹普遍。有铭铜器仍少，铭文笔道开始有波磔。随葬明器增多。④第四期陶器中泥质红陶增多，除盛行三角划纹外，新兴网状划纹。陶鬲体扁宽，矮裆，无实足尖，表面饰粗绳纹，高颈鬲和饰弦纹的小鬲裆也变矮，实足较小。弦纹簋已不见，表面饰三角绳纹的簋为数最多。灰陶豆不见，出现较少的直口浅盘、圈足较细的釉陶豆，红陶罐增多。除上述器类外，还有瓮、瓿等。用于随葬的陶器多为明器。铜器主要继承三期特征，但也有其自身特点。此期兽足鼎出现，鼎、的腹部相对变浅。铜器铭文变长，字数有达数十字者，笔道多有波磔。

　　殷墟文化4期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对各期具体年代考古学界的意见有所不同。如第一期偏早阶段，多数学者认为属于盘庚迁殷以后；有的学者则认为殷墟文化第一期，实际与郑州二里冈上层属同一阶段，应称之为“早商文化晚期”。对其他各期年代下下限的看法也略有出入。大体而言，殷墟一期年代约当甲骨第一期以前，属盘庚、小辛、小乙时代，下限或可晚到武丁时代；殷墟第二期相当于甲骨第一、二期的年代，即武丁、祖庚、祖甲时代；第三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三、四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第四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时代，但个别遗存的年代也可能晚到西周初年。

　　范围与布局通过多年的调查与发掘，殷墟的范围和布局已大体搞清。东起郭家湾，西至北辛庄，长约6公里，南起苗圃北地，东北至三家庄，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其中，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地为商代宫殿、宗庙区，在其周围还分布有手工业作坊，一般居址和平民墓地等；恒河北岸的侯家庄与武官村北地是王陵区。殷墟外围发现有简陋的地面式房基，可能是一般贫民居处。

　　以小屯村东北地为中心的宫殿宗庙区，已发掘夯土建筑基址53座，分为甲、乙、丙3组。甲组基址15座，分布在遗址的北边，东、北两面滨临洹河，以东西向的为主，有东西成排分布的特点。乙组基址21座，位于甲组基址之南，门多向南，多数面积较大，其中最大的乙八基址南北长85米、东西宽14.5米。这组基址大都互相连接，叠压关系比较复杂，基址之间的年代关系不甚清楚。丙组基址在乙组基址西南，共17座，门向南的9座，向东向西的各4座，面积均较小，排列颇对称。有一些葬坑打破基址，大概是基址废弃之后埋入的。乙、丙组基址附近均有与祭祀有关的现象。关于3组基址的年代，发掘者认为甲组最早，乙组次之，丙组最晚。

　　在小屯村北曾发掘到地穴式、半地穴式房基各一座，出土长方形、条形砺石260余块，表面磨平，绝大多数无使用痕迹；锥形和弯锥形半成品600余件，多残断，表面留有刮削和锉痕；另有少量经过不同程度加工的玉料、石料及少数雕琢精致的艺术品。房基底部方坑中出土有鼎盖，从出土遗物看，此处当属商王室制造玉石器的作坊，年代约相当帝乙、帝辛时代。这一带的居住遗存比较复杂，有各期的夯土基址，有第二期墓葬及与祭祀有关的建筑物，还有较多的窖穴。基址面积较小，一般长5～10米左右，其中有些保存灶坑或烧土面，可能是贵族居住地。这片基址以西约40米处，有一条很大的灰沟，经钻探长约750米，宽7～21米，深5～10米，由西南蜿蜒向东北，当是人工防御设施。

　　小屯村南约0.5公里的苗圃北地发现有铸铜遗址，其面积约1万平方米，从出土的陶范看，以铸造礼器为主。在遗址东部发现与铸铜有关的建筑基址，遗址西部有小型长方形房基，内多有灶。年代约自武丁早期延续到商末。另外在薛家庄、孝民屯西地也发现铸铜遗址，前者所出陶范也以礼器为主；后者面积不大，出有礼器和矛等的陶范。 在北辛庄南发现一处帝乙、帝辛时期的制骨作坊遗址，出土很多骨料、半成品和成品。制作的骨器有凿、锥、镞和笄等，以锥和笄为多，骨笄有的用一块骨料雕刻而成，有的则将笄帽与杆分别制成后再套合在一起。在大司空村南地也有一处较大的制骨作坊遗址，曾发现贮存骨料的窖穴和与制骨有关的地穴式房屋遗存，所制骨器有锥、镞、笄等，以骨笄所占比例最大，其年代约从廪辛、康丁时代延续到商末。在前述居住遗址和铸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的周围分布有同时期的墓葬。以孝民屯为中心的殷墟西区，则是比较单纯的墓葬区，以小型墓为主，年代多属三期以后。已发掘的939座墓可分为8个墓区，各区分属不同的“族”，具体表现了商代“族墓地”的埋葬制度。性质相同的墓地还见于大司空村和后冈两地。

　　在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商王陵区，已发掘大墓13座，内有多量的殉人和人牲。在武官村大墓之南有排列密集的人祭坑，发掘者认为，这一带应为商王室祭祀祖先的场所。

　　遗物出土遗物以陶器数量最多，其他有铜器、玉器和石、骨、角、蚌、象牙器等。 商代在制陶技术方面有新的发展，除夹砂灰陶、红陶和泥质灰陶、红陶之外，还出有刻纹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等。白陶多出于墓内，用高岭土制成，胎质细腻、坚硬、洁白、精致。器形有簋、豆、壶、瓿、觯、大口尊等，形制及纹饰多仿铜器。纹饰有饕餮纹、夔纹、钩连雷纹、蕉叶纹、乳丁纹、弦纹等，附加堆纹仅见于大口尊上。硬陶中早期常见大口直腹圈足罐，盖为覆钵形，有钮。武官村北地 229号墓中所出者呈浅灰色，形制及纹饰独具特征；晚期仅发现有灰色和棕褐色小罐，肩部有的有乳钉，制作较精致。原始瓷器在第四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出土，胎质灰白，质地坚硬，渗水性很小，表面有绿釉或棕褐色釉，器形以浅盘细柄豆和罐所占比例最大，纹饰是上釉前刻划或拍打在陶胎上的。白陶、硬陶及原始瓷器为数都很少，大概是供贵族使用的。

　　青铜器有礼器、武器、工具和车马器等，为数相当多，在铸铜技术上也有不少创新。殷墟第一期的铜礼器有鼎、鬲、觚、爵、瓿、尊、盘等，与郑州二里冈上层墓葬所出类别比较接近。但器物形制、纹饰均有变化，且出现了二里冈期未见的瓿。第二期铜器的类别显著增加，如妇好墓出土的（号鸟）尊、三联□、偶方彝。铜器的纹饰也较复杂多样，多采用主纹浮出于地纹之上的复层花纹，扉棱和兽头也较普遍。青铜武器有戈、矛、刀、镞、钺及用于防护的胄，随年代的不同，戈的形式有直内无胡、直内短胡、短胡一穿、短胡二穿等形式。青铜工具有斧、锛、铲、削。车马器有衔、镳、及各种饰物。此外还出有弓形器、铃等。当时，分铸法已普遍被采用，一种是先铸器体，在器体上铸突起物或预留铸出孔，再将附件附在器体上，浇铸铜液后合为一体；另一种是先铸附件，将附件嵌入器体范中浇铸成形。殷墟时期已出现重100公斤以上的重器，杰出的代表即司母戊鼎。铭文一般为作器者的私名或族名，有的有受祭者名；还有的记载作器原因，并附记年月日；少数记有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反映商代晚期记事文字有所发展。殷墟曾出土大量玉器，可分为礼器、武器、工具、用具和各种装饰品等。礼器又称瑞玉，有琮、璧、环、瑗、璜、圭、璋等，妇好墓还出有玉簋、玉盘，但大概仅用于祭祀；武器工具类有戈、矛、戚、钺、刀、镞和斧、锛、凿、锯、镰、纺轮等，除少数锯和镰、小刻刀、纺轮为实用器外，其余都无使用痕迹，当为礼仪性用具；此外还出土一些不同用途的小型实用器，如调色盘、玉梳、耳勺、玉匕等；装饰品有笄、镯、坠饰、串饰以及雕琢成各种动物形象的艺术品等（见彩图玉龙、玉凤、玉鹰、玉龙与怪鸟）。佩饰上钻有小孔或榫槽，可供插嵌或镶在其他器物之上。艺术品则多小型圆雕，无孔眼或榫。玉石人像不仅是艺术品，也是研究商代的发饰、衣冠、坐姿、人种特征的宝贵资料。商代晚期的琢玉技术已相当成熟，开料、钻孔、雕琢、抛光等均有较高水平。一些墓内还出土玛瑙、绿晶、绿松石、孔雀石等宝石制品，其中较重要的有绿晶雕制的猴、孔雀石雕制的人和动物。石器所用石料有大理岩、硅质板岩、石灰岩、泥质灰岩、碳酸盐岩和蛋白石等，以大理岩制品最为精美，有些雕成礼器，如豆、带盖盂、觯、瓿及小型的壶、罐等，1003号墓曾出土1件石簋断耳，上刻12字铭文。大型石雕艺术品则有圆雕饕餮、对尾双兽和兽头等，圆雕的饕餮背后有长方形槽，推测是建筑物上的装饰品。妇好墓所出刻“司辛”二字铭文的石牛，可能是祭品。其他质地的石器，有杵、刀、镰、斧和磬。石磬制作较精致，有少数刻有花纹，如武官村大墓所出的虎纹大磬、在小屯采集的龙纹石磬等。

　　骨角器有武器、工具、日用器和装饰品。武器只见有骨镞，工具和日用器有凿、铲、锥、刻刀、梳、匕和勺等，装饰品有蛙、管、环、等。所用骨料以猪的小腿骨所占比例最大，骨匕则用牛肋骨为原料，表面一般磨光，骨笄花纹较多样，刻刀、匕和勺的花纹也较精致，骨蛙造型逼真，有小孔，当为佩饰。蚌器发现较少，多为刀、镰、铲等，另有蚌泡、蚌片等镶嵌饰物。象牙雕刻纹饰多较精致，但过去发现完整器形很少。妇好墓出土的3件象牙杯，两件成对，通体饰雕琢精细的花纹，并镶嵌绿松石，极为美观；另一件较大，有流有（上扳下金），通体雕琢精细的饕餮纹和鸟纹，上端饰饕餮纹，下部作头向上的虎形（见彩图带流虎（上扳下金）象牙杯）。丝麻织物仅见残片，多粘附在青铜器表面，残存面积一般仅数平方厘米。经鉴定麻织物有细麻布和粗麻布，丝织品以平纹绢为多，另有少数大孔罗和回纹绮。

　　历史地位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相当于这一阶段的遗址分布较广，河南省北部、西部和南部发现的商代遗址或墓葬，河北省磁县、邢台的商代遗址，所出陶器均与殷墟接近；藁城台西遗址晚期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所出陶器与铜器有明显的殷墟影响；晋西北一带发现的商代铜器群，大部分礼器与殷墟早期的同类器比较接近，反映了武丁前后与这一地区的方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见石楼铜器群)；山东省境内的商代遗存，如济南大辛庄遗址、益都苏埠屯商墓等，文化面貌均与殷墟接近；在南方的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区的同时代遗址中，均可不同程度地见到殷墟文化的成分。由此可见，商王朝的领域和其影响所及的范围是相当大的，而殷墟则代表了商代晚期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70多年的殷墟发掘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大量的遗迹有助于人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丰富的遗物说明了商代后期社会发展的高度水平。随着殷墟发掘的深入，各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展开，甲骨学、商代青铜器、商代的人殉和人牲、商代的族墓地制度、各种手工工艺水平、商代的社会性质等方面的讨论渐趋深入，有的并取得可喜的成果。但仍有一些学术课题没有解决，如殷墟的城防、与各地文化的联系、一些重要遗迹的性质等，都有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才能解决。【原标题：殷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