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6年收藏界焦点

　　2016是一个让艺术品收藏市场变得敏感与麻木交织的年份，从雾中寻宝、霾里捡漏儿到拍场昂首、市场低头，起起伏伏各有亮点，冷场气氛不减，热门话题不断，有人说这才是收藏四季应该有的“景象”，也有人说这正是艺术品市场变化无常的魅力所在。
 
　　金佛非“佛”
 
　　杭州G20峰会期间，《汉风藏韵——中国古代金铜佛像艺术特展》在浙江美术馆隆重开幕，然而就是这看似一次群佛毕至的高规格文物展，展出的108尊佛像经查多为赝品。
 
　　捐赠者不服，拿出了新闻稿中的“铁证”：这批佛像在2011年经美国洛杉矶郡立美术馆文物保护实验室主任皮特·梅尔斯博士检测，并对其中明代永宣时期的金铜佛像进行钻孔取样，分别送往美国、英国、德国和新西兰四个国家的6所顶级实验室进行科学分析，最后与大英博物馆数据库中的永宣佛像数据进行对比，数据完全一致。
 
　　打假者不放，查出了该“铁证”不实，并公开皮特·梅尔斯博士的邮件回复：“经过大量的研究和测试后，我认定这批检测的佛造像是近期完成的，大约2006年到2008年间……对于我的名字被用于支持这些物品的真实性，我很失望。”
 
　　耐人寻味的是，展览组织者之一即为佛像捐赠者，而原主办方之一的浙江省文物局却在开展前全身而退，不留一名。为什么会有如此耐人寻味的一进一退？为什么这一事关汉藏佛教造像真伪的事件再无下文？此事给全社会带来的思考和后续影响显而易见，一是对文物捐赠品的鉴定规则应该如何规范，不能有捐即收;二是对捐赠者的利益回馈应该如何把握，不能为捐设职;三是对捐赠品的展出规划应该如何制定，不能过度包装。
 
　　面对时下文物鉴定行业的种种乱象，作为文物管理单位理应有所担当，当管则管，不能置身事外。同样，作为国家艺术场馆的公信力也应避免沦为不当利益个体谋取政治资本的助力。
 
　　阴沉木“变”
 
　　作为艺术品收藏市场跨年度新闻主角之一、被称为“万木之灵”的阴沉木，在2016年依旧官司缠身，又最终难逃“一交二奖三罚没”的结果。
 
　　阴沉木又称古沉木、碳化木，其中的金丝楠如今堪比黄金，古玩商私下收购价因树种不同大小不同，从十几万元到数十万元一整棵，上不封顶。四川一个村被上“交”了一棵近千年的巨型阴沉木，村民们只分得440元的奖金。有偿没收者的理由很简单，地下宝藏属于国家。被罚没者说，过去当烧火劈柴的时候怎么没有人这么说。属于自然之变的阴沉木被发现后权属究竟如何界定？国土部门说，不属于矿产资源。林业部门说，不属于森林资源。文物部门说，不属于古人类活动遗留下的产物。对于被收缴的阴沉木，有新闻记者追问，当地政府的回答都很含糊，要么是还在等待鉴定结果，要么就是在等待上级答复。其实，阴沉木鉴定起来并不困难，无论是楠木、香樟、红椿、麻柳、青杠、秋枫等，都很容易辨认，难的是让官员一下子凭空变出个能够服众的合理政策来。
 
　　“纵有珠宝一箱，不如乌木一方。”随着各地出土出水的阴沉木估价越来越高，加之收藏市场的推波助澜和相关法律的空白，官民纷争状告不休，甚至有人在网上挂帖：“帮打‘乌木纠纷’官司，报酬30万元。”如果相关法律还不能尽快建立起来，可以预见，天价阴沉木所有权的诉讼还会持续发生。收藏界人士则担心，要是所发现的阴沉木应归属国家所有的说法成立，那么，目前收藏市场上广泛存在的阴沉木交易岂不都有违法嫌疑了吗？
 
　　黑皮玉“黑”
 
　　2016年，被黑皮玉器收藏圈称之为黑皮玉元年。
 
　　3月22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历时三年才完成的专题片《黑皮玉之谜》。上世纪八十年代突然现身的这一古玉新品种，再次以叩问历史的新话题引起广泛关注。从开始的古玉“黑”户到今天的秘藏之谜，疑问最多的反倒是收藏最多研究最多的黑皮玉器收藏者，该片女编导朱燕妮对黑皮玉器收藏大家张一平说了一句让后者感到巨大研究价值的话：“片子拍完了，反倒觉得有关黑皮玉的谜更多了！”
 
　　古玉专家无解：为什么玉石上能够遍体长出黑色次生物质？为什么黑皮里会含有数十种金属元素？
 
　　文物专家无解：为什么红山玉器的材质和器型会与黑皮玉器那么相似？为什么红山玉器有的器型黑皮玉器都有，而黑皮玉器有的红山玉器反倒缺失太多？
 
　　雕塑大师无解：为什么黑皮玉器有那么多难以揣测用意的艺术造型却又不觉丝毫做作？为什么远古先人的艺术想象力会那么丰富奇特？
 
　　玉雕大师无解：为什么大小黑皮玉壁的内外边刃都能做到如此对称如此锋利，如此高超的远古工艺技术从何而来？为什么造型复杂或是简约的器型，对于孔洞中心点的定位都会如此精准？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之前考证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导致部分黑皮玉器不受限制地流出国门，成为海外收藏家的珍藏。韩国是第一个出版首部大型黑皮玉器专著和最先举办黑皮玉器展览的国家，好在都有注明：这些神秘而珍贵的历史文物来自中国。
 
　　十二兽“首”
 
　　原本在圆明园专司喷水活儿的一打铜制兽首，尚未等来重新聚首已然少有提及，如果不是主演电影《十二生肖》的成龙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十二生肖复制品被撤展，恐怕等不到2016年底就会淡出大众视野。
 
　　成龙捐得明白：十二生肖，十二个红铜铸造的动物脑袋，已有实物加上历史照片复制的圆明园十二兽首。台北故宫撤得含糊：接受了，展览了，撤走了。撤出的理由很圆滑，即各界人士看法不一，并非典藏文物。说起来，世界各大博物馆出于文物保护和展出需要，都会允许复制品存在，有的是博物馆委托制作，如景德镇就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定制成化斗彩鸡缸杯复制品;有的是接受捐赠，如中国在2016年11月18日捐赠给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的秦始皇陵2号铜马车复制品。22年前，罗丹雕刻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其中就包括罗丹最著名的代表作《思想者》的复制品。
 
　　文物复制品究竟算什么？
 
　　十二兽首复制品捐赠所引发的争议，首先凸显的就是这一至今仍无准确定义的收藏盲点。复制品作为历史文物的衍生品和原作文化艺术的传播者，始终缺少一个文化艺术的名分，除馆藏外，很难被中国收藏界普遍认可，特别是在唯真为好的传统收藏理念下，复制品往往被参观者当成赝品而忽视。如果国家文博机构能够在历史文物的复制上加以正确引导，并制定出明确、严格、留档等一系列规范措施。那么，大众收藏的认知度也会与时俱进，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品藏理念。
 
　　古建招“鬼”
 
　　如果评选2016年文物收藏界新闻大事，一定少不了“山西”这两个字。
 
　　春节爆竹声中，山西平遥县东凤落村的明清建筑普照寺两幅壁画被偷。国庆节期间，良鹤村的清代建筑龙天庙十幅壁画失窃。“双十一”翌日夜间，三年前刚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明代建筑源神庙中的二龙戏珠整体被盗挖。有人说，山西文物太多，仅平遥县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省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01处，好东西多了不当回事。有人说，文物保护单位太多，招人看护没有这笔开支。于是乎，就出现了被盗古庙晚上只有一个老汉看守空门的文保怪象。更被盗贼发现，下手的这两处文物保护单位都没有安装监控设施，有的连值夜班的人都没有。重点保护的不专业与盗贼技术的很专业相比，不被盗才见鬼了。
 
　　好在被盗壁画悉数追回，从央视新闻里可以看出，现场专家的脸色并没有因为被盗文物失而复得有所放松，他始终低着头在观看，面对着被切割成一块块已经破损的壁画碎片，重重地说出四个字：“非常珍贵！”三年前，山西省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曾对山西文物保护工作做过专门批示，实际情况还是警方一直在追着盗贼屁股跑，结果是盗贼练了手，警方练了兵，文物遭了殃。
 
　　面对日益猖獗的偷盗古建文物现状，国家文物管理部门除了授牌，是不是还应该对“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再多做点什么，比如保证保护费用，比如规范保护措施，比如落实保护责任等，有宝不保，只能多招新“鬼”。
 
　　和田造“籽”
 
　　玉贵和田，和田贵籽。
 
　　记得二十年前去新疆，和田那边拇指盖般大的小籽儿，现挖现卖10元一颗。最近几年北京的羊脂玉籽料已经卖到上万元一克。有名就有影子，新疆朋友告诉我，过去是挖籽料卖，现在有人造籽料卖，常见的有沁料烧皮、籽料二上皮、染色皮作伪和滚料光白仔等，造假造得连和田本地人都快分辨不出来了。行内把染色叫“点皮”，一个“点皮”高手年入百万元是常事。用个别商户私下的话说，有本事你别打眼啊。有的商户被揭穿后一笑：“我这是泛和田玉。”
 
　　2016年，“泛和田玉”是行内专家在公开场合说得最多的一个专业术语，依据的是《和田玉实物标准样品》，也就是玩玉人嘴里的“新国标”。稍加研究会发现，其中关键是针对和田玉的检测参数对软玉的准确定义，并没有硬性规定青海料、俄料、韩料都不可以划归和田玉的范畴。如果按照某些业内人士据此所言“不必对和田玉的产地很在意，和田玉没有最正宗之说”，那么俄罗斯和韩国岂不是也可以出台类似的玉石国标，反过来将中国和田玉划入俄罗斯玉或韩玉体系。
 
　　目前，致使和田玉收藏市场混乱无序的两大主要原因仍呈扩张态势：一是和田玉概念混乱，引发盲从心理，导致见玉皆“和田”;一是市场混乱，各种玉料混着卖，价码围着“和田”转。收藏界担忧：最可怕的不是已经卖出多少“泛和田玉”，而是还会卖出多少与和田毫无关系的伪和田玉。因此，打假还需去伪，不能任由“泛和田玉”鼓吹者影响中国玉文化的正常发展。
 
　　京师瓷“托”
 
　　2016年中，香港商人邱季端以北京师范大学校友身份向母校一次性捐赠6000件古陶瓷精品，并因此获得北师大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馆、中国古陶瓷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首任馆长和院长的校职。然而，这听起来纯属双赢好事的惊世豪捐，看上去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说白了就是好东西多得过头了。一是量大，相当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陶瓷的三分之一;二是“全、精、稀”，包括从两汉魏晋到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各个窑口的代表作。除了捐赠仪式上震惊天下的口头介绍外，捐赠者还说：他手上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就有几个，其中一个在农户家购得，只花费几百元。若要较真儿，哪怕是前朝仿品，这漏儿都算捡上天去了。
 
　　实际上，这次大批量的历史文物捐赠行为还处于非实物当场现捐阶段，而受捐高校的正面表态则完全实质化，争议自然不可避免。有藏家说，如果这批捐赠的藏品有假，高校的这个托儿可就当大发了。“学校说早了，确实不慎重。”对此，北京市文物局表示，国家对接收单位收藏文物有一套严格的监管机制，必须遵守鉴定、审查等程序，不能还没搞清楚文物来源和真伪就先行对外宣布要建博物馆。
 
　　如何防止高等学府成为捐假者和文物赝品的庇护所，不给伪捐者欺世盗名的可乘之机，又能强化自己在文物收藏领域的研究、传播和文物教育的积极作用，确实需要那些准备接受文物捐赠的高校再三考虑和认真对待。
 
　　红豆杉“殇”
 
　　2016年10月，本不该有此一“殇”但还是发生了：云南丽江老君山千年野生红豆杉惨遭盗伐，其中一株根径为一点六米。随后的警方通报更令人震撼，这些被中国列为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和联合国明令禁止采伐的活化石竟然不在当地自然保护区范围内。
 
　　十年为苗，百年为树。我曾在江西修水见过大小两株红豆杉，一株圈养在拥有万亩竹海的林场场部门前，移栽十几年却只有孩童小臂粗细。另一株为修水最大的红豆杉，树身两抱开外，耸立在一户农家门前。民间宝物，向来守之于民，失之亦于民。男主人告诉我，树是他祖上种的，老两口之所以没有跟随子女进城生活，就是为了一个看护一辈子的承诺。
 
　　对于已然历经250万年沧桑的红豆杉，收藏圈外知道入药能抗癌的多，圈内知道入艺为奇珍的多。2009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上拍一件红豆杉木雕插屏《重上井冈山》，以90多万元高价成交。作为艺术收藏品，当代红豆杉木雕作品很少出现在拍卖场上，场外同样难寻。
 
　　这些被盗伐被锯断又被追回的红豆杉将会如何处置？让收藏界充满遐想：如果到了雕刻大师手上，会创作出多少艺术精品;如果到了木器大家手上，会打造出多少传世家具;如果……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够就这样原木不动地保留下来，作为一种警示，让存世的红豆杉不再遭受刀砍斧劈。
 
　　拍场玩“拍”
 
　　习惯上雅昌艺术网查看拍卖数据的人都会发现，2016年的艺术品拍卖场看点颇多，其中之一就是名家作品的预估价更加亲民，有的拍卖公司上拍的当代名家作品，干脆一视同仁，从宋雨桂、范曾到黄胄、李可染等，一律1000元，让人想到曾经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
 
　　拍卖公司玩拍，在业内早已算不上什么秘密了，所谓玩“拍”，说白了就是拍假。放眼拍场，玩拍之风不仅越玩越盛，胆也越拍越大，与真拍几成两分天下。我曾问过一位竞拍者，明知是假为什么还要举牌，回答很有意思：“就是买个出处。”有了拍卖行的成交单，送人送礼面子上都能说得过去。虽然具体的拍假统计数据难得一见，但从非主流拍卖公司的预展看，假画压倒真画的趋势有增无减，覆盖的名家层面越来越大。
 
　　玩“拍”也有另一种解读，那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61条，其中明确“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尽管市场争议极大，直到2015年再次修正，《拍卖法》对此却是铁嘴钢牙一字不改，给了公开挑战行业底线的拍假者足够的理由来玩拍。照这样下去，今后谁都能拿几幅假李可染假黄胄的画去送拍，反正只要事先声明不保真就行了。我声明我无责，真的行吗？真的还要这样继续宽容下去吗？
 
　　古玩城“空”
 
　　2016年，对于抱着盛世收藏好买卖的古玩商来说，期待、惊愕、无奈，不觉间颠覆了头脑中的传统认知。店铺还在，东西还在，客流不见了，为什么？让经常逛古玩城的人倍感惊讶，新开张的不算，京城里的老古玩城都跟风上演起“停牌”潮。戏言者一乐：“古玩也唱空城计啊！”
 
　　京西有座大古玩城，我去年初秋最后一次去时，撤店已然风起，满眼都是铁锁空屋，玻璃门上连“店铺转让”和“寻求合作”的告示都没贴几张。一家苦守“城”门口多年的翡翠商家要撤，城主挽留，条件先是减少租金，后是全部暂免，结果还是弃城而去。走的商户没有一个丝毫犹豫：“古玩讲究的就是有人玩，连人都没了还玩个什么劲儿！”我有一位朋友在朝阳公园附近一家古玩城开店，先是受古玩城关闭而撤店，几经考察后选择落户高碑店附近的一家艺术品交易中心，万万没有想到，新店刚刚装修好就接到中心方面撤店的通知。随着主楼全部改成写字楼，开业若干年的一个大古玩城便这样骤然寿终，哪里才是下一站，她也茫然。
 
　　怪谁？纵观历朝历代，何曾有过这么多的古玩城，这么多的古玩商，当我们在经济扩张中把小众的爱好当成大众产业来做，把艺术品当成普通商品买卖，一旦遭遇兴趣转移，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