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在开封城太显眼了，从公元１０４９年到今天，它一直是这座古城最高的建筑之一。金代之后开封城屡遭水灾，洪水带来的沙泥使得开封成了名副其实的“城摞城”———始建于唐代的州桥湮没于开封市中山路南段地下４．３米深处，宋大内皇宫、明周王府长眠于龙亭两湖的碧波之下……千年以来，多少著名建筑了无踪影，独独铁塔、繁塔凭着一份执著，兀自守望着开封城。
　　
    从北宋东京城地图来看，铁塔位于城市的东北区域，在里城之外、外城之内。明清之后，开封里城向北挪了一箭之远，把铁塔圈在里城内。
　　
    铁塔起于夷山之上，那夷山并不突出。“开封三山不显，其中之一便指夷山。‘夷’在《辞海》中的注解是‘平坦、平易’的意思。夷山不过是高于平地的土岗子而已。”开封市园林处的张玉发先生说。
　　
    战国时期，魏国都城大梁（即今开封）的东门不叫东门，称为夷门，夷门就是因夷山得名的。魏国隐士侯嬴使得夷门名气大增。“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司马迁在《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满怀敬意地描摹过开封人侯嬴。一个白髯飘胸上了年岁的大梁城看门小官，却是一个了不起的隐士。偏偏魏国公子信陵君又是一位喜欢结交天下贤士的人物，他与侯嬴终成忘年交。信陵君采用侯嬴的办法，盗得魏王的兵符。公元前２５７年，魏公子带着兵符北上抗秦救赵，侯嬴相送时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
　　
    侯嬴老人践约自刎，以死激励信陵君北上救赵。这就是老开封人的秉性。新开封人“白纸黑字”一路讴歌传诵这种秉性，现今关于开封铁塔的书，无不把铁塔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２５７年的“窃符救赵”。外乡人读罢《魏公子列传》，可能对“大梁夷门”没什么概念。而开封人不然，他们会说，“大梁夷门”就在铁塔公园，还会精确地告知你：“魏公子无忌的宅院就在今天的相国寺。”
　　
    ２００４年６月初，一连数天我频繁地前往铁塔公园，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眺望、张望、凝视那铁色的琉璃塔。当在铁塔公园做讲解员１８年之久的王志新女士给我吟咏马杰的诗作《铁塔，我心中的市徽》时，她那无法掩饰的对铁塔的亲切感，让我遗憾自己和铁塔缘分的浅淡。开封人有句老话：“到河南不到开封，就不算到河南；到开封不到铁塔，就不算到开封。”在这次采访之前，我曾经两次到过铁塔，也算是到过开封了。
　　
    铁塔牌火柴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那火柴用草纸做盒，正面是“铁塔行云”的图案。很多年里，铁塔牌火柴一直在中原五省的店铺中畅销。我曾经从那些已经消失的商店中买过它无数次，至今还留恋它的手感、质地……我对开封铁塔的最初印象，就来自铁塔牌火柴无形的启蒙。
　　
    ２００４年６月６日，淅沥细雨中，我在开封一家糖烟酒店里指名要买开封的铁塔牌火柴，店主嘿嘿一笑说我落伍，竟不知火柴厂已倒闭多年。无奈我要了一盒安阳“工农兵”牌火柴，它的材质、模样酷似那铁塔牌火柴，只是上面没有塔的图样，火柴盒正面赫然是八个字：“质量第一，用户至上。”怏怏地出了小店，我在雨中擦燃一根火柴，但感觉已不像从前。
　　
    一个人影稀疏的黄昏，我独坐在铁塔下的石条凳上，仰望那５５．０３米高的铁色塔身。或许是近距离仰望吧，铁色的琉璃壁面分明还透着绿色、黄色、红色……
　　
    从颜色看，这座塔仿佛铁质，故得了个俗名铁塔。后来，铁塔的名头越来越响，它的原名“开宝寺塔”反而被人遗忘了。我久久地张望着铁塔，一阵风过来，一个挑角龙头下的风铃摇摆起来，“丁丁当当”好生悦耳，颇有“铃风遥带野风飘”意趣。这当儿，一只无名倦鸟栖息在塔檐上，和着风铃的乐声摇头摆尾。那一刻，突然有一种历史感扑面袭来，我叹了句：大东京铁塔风韵尚在呀！
　　
    公元前２２５年，秦将王贲久攻大梁城不下，乃决水灌城。于是，繁华的魏都大梁城毁于洪水。西汉司马迁在写作《魏公子列传》前，曾独自漫步大梁夷门。看着残破的魏都遗址，司马迁长叹：大梁之墟呀！

    从独居寺到开宝寺
　
    讲开封铁塔的历史，要从公元５５９年讲起。
　　
    北齐天保十年（即公元５５９年），一个僧人在开封城东北的夷山找到了理想的“阿兰若”。“阿兰若”在印度语中的意思是“空闲的地方”。这位在史料中无从查找其真实姓名的僧人，大约是在远离尘嚣的野外随便搭建了一处避雨遮阳的茅草屋，躲开凡尘的干扰，专注于打坐念佛。他给自己的“阿兰若”起了一个儒雅的名号———独居寺。
　　
    独居寺那位僧人不曾料想，他在夷山荒丘之上不经意搭建的寒舍陋屋后来地位显赫。　　
       
    公元７２９年，即独居寺香火延续１７０年后，独居寺迎来了一个重大事件。那一年，自认为功成名就的唐玄宗效仿秦始皇、汉武帝去泰山封禅。从泰山返回路经汴州时，唐玄宗一行停下来稍作歇息。歇息之时，唐玄宗漫不经心地在附近闲游，一脚迈入了独居寺。可能是对独居寺过于寒酸的状况比较同情吧，玄宗下诏重修该寺。为了纪念东巡泰山封禅的活动，唐玄宗又将独居寺赐名为“封禅寺”。从此，夷山独居寺那份清静，被皇家之气生生夺了去。
　　
    宋朝初年，封禅寺又一次被皇家眷顾。宋太祖赵匡胤与他的前朝恩主周世宗柴荣对待佛教的态度不同。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实行“限佛”政策，削减了后周境内３０３３６座寺院，迫使６万僧尼还俗。故而柴荣在佛教史上落了一个“恶人”的名声，与另外三个“毁佛”的皇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并称“三武一宗”。柴荣抑制佛教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柴荣是五代十国５０余位帝王中最不糊涂的一位，他在位不过五六年（公元９５４～９５９年），却给赵宋王朝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家底。
　　
    赵匡胤在把柴荣七岁的儿子柴宗训赶下皇位后，一度将其送到后周国寺天清寺内小住。这天清寺便是繁塔所在的寺院，繁塔原名为天清寺塔。明代李濂的《汴京遗迹志》中记载：“天清寺于周世宗显德二年中创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节’，故名其寺亦曰天清。”天清节，就是周世宗的生日。帝王将其生日定为某某节这种做法，始于唐而盛于宋。
　　
    显德二年正是柴荣发布命令抑制佛教之时，但他竟容许开封城内的天清寺大兴土木，也算一件奇事。天清寺又“赶巧”在柴荣生日那天竣工，成了一个向皇帝讨好的“献礼工程”。赵匡胤倒是重视佛教，不过，也许是因为天清寺与柴荣关系密切，在开封城中诸多的寺院中，赵匡胤独独冷落了天清寺。
　　
    赵匡胤冷落了天清寺，但对封禅寺却很关照。公元９７０年（开宝三年），赵匡胤下诏，改封禅寺为开宝寺。用自家年号给封禅寺命名，可见赵匡胤对这座寺院的重视。赵匡胤下令，直接从国库拨出款项，在开宝寺“重建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当时的开宝寺有多大规模？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说：“铁塔以南到今天的河大，当时都是开宝寺的地盘。”
　　
    宋太祖在佛教史上落了个好名声。早在建隆元年（公元９６０年），太祖一登上皇位就下诏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这就是说，赵匡胤停止了前朝柴荣抑制佛教发展的做法。
　　
    宋太祖赵匡胤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从以下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公元９６０年，沧州僧人道圆由西域返回中土，太宗亲自接见道圆不说，还赠以紫色袈裟和金币；又过了两年，１５７名僧人集体请求出游西域，太祖又是给以鼓励又是送盘缠（每人铜钱３万）。左右大臣害怕太祖崇佛过度，反误了朝廷大事。只有太祖的老弟赵光义（即后来的宋太宗）比别人鬼，他看透了老哥的心思。赵光义对宰相赵普说：“浮屠氏之教，有俾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好一个厉害的赵光义，如此政治嗅觉，如此看人的眼力，岂有不接大宋皇位的道理？继太祖削平荆湖、南汉、南唐之后，赵光义又平定了吴越和北汉，完成了北宋真正一统天下的大业。
　　
    吴越亡国后，其财物也被赵宋任意掠夺。赵宋王朝从吴越国掠夺来的财物中，有一件是佛祖舍利。开封铁塔的出现，就和这舍利有关。
　　
    后周的皇帝柴荣不喜佛，同时期的吴越国王却崇信佛教。当时吴越国境内的宁波四明山阿育王寺舍利塔内安奉着佛祖舍利，公元９１６年，吴越国王派人前往四明山阿育王寺，硬是把佛祖舍利索要过来放到杭州的罗汉寺供奉。
　　
    北宋赵氏君临天下后，吴越国国号虽存，而实则已非独立之国。吴越王钱俶“王不王，臣不臣”的，对北宋非常恭谨。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９７８年），钱俶再度到东京朝拜，遂被留居。钱俶一看形势不对，立即自动向太宗光义上表，表示愿意把吴越国的土地献给大宋。吴越国将吏听说这个消息后，无不痛哭。宋太宗赵光义动用了１０１４艘船，把钱俶的亲属、官吏及吴越之地的财物悉数征入京城。在这次行动中，一位名叫赵镕的北宋供奉官任务特殊，他受赵光义的指派，特意迎奉杭州罗汉寺的佛祖舍利。佛祖舍利抵达东京后，宋太宗起初将其供奉在紫禁城内的滋福殿中。
　
    太平兴国七年（公元９８２年），宋太宗决定在开宝寺福胜院内建一座木塔，以安放舍利。就这样，开封铁塔的母体———灵感木塔走上了历史舞台。（原标题：无名僧开创佛门名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