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事之发源，见诸文字者，以南北朝时郭茂倩所作《乐府诗集》中的《华山畿》为最早者，世人也多认同此观点。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在介绍南北朝民歌时，曾引用《华山畿》，以为“表现坚贞不渝的爱情”。其文如下，“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不过，袁将故事发生之地，定为江南水乡。此时，梁祝故事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其主干已具，尚欠骨肉。

    唐初梁载言著书《四番志》，也曾谈到过“梁祝”事，并解释说：“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似乎说，梁祝果有其人，其事也广为传诵。但语焉不详，对梁祝故事的丰富没有太多贡献。

    到晚唐时，文人张读作《宣室志》，对这个故事进一步丰富发展，使之成为一篇具有传奇色彩的男女爱情小说。可以说，现在人们看到的梁祝，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成型了。《宣室志》所记全文如下，“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贸阝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应该说，是张读将梁祝从《华山畿》 的只言片语中给拯救了出来，如果没有他，也许人们就看不到今天的梁祝了。但这个时候的梁祝及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爱情有之，孝道有之，仁义有之，节烈有之……这些都是当时人们价值观、人生观的体现。也是故事得以传承的基本要旨，即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可以作为官方道德宣教、风物教化的范本来推广。

    到宋元时，话本的出现和戏剧的诞生，使梁祝故事以更多的民间形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由于文人的杜撰和发挥，梁祝故事的内容也进一步扩大，夹杂了太多的“理学概念”，反而让人觉得有点似是而非。好在其主干，依旧承袭了张读《宣室志》的精髓。从现在来看，更多文人参与创作梁祝故事，对它的传承有相当程度的积极作用。南宋张津在《四明图经》，还对张读《宣室志》中所说的“义妇冢”进行了考证，说“‘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寺之后，有庙存焉。”这里的县指的是会稽县。

    至明清时，更多的文人墨客投入到梁祝故事的创作和考证。例如，明代《三言两拍》的作者冯梦龙就在《情史类略》考证说：“梁山伯、祝英台皆东晋人。梁家会稽，祝家上虞，尝同学。祝先归，梁后过上虞访之，始知为女。归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许马氏子矣。梁怅然若有所失。后三年，梁为鄞令，病且死，遗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适马氏，过其处，风涛大作，舟不能进。祝乃造梁冢，失声哀恸。忽地裂，祝投而死。马氏闻其事于朝，丞相谢安请封为义妇。和帝(502年)时，梁复显灵异效劳，封为忠义。有事立庙于鄞云。”

    清代浙江德清的俞樾(1821--1907年)《茶香室四钞》引邵金彪《祝英台小传》云：“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欲为择偶，曰：‘儿当出外游学，得贤士事之耳。’因易男装，改称九官，遇会稽梁山伯，遂偕至宜兴善权山之碧藓岩，筑庵读书，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为女子。临别，与梁约曰：‘某月日可相访，将告父母，以妹妻君。’实则以身相许也。梁自以家贫，羞涩畏行，遂至愆期。父母以英台字马氏。后梁为鄞令。过祝家，询九官。家僮曰：‘吾家但有九娘，无九官也。’梁惊悟。以同学之谊，乞一见，英台罗扇遮面，出一揖而已，梁悔念成疾，卒，遗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台将就马氏，命舟子迂道过其处，至则风涛大作，舟遂停泊。英台乃造墓前，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堕入茔中，绣裙绮襦，化蝶飞去。丞相谢安闻其事于朝，封为义妇。此东晋永和时(345--356年)事也……今山中杜鹃花发时，辄有蝶双飞不散，俗传是两人之精魂。今称大彩蝶，尚谓祝英台云

    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梁祝化蝶才真正成为梁祝故事的一部分。而这当中文人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也正是因为文人的参与，使梁祝故事血肉日渐长成、情感日益丰富、情节也更具戏剧性。（原标题：梁祝传说：走进爱情的真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