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秋，盛夏过后，“热火朝天”的日子开始降温。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全校师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口号，在校园里激起了一阵阵波澜。 　　 

　　白浪滚滚的长江上，一艘银灰色的船体在月光下驶向温州港。船头甲板上，围坐着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一年级小提琴专业的几个同学，这就是以后中华乐坛的风流人物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等。他们组建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其奋斗目标为，早日结束西洋作品一统小提琴乐章的历史。此刻，在去农村劳动的途中，他们商议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以响应院党委的号召。 　　

　　选什么题材好？同学们争论不休。最后集中在3个题材：1、全民皆兵；2、大炼钢铁；3、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音调基础上创作。船一靠码头，一封征求对以上题材意向的信，带着同学们的期盼，飞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 　　

　　在温州的一个乡村，何占豪这天刚收工回到农舍，门口突然出现系党支部书记刘品。他受院党委书记孟波的委托专程赶来。 　　

　　刘品传达的选题意向，使何占豪吃了一惊。孟波收到意向信后，毫不犹豫地在3个题材的“3”字打了一个“√”。一个“3”被一笔勾动，横了过来，变成了蝴蝶。神奇的蝴蝶就此进入了胚胎发育期。 　　

　　然而，何占豪和他的同学真正的选择是，搞一个全民皆兵或大炼钢铁的题材，第三者只是凑数。这是我们当时对文艺不适当的引导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把社会主义文艺的功能视作配合形势的新闻宣传。一大批仅满足于展现生活表象、直露政治倾向的作品，变成了宣传品。诚然，一切艺术都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并非都是艺术。鲁迅先生早就作过这样的提醒。 　　

　　幸好孟波是清醒的。如果他当时勾了前两者，也许就没有了今天的《梁祝》协奏曲，而前两个题材的作品多半会被历史“遗弃”。孟波之所以明智“选择”，绝非偶然。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滩当学徒时，就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晚上常到建国西路仁安坊7号冼星海住处求教。1936年，他任《大众歌声》编辑时传播优秀革命歌曲。他本是个音乐事业组织家，以后几十年，他都在文艺单位当领导，有着领导艺术创作的丰富经验。他之所以选择越剧《梁祝》这个题材，倒也并非是政治上先知先觉，当时就识破“浮夸风”，而是认为小提琴的性格，较为纤细、柔软，难以表现全民皆兵、大炼钢铁这样一类生活所需要的气势雄壮、轰轰烈烈的情景。越剧《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动人的爱情奏鸣曲，适宜小提琴性格化的体现。剧作提供的音乐素材非常优美，又有浓郁、醇美的民族风格。五十年代初，越剧《梁祝》被拍成电影，为海内外熟悉，容易引起社会共鸣。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何占豪在进音乐学院之前，在浙江的一个越剧团乐队任二胡演奏员，有一肚子的越剧音乐。只有让艺术家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才有可能写好。刘品把孟波的选材依据一一告诉何占豪，当说到最后一点时，何占豪竟来了个自我否定：“我肚子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 　

　　看着这位学生泄气的神态，刘品有点慌了。他对何占豪寄予很大的希望。在此之前的一次学校周末晚会上，何占豪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笛子曲《喜相逢》。在校园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用西洋乐器拉中国乐曲，是洋不洋、中不中，在糟蹋小提琴。刘品却欣喜地跑到何占豪宿舍，赞扬他“有志气”。准确地说，何这次演奏是失败的。笛子曲一般特点为节奏跳跃，这次演奏未经改编，只是一个从笛孔到弦线的简单“移位”，琴声自然很不悦耳。然而，就在这失败的演奏中，刘品看到了何迸发出的对民族文化的依恋与忠诚。他鼓励何占豪为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音乐大胆探索，这也是孟波在院党委会提出的奋斗目标。正是由于这位学院党委书记的感召，管弦系的初生牛犊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因为受到了系党支部书记的直接鼓励，何占豪一鼓作气把越剧《梁祝》中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几段唱腔音乐连接起来，用小提琴实验演奏。这首当时被称作“小《梁祝》”的乐曲，令一些到上海音乐学院参观访问的外国音乐家惊喜。应该说，何占豪进一步探索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乐，已有良好的实践基础。 　　

　　刘品原是总政歌舞团一位优秀的长笛演奏家，曾在上海音乐学院攻读本科。他从小参加革命，早年入党，还在学生时期就当党支部书记。尽管他比何占豪才年长1岁，却因长期的实践及组织工作锻炼，显得十分成熟。温州之行，显示了他与他的直接指挥者孟波所共有的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导能力。这正是现在不少艺术生产组织者十分短缺的基本功力。 　

　　人的积极性与实践创造能力，并不完全等同。那个年代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将两者划等号，酿成历史悲剧。何占豪毕竟只是小提琴专业一年级的学生，从未学过作曲。他虽有一肚子越剧音乐，但素材不等于作品，就像从布料到成衣，需要技术一样。对这一点，孟波十分清楚。 　　

　　孟波向副院长、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优选学生，把作曲系四年级的一位高才生介绍给孟波。他就是有“四只音乐眼睛”之称的陈钢。陈钢和何占豪，同院不同系的两个名字，就此“联姻”，与“蝴蝶”同时成对高飞。 　　

　　在孟波决定调用陈钢的时候，措辞激烈的批评意见传到了院党委。有人认为，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向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怎么可以让他参加？ 　　

　　在院党委会上，孟波明确表态：“老子不等于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不仅“识才”、“用才”，还敢“护才”。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当时多么需要这种政治上的信任与保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园里传出另一种非议：“《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么能把这种东西向国庆10周年献礼？” 　　

　　为了使两位学生的创作情绪不受影响，孟波主动找他们消除思想疑虑。《梁祝》虽是爱情故事，但宣传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我们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反封建的主题既然是进步的、革命的，就可以向国庆献礼。听了这番话，两位作者坚定了信念。 　　

　　然而，作为一所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孟波的职权范围毕竟只在校园之内；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作品，也不只是校内的“自娱自乐”。《梁祝》协奏曲要走向社会，首先上海这座城市能否接纳它？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孟波不能不有些担忧。 　　

　　《梁祝》协奏曲刚定稿，他就组织小提琴和钢琴两种乐器试奏一遍，然后把录音带直接送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那儿征求意见。石听完录音连说：“很好听！”孟波这才放心。他不是想邀功，而只求在上海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管理部门预领一张“通行证”，确保艺术家的劳动成果得以实现。 　　

　　诚然，《梁祝》在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时候，不仅顺利通过，且独领风骚，声誉鹊起。这是多么地幸运！然而，《梁祝》对于孟波来说，并不是一件幸事。有人认为，孟波组织《梁祝》创作，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告到中央，以致周恩来碰到孟波时，劈头一句话就是：“怎么？你在排斥西方的东西！”陈毅一次到上海视察经济工作，突然打电话给孟波，说要马上到音乐学院看节目，并指出，要全部西洋的。在看完演出之后，陈毅表示满意，在即兴发言中，他严肃地强调：“不能排斥西方优秀的艺术”，接着，他又补充道：“当然也不能没有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来自国家高层领导的责询，使孟波蒙受难以言喻的委屈。 　　

　　在大革文化命的时候，《梁祝》被指为宣扬封资修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制大毒草，毒害青年学生”的“反党分子”。因为他否定大炼钢铁作为小提琴协奏曲的选题，于是，又被戴上一顶“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到处挨斗，差点儿送命。风雨过后，梦醒时分，“彩蝶”又倔强、自由地展翅高飞。这位“总策划”为扶持一部经典之作，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引领攀登艺术峰巅的向导，自己要有为艺术牺牲的准备，才可能组织生产出具有创世纪意义的优秀作品。

　　这是一个火热得可以使人头昏脑胀的年代。一阵“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脚步，粗暴地践踏了科学。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园里，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的画像，都被打上了“×”。孟波严肃地指出：“不要这样做，只要不把他们当作偶像就可以了。”他还指出，要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音乐，首先要向优秀的古典作品学习、借鉴。在践踏科学的年代，给科学以最高的尊重，这就是《梁祝》协奏曲的成功之本。在何占豪与陈钢进入创作阶段，孟波和刘品分别发动院和管弦系的专家一起给予具体的艺术指导。

　　在这个关键时刻，丁善德教授当起实质上的“艺术总监”。1928年，上海国立音专建校时，丁善德与张曙、冼星海等同是首批学生。后来，他去了巴黎音乐学院深造，曾创作多部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交响乐作品。在接受指导创作《梁祝》的任务后，他对陈钢“单个教练”，逐一讲解各种奏鸣曲的曲式结构，并一次次地审读两位学生喷吐出的每一个乐段，提出修改意见。对于其他老师、专家的意见，丁教授帮助两个学生进行综合、梳理，取其精华。 　　

　　民乐系主任、著名国乐家卫仲乐教授，向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开设讲座，讲解民族乐器的各种演奏技巧，帮助学生们实现小提琴演奏的“洋为中用”。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演奏家赵志华，向何占豪介绍各种小提琴演奏技法，为他提供各种艺术示范。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演奏家陈又新教授，为小组同学边讲解边演奏各种小提琴协奏曲。 　　

　　当两位作者决定将二胡的指法写进协奏曲时，有人以为：“用两条弦演奏不能发挥小提琴功能”，还有人以为：“把二胡的滑指用到小提琴上去，是破坏小提琴的演奏法则”。有些责难来自个别专家，两位尚幼稚的学生犹豫了。刘品以系党支部书记的名义，组织全系的专家展开论证，为两位学生的艺术创造提供实践与理论依据。 　　

　　在交响乐中被称为“美丽的公主”的小提琴，有4条歌唱的琴弦，倘然以为所有的演奏都必须用4条弦，实际上是忽略了小提琴性能的多样化。韦尔汉根据巴赫咏叹调改编的“G弦上的咏叹调”，以及帕格尼尼的罗西尼主题的“摩西幻想曲”，都是在G弦单根弦上唱出动人的歌。现在将二胡的技巧移到小提琴的两根弦上，完全可以。 　　

　　小提琴的演奏方式，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十三世纪小提琴刚发明时，琴是放在胸口演奏的，只能拉第一把位。后来出现的新技法如跳弓、揉音等，一开始时都曾被视为“大逆不道”。事实上，各国民族风格的乐曲及演奏方法，为小提琴艺术的发展作出过不少贡献。因此，把中国民族风格的乐曲和演奏技巧用到小提琴上，非但不损害其传统，还能扩大其艺术表现力。 　　

　　两位学生吮吸着丰富的艺术养料，吐露出非凡的艺术才华。只有中国二胡琴弦上才有的滑指手法，终于首次出现在小提琴演奏上，使《梁祝》在表现满腔悲愤、痛苦欲绝的情感时，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还有中国越剧、京剧中常用的倒板、嚣板等，首次进入协奏曲，使《梁祝》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小提琴协奏曲在此实现了一次彻底的中华民族化。 　　

　　在1959年5月27日下午首演时，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全体同学都参加了演出。18岁的俞丽拿荣任小提琴独奏；并由此获得终身荣誉。乐队指挥是指挥系学生樊承武。

　　这是一个奇迹。这部“为中国创造民族化交响乐开拓一片绿野”的《梁祝》协奏曲，作者都是学生。而且，这两位学生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部经典之作从选材到创作，直至走上舞台的全过程。 　　

　　我们当然要向两位年轻的天才作曲家表示敬佩，我们当然也不能不向这两位青年人背后的那个高智商的母体——这个高等乐府的专家群体，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全身心的投入，使两个学生缩短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漫长路程；也使这部作品缩短了必要经历的生长周期。这是一个现代化大生产的艺术成果。“总策划”孟波，实际上是这个“大生产”的“总调度”。 　　

　　早在延安时期，孟波就任过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中央交响乐团指导员。在刘少奇任校长的鲁艺华中分校，孟波分管教务，兼任音乐系主任。建国后，他任过天津、广州市文化局长，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调到上海音乐学院之前，他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任秘书长。这些经历赋予他卓越的艺术统筹才干。

　　《梁祝》协奏曲的最初一稿，写了相爱、抗婚、投坟这几个段落。尾声是投坟之后第一主题“怀念”的再现。孟波在审读了初稿之后，把何占豪与陈钢叫到办公室。他否定了这样的结束处理。

　　“怀念是必要的，但给人压抑的感觉。音乐要传神。”孟波建议尾声增加一段“化蝶”：“这是对封建势力最强烈的反抗”。接着，他向两位学生讲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把两位学生引向更高的艺术境界。 　　

　　于是，《梁祝》有了现在富有浪漫色彩的“化蝶”，作品因此实现了ABA的曲式结构，作为交响乐的艺术形态，更显完整。要主要的意义，它使协奏曲的主题有了一个升华。评论家称“化蝶”为全曲“点睛之笔”、“灵魂所在”。 　　

    “点睛之笔”出自孟波，也非偶然。他不仅是音乐事业的组织家，也是个优秀的作曲家。他抗战年代作曲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六十年代初作曲的《高举革命大旗》等歌曲，都唱遍中华大地，并成为中国一段历史的代表作。出色的生产组织家，自己应该是专家。这样就能在关键时刻， “该出手时就出手”，给作品来个“点睛之笔”，使其达到理想的艺术高度。作为艺术事业的组织家，也只有这样，才能显现令他人信服并自觉追随的魅力。（原标题：《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的诞生）